毛泽东主席不仅是缔造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家，也是一位对民族传统文化了解颇深的文学家、史学家。毛主席曾对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进行过系统点评。有一次毛主席在谈及春秋时代的历史时曾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郑庄公这个人其实和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有些类似：后世对郑庄公和唐太宗的历史功绩都赞不绝口，然而对他们的个人私德却颇多非议。
郑庄公是郑武公和申侯的女儿武姜所生的长子。相传郑庄公出生时是难产，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其母武姜在睡梦中生下的。我们现在已无法判断哪种说法属实，我们只知道史料记载武姜并不喜欢自己这个大儿子。武姜一直宠爱郑庄公的弟弟叔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及其所要维护的老贵族们已不可避免走向了没落。这种没落其实是从人性开始的。按周礼的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为人父母者就该有为人父母的样子。
在那个医护技术极端落后的年代女性生孩子几乎就是鬼门关前走一遭，但因为难产就记恨孩子的母亲恐怕世间少有。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是源自天性，可武姜却在从小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的生活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独尊心态。谁让自己难受就要加倍报复回来，哪怕是自己的至亲也不行。郑武公看出自己的妻子并不喜欢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是索性给这孩子起了寤生这个名字。据说“寤生”就是难产的意思。
对此我想弱弱地问一句：生老大时难产就起名叫难产，生老二是顺产难道就叫顺产吗？当然郑武公和武姜并没给二儿子真取个名字叫顺产——他们的二儿子叫叔段。在寤生和弟弟叔段的成长期武姜天天跟郑武公吹枕头风。武姜一直坚持要废掉寤生的世子地位，改立叔段为继承人。郑武公却始终坚持默默看着寤生成长。他坚定不移维护着寤生的世子地位。也许有人认为郑武公是一位好父亲——毕竟他从来没抛弃放弃过这个不受母亲待见的孩子。
可换个角度想想叔段不也是郑武公的孩子吗？说到底维护寤生的世子地位是一种政治权衡。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希腊的雅典城邦正在搞民主选举：每任领袖任期一满就得由人民自由选举下任领袖，而在东方的华夏大地上却早早就建立了嫡长子世袭制度。根据这套制度不要说自由选举下任领袖，就算同属王室子弟只要母亲不是正室夫人或者哪怕出身晚了个把时辰就命中注定只能一辈子给哥哥当陪衬，自己的孩子接着给哥哥的孩子当陪衬。
这套制度对非嫡长子是不公平的，但却是简便有效的。西周时期凭借这套制度成功杜绝了王室子弟之间的内部争斗从而维护了华夏诸侯团结一致外御蛮夷的局面。郑武公为避免自己身后子孙为夺嫡而自相残杀无意改变这套制度。可惜愿望很丰满，现实却太骨感：非嫡长子们已被维护嫡长子世袭制的周礼压抑了几百年了，现在终于熬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谁还愿意继续隐忍下去。
兄弟之情在政治权力面前有太多的人根本不会太当回事。与之类似的故事日后会在华夏皇族子弟中一再上演。郑武公坚持把君位传给了寤生。这就是日后的郑庄公。庄公即位后武姜就替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那么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叔段京邑，庄公答应让叔段住在京邑，从此叔段就被称为京城太叔。
大夫祭仲得知此事后对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方丈长，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非法制所许。这恐怕对您有所不利”。庄公说：“母亲想要这样，我怎能躲开这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太后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旦滋长蔓延就难办了”。
郑庄公回复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不久以后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背叛归为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待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
这时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虽然扩大了，他也会垮台的”。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公叔段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庄公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段逃到共国。
后世史书在评价此事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郑庄公就是一个隐忍着母亲和弟弟的老好人，而叔段则是蓄谋已久居心不良。对此我只能说写史书的人要么智商不在线，要么以为读者智商不在线。其实郑庄公哪是什么老好人，他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国际政治学界有一种说法“一个优秀的政客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这话用在郑庄公身上再贴切不过。他用整整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母亲和弟弟面前唯唯诺诺的老好人。
郑庄公不仅成功瞒过了母亲和弟弟从而使他们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心向郑庄公的祭仲和公子吕都没能看穿这位主子的真实用心。实际上郑庄公早就在叔段身边安插好自己的眼线，以致于他对叔段的一举一动全都了如指掌。当叔段举兵时这些特工人员立刻煽动京邑人民背叛叔段。要知道在当时的分封体制下京邑人民长期听命于叔段，在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郑庄公这个国君的存在。如果没人发动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对叔段的。
其实郑庄公早就看自己的弟弟不爽了，但却一直扮演着一个好哥哥的形象。当叔段当真傻乎乎地举兵造反后他就像一只玩弄够了老鼠的猫一样一拉尾巴就准备开吃。叔段在京邑扩军备战都是公开进行的，而郑庄公的布局却是悄悄展开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玩阳谋的叔段和玩阴谋的郑庄公过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郑庄公在处理叔段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谋略的确是炉火纯青。
不过这也使郑庄公在个人私德上受到一定的非议。孔子在编撰《春秋》的时候以十分隐晦的方式表明了态度：叔段犯上作乱固然不对，但郑庄公也有不教而诛的嫌疑。郑庄公其实一直是在“养鱼”：在不断纵容的过程中一步步把弟弟往作死的路上推从而为自己名正言顺清除竞争对手创造了条件。当然郑庄公如此不择手段玩弄阴谋诡计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在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不得不如此。
郑庄公其实一直在演戏迷惑自己的对手。郑庄公的政治秀并没随着叔段的被驱逐而终结。赶走了叔段的郑庄公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见面！”过了些时候有个叫颍考叔的官吏听说这件事就把贡品献给郑庄公。郑庄公设宴款待颍考叔。颍考叔在吃饭时把肉留着。郑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颍考叔答道：“小人有个老娘。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
郑庄公听他这么说就感叹道：“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自己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担心的！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泉水从地道中相见，那么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也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
《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对此事记载道：此后母子和好如初。这可真够恶心缺德的。本来关系就不好还要怎么和好如初？所谓和好如初不过是由公然对立变回到以前的面和心不合。说白了这又是郑庄公的一次政治秀：此时虽已进入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周礼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身为一国之君公然软禁母亲这种事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现成政治把柄。为了给郑庄公一个台阶下颍考叔就帮着郑庄公演了这出黄泉见母的大戏。
在和弟弟过招的过程中郑庄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国内斗争策略，而郑庄公的国际斗争策略则体现在他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过招上。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除了是郑国君主之外还担任着周王室的卿士一职。郑庄公在继承郑国君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这个卿士的官职。此时的周王室还不像后来那样毫无存在感。被诸侯拥立上位的周平王虽迫于形势不得不分权于诸侯，但始终想有朝一日恢复自己身为天下共主的权威。
郑庄公继位之初周平王见他立足未稳，加之又有叔段在一旁虎视眈眈，所以就打算任命虢公为卿士以牵制郑庄公。周平王此举实际上就是要削弱郑国的权力、恢复王室的权威。一开始郑庄公忙于在国内应对叔段的威胁，所以对周平王此举只好选择默认。等到郑庄公挫败叔段的谋反行动后就开始怨恨起周平王来了。周平王为了打消郑庄公的顾虑提出与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
此前只有诸侯国君之间的交往才会互换人质，而周天子只会要求诸侯上交人质。如今天子公然与诸侯互换人质无异于昭告天下周王室已沦落到和诸侯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可在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准备让虢公掌政。公元前720年四月郑国的祭足率军收割了温邑的麦子，秋季又收割了成周的稻谷。从此周王室和郑国日益对立起来。郑庄公才不管周天子打算让谁掌政。他始终坚持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郑庄公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后已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因此丧失了往日的实力和威望。人们心中的信仰由周朝的礼乐制度变成了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此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使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才行。郑庄公鉴于这样的情况决定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