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间，李自成建立了襄阳政权，三月间就杀掉了罗汝才、贺一龙，五月间又消灭了小袁营，擒斩其头领袁时中，从而清除了称王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平寇志》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自成伪号新顺王”。“王”比“大元帅”又进了一步，与“帝”仅差一级。所谓“顺”，似指顺应天意，日后建国号为“大顺”也是这层意思。

彼时，已脱胎换骨的李自成对明朝宗室贵戚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再格杀勿论，而是区别对待。对那些顽抗到底的朱明宗亲，破城后若抓到则必杀，对那些投降的则予以宽宥，不打不杀不辱，有的还被封以大顺王爵。据《绥寇纪略》、《平寇志》等文献记载，李自成封崇王朱由樻为襄阳伯，邵陵王朱在城、保宁王朱绍圯、肃宁王朱述授都在归降后被新顺王李自成授予伯爵尊衔。这时的李自成，似乎在竭力洗掉身上的“流寇”印迹，为人行事隐隐已有王者气象。

李鸿基

上述事例说明，李自成比以往更重视策略的运用。那些明朝宗室被他授予伯爵就是明证。他用这种信号向明朝官员们告知，只要放弃抵抗，缴械投降，就会受到优待、礼遇和妥善的安排。这一策略的确收到实效。

李自成襄阳建制后自称新顺王，其政权设置也日趋完备，牛金星等人建议他开科取士，招徕一些文士，以充实他的政府机构，同时提高新顺政权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令他意外的是，许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正统忠君思想的熏陶，注重气节，仍视他为贼，被录取后宁肯自杀也不愿效忠“伪逆”。但还是有一批明朝失意文人被李自成网罗到自己身边。草莽英雄李自成之所以忽然对知识分子重视起来，也是为他日后正式登基称帝做准备。

襄阳建制后，李自成也更加重视军队纪律的建设。他下令征召15岁到40岁的青壮年为兵，使其队伍迅速壮大。他严申军令，规定行军作战时，所有军士不得私藏金银，缴获一律归公；途经城镇时，不得擅自借宿百姓家中；除了自己的妻子外，所有将士一律不得掳掠、携带民间妇女同行；每个骑兵配备3匹马，轮流换乘，一马疲累则换骑另一匹。临阵攻战时，数万骑兵整齐列为3排，名曰“三堵墙”。如果第一排不支溃退，后排则将溃逃之骑士截杀。这样做就是逼参战将士直进不退，战死方休。如果久战不胜，与敌形成僵持之态，骑兵可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待敌进入伏击圈后，步卒持长枪迎击，骑兵也返身再杀入敌群，这一战法常能大获全胜。谈迁的《国榷》在描写汝州之战中对李自成军队的装束是有描述的：“贼前锋号三堵墙，其队红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纫重布为甲，刃矢挥击不得入，敢战骤与，遇遂接刃，我军却陷泥淖中杀伤三四千。”《明史》记载：“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鹿樵纪闻》说：“既入险，贼坚垒相持，官军不得战，值霖雨，饷道阻绝，传庭还兵就饷，乃悉精骑乘其后，及于当阳。贼前锋名三堵墙，一红一白一黑，望如云锦，官军方饥疲，见之皆股栗，丁壮推车者，脱鞔络先奔，师复大败。”《石匮书后集》也谈到：“贼前锋名三堵墙：一红、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来薄；官军接战，陷贼伏中。贼乘之，官军大败，陷泥淖，死者数千人。”

其实说白了，就是骑兵分三部分，分批次进攻，如果骑兵不胜，步兵继续上前攻杀，在《明史・孙传庭传》中有关汝州之战的描述之中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五重阵：“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在这里步兵却排到了马兵的前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大顺军所谓的三堵墙和五重阵其实就是一种东西，但在《明史》的编纂过程中，原先的历史的记载发生了人为的变化和扭曲，或者说原先的资料就是五花八门。第二种，五重阵是三堵墙的变体，这是李自成最后孤注一掷所摆出的一个阵型，用大量的人力去消耗孙传庭的部队，当孙传庭的部队突击到大顺骁骑这一道防线的时候，孙部便由于作战的损耗，大雨以及缺粮发生了混乱，孙传庭最终战败。

围攻城邑时，如守军发起抵抗，献城归降，则不杀一人；守军若抵抗一日，破城后则杀十分之三；如固守两日，破城后则杀十分之七；如坚守三日，或负隅顽抗，抵死不降者，破城后即“尽屠之”。在城池即将被攻破时，由步兵把城四周团团包围，骑兵则往来穿梭，巡逻稽查。城池被攻陷后，守军被剿洗殆尽，城中居民若协助守御，往往也被殃及，惨遭杀戮抢掠。对各营所获战利品，一律充公，随后再按官职、战功分得数量不等的赏赐。李自成规定：掳得马匹、驴骡者获上赏，得火器、弓弩者为二等赏，得金银帛币又次之，得铸宝玉器为最下等。由赏格可见，征战半生的李自成最看重的是那些对打仗有用的东西。

李自成这种攻战策略还是十分奏效的。在日后的攻城拔寨中，明军守城官兵若自度不敌，多数就干脆献城出降，免得农军破城后血洗屠城。这也是李自成日后能屡挫曾经强大的明军，能够顺利进军的要素之一。

整饬完军队后，李自成以襄京为大本营，派兵攻掠各地，经过几个月的征战，湖广北部除那块难啃的硬骨头郧阳外，已经大部被攻占。下一步如何开展军事行动，李自成召集众谋士集会商议。左辅（相当于左丞相）牛金星提议，应该从河南北部攻取河北，直捣明都北京。谋士杨永裕认为，应该挥军南下直扑南京，先占领明朝陪都，断绝运河漕运，使京师的粮道无法畅通。李自成最早的谋士、从事顾君恩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之地，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完全无失。”

李自成仔细比较，认为顾君恩的建议最为可取，于是便采纳其策，决定马上进军陕西，先底定关中，以建立自己的基业。平定关中后，再由陕北渡黄河进入山西，直捣京师，彻底推翻朱明王朝便指日可待了。

李鸿基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已经溢于言表。他在襄阳先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不久又称“新顺王”，并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确定了很明确的行动计划，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摧垮大明由自己取而代之，当天下的新主人。

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挥师攻占北京后，果然登基称帝，建立了大顺政权，亦称大顺朝。虽然这个新生政权在京师仅仅存在了42天便匆匆撤离，未能巩固下来，但这又当别论，只是李自成此时已经具有了浓厚中华特色的帝王思想，这一点毋庸否定。

帝王思想就是皇权主义。李自成初起时只是为了寻找生路，因此初期的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随着其力量日益壮大，其野心也随之膨胀，最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李自成刚举兵造反时看不到任何要推翻朱明由自己当皇帝的迹象，只是为了混饭吃活命而已，后来随着其自身力量的迅猛增长，这种帝王思想就越来越明显了，以致最后正式称王称帝。中国的历史往往惊人相似，数千年循环往复，以致很难走出“李自成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