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刘邦在关中定都后，又遇到一大难题。因经战火摧残，关中地区受到大肆破坏，“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与关中不同，山东（崤山以东）一带虽经历战争，但受损没能关中大，且“汉初中央直属地区的户数约97万，口数约456万。而王国所辖户数约181万，口数约850万”。

刘邦直辖的区域不仅人少，还比较穷。“主弱枝强”的情况下，刘邦便想迁移些“人”进关中，充实关中实力，但刘邦仍记得秦朝就是强行“迁民派役”，惹得匹夫一怒，秦朝直接完了。

刘邦正发愁间，手下谋士娄敬献上高策——匹夫惹不起，咱可以惹有钱人。

“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

刘邦眼前一亮。

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

刘邦这次移民不仅仅局限于齐楚二国的贵族，还包括了燕、赵、韩、魏的后裔、豪杰名家等，此次移民不仅可以充实关中，还最大可能抑制了地方势力，起到稳定汉朝政权的目的。

随后，刘邦又借助修建长陵建立长陵邑“奉天子陵邑”为契机，将后来迁入关中的民众安置到长陵邑，这就是西汉的“徒陵制度”。迁来的人多了，就形成以长安为首的众多“卫星城”，这些人口众多的“陵”已具备县级人口规模，就需要“县”来治理，所以又称“陵邑”。

西汉的“徒陵制度”自汉高祖起，到汉元帝止，七代帝王约一百五十年时间。每代皇帝均会迁大批豪强来建皇帝陵，这就相当于每隔几十年汉朝便对地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抑制豪绅的同时，也解决平民失地的风险。

所以陵邑制度是西汉农民起义少的核心原因，可就是如此好的“政策”却被汉元帝废除了。

西汉二百一十年的时间，有十三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少帝刘恭、汉少帝刘弘、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废帝刘贺、汉宣帝刘询、汉元帝刘奭、汉成帝刘骜、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汉孺子刘婴。

除了汉废帝刘贺和汉孺子刘婴之外，其余十一位帝皇都有属于自己的陵墓。这十一位皇帝，进行过大规模“徒陵制度”的帝王陵墓有六座，分别是，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汉宣帝刘询的社陵。

自刘邦推行徒陵政策尝到好处后，便将这一举措用国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

西汉自汉元帝前的各个皇帝也忠实行使徒陵措施，当然西汉皇帝并不像秦朝那般粗暴，在执行“徒陵”上还是有政策优待。

比如汉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汉高祖以武力为威慑，但仍给六国贵族以出路，到关中就分田宅。

文献载，被迁徙到帝陵的关东六国后裔，很快失去了其旧有的势力，“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迁徙民众“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 ，可见豪族被强行迁徙后的生活并不都是顺心如意，他们只能带走所有的动产，而作为财力主体的房产和土地却无法被带走，重新收归郡县或诸侯所有。

汉惠帝的安陵则比较特殊，因为具体决定徒安陵的是吕后。

吕后比较宠这个儿子，所以迁陵的人不是贵族，而是艺人——“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

汉文帝的霸陵史书未记载霸陵邑迁徙对象是否是豪强，这可能与文帝是功臣集团所立有关。

景帝的阳陵，景帝五年 (前152年 )筑陵更名，是年夏 ，“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景帝打赢七国之乱，实质取得对关东管辖权的汉景帝。但景帝实行的是“募”，即花钱招募，而“徒”是强制性的。

汉武帝的茂陵则更强势。

建元二年(前 139年 )筑陵置邑，三年 ，“赐徙茂陵者产钱二十万 ，田二顷”。元朔二年 (前127年 )夏 ，“又徙郡国吏民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太始元年 (前96年 )，“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

汉武帝总共迁了三次，而且是强制性的，其徒陵也是有标准的，“郡国吏民豪杰及訾三百万”，地方有权的与有钱的。

汉昭帝的平陵，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

平陵徒陵是汉宣帝办的，其标准下降到“訾百万”，大概是巨富被汉武帝霍霍的不多了。

宣帝的杜陵，宣帝元康元年 (前65年 )“以杜东原山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 、将军、列侯 、吏二千石 、訾百万者杜陵。”

汉宣帝徒陵的标准是“丞相 、将军、列侯 、吏二千石 、訾百万者”，这里指的是二千石官员的后代，外加“訾百万”全徒杜陵。

以上是西汉全部的徒陵记录。

那么为什么到汉元帝时，徒陵就停止了？

简单地说就是“尾大不掉”了，汉宣帝元康元年 (前65年)的徒陵标准是“丞相 、将军、列侯 、吏二千石 、訾百万者杜陵”，其中丞相、将军与列侯这三类全不是地方所拥有的，他们全都在朝廷，或者说是汉中的本地人。

比如杜周与杜延年父子，因父子俩的官秩要求在汉武帝时期先迁徙到茂陵邑，后又在汉宣帝时期迁徙到杜陵邑，“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韦贤与韦延年父子，韦贤是汉昭帝朝的丞相，昭帝时期迁徙到平陵，而韦延年是汉宣帝朝的丞相，因而韦氏家族在宣帝时期又进行了一次陵邑迁徙。“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建昭三年薨，谥曰共侯。初，贤以昭帝时徙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上许焉。

张孺与张敞父子，张孺在汉武帝时期官至太守而迁徙到茂陵邑，张敞在汉宣帝时期官至京兆尹而迁徙到杜陵邑，“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也。祖父孺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

还有张汤家族，张汤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父亲的职权成为长安官吏，后得周阳侯田胜推荐“调茂陵尉，治方中”，深受武帝重用。张汤死后，其子张安世也深受皇恩，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都担任过高官，因此张汤家族三次徙陵，“张汤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三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

所以汉宣帝（霍光主持）的这次“徒陵”实质上并没启到抑制豪强的作用，相反因随陵可能提高豪族政治地位与实质地位，甚至损害皇帝的利益。

如图，西汉的帝陵一般在渭河北岸，只有少数几个陵邑在南岸，而且是很远的南岸。

为什么如此，这就涉及帝王家的私人后院——上林苑。

上林苑

上林苑很大，功能很全，而且很富，又只属于皇帝的私人金库。

“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

里面在籍的奴仆有三万人，马匹三十万，另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纺织业，种植业等等，皇帝的大部分财富均来源于上林苑。

汉武帝时期，甚至给了上林苑铸币的权力——“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

也因为上林苑如此富，汉武帝大幅扩大上林苑范围的同时，并设置单独的水衡都尉一职来替皇帝掌管上林苑，以及其他关中苑囿。

当时汉朝管钱的官职有三个，分别是大司农，少府，与水衡都尉。

大司农，掌管国库，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少府管皇帝的小金库，因上林苑太富，所以从少府中分出水衡都尉管上林苑，在汉元帝时，三者的钱分别是“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都内钱40亿，就是国库的钱，皇帝私人的钱有43亿，其中上林苑产出25亿。

上林苑如此肥肉，惹得众多人眼红，且上林苑最肥的地方是渭水南岸，这也是帝陵多在北岸的原因，如若设在南岸，也是在远离南岸的地点。

西汉的徒陵制度在汉元帝时，因迁来的人口太多，再加上繁衍生息，人口暴涨，北岸已经拥挤不堪，大家都想去南岸，而且只要皇帝徒陵，这些盘根错节的即得利益就会想方设法的安排在南岸，如果不是南岸，大概率就会推行不下去。

汉成帝上台时，曾建昌陵，即靠近霸陵的地方，距离南岸过远，再加上此地的人口本来就很多——“夏，徒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然后经过一系列斗争，汉成帝的徒陵仍然没有成功，其本人还暴毙于未央宫中，安葬于延陵。

说到底，汉朝试图将全国的土地矛盾转移到关中，试图以皇帝的权威与经济实力掌控一切，结果被徒陵者不知不觉渗透进朝廷之中，实力越来越大，其利益关系遍布全国。当皇帝再想一次徒陵时，发现这属纯割自己的肉去壮大对方；但如若强行割对方的肉，却发现对方已强大到不是任意摆布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