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曲制”是西汉时期的军队建制，《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到：“将军不常置……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大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后部曲连用，泛指部属或士卒，相当于现代军事组织中的“营连”。

东汉初期，光武帝“度田”失败，即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

结果豪族势力过大，“度田”失败，整个东汉阶层只得默认豪族的“私田，私军”模式，这种情况延续到东汉末年。

“佃”的本意通“田”，即“耕作”的意思，后农民向地主或官府租种土地也称为“佃”，“客”指寄居或迁居外地的人，“佃客”即为从事租种土地的“客”。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吸引人才，纷纷养“客”，“客”的地位颇高。进入汉朝后地主阶级力量得到巩固和稳定，客在地主阶级斗争间的夹缝中生存壮大的优势丧失，所以客逐步丧失自由而变成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客。

比如东汉儒学大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家里贫困就在地主家做佃客，赚“钱”养家。再如《三国志》中的“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有“僮客”万人。

这种“农户”动不动就去当“地主”家“长工”的现象，称为“佃户（客）”制，这种现象大量出现与当时的“战争”特别是“税收”有关。

古代的税收有二种；其一是以“人口”为基础收税；其二是以“田地”为基础收税。朝廷想要以“人口”或者“耕地”为基础，进行征税，其前提之一就是必须知道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即“编户齐民”的基础上进行。

但秦朝因暴力执行“编户齐民”而灭亡，西汉吸取教训，在赋税上征收得很松，如“田税”是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但最重要的“人头税”却极重，比如卫青为逃避“人头税”，主动投身大户人家，当奴役。

这种投身高门大户逃避“税役”的做法，战国时期就有，《韩非子·诡使》谓：“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大户朝中有人，可以逃税避役，也乐于收留这种“人员”。地方大户收留人口成千上万后，即成为地方豪族，为保卫财富，地方豪族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光是防朝廷，也防强盗还有流民。

后光武帝想通过“度田”一并解决地方豪族的经济基础，也因豪族势大而失败。

如开头所言“部曲制”自诞生之初是一种国家军事制度，部与曲在当时是军队的两个编制，之后人们逐渐将其连在一起称 “部曲”来代替军队的某个编制，当时的“部曲”与地主豪强没什么关系。

东汉后期至三国并立，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被割据一方的豪强打破，国家军事制度中的“部曲”逐渐走向私有化，成为某一将领或者家族的私人军队。

东汉末年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类型部曲制；其一，此种类型部曲制，以宗族为核心，杂糅附从宾客、乡党以及流民，筑坞自保称霸一方。

如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许褚聚的是“少年”及“宗族”，这里的“少年”不是指年龄，用地痞流氓形容比较好。

第二种为“宗贼部党”，主要是一些平民，为躲避战乱或拒服租税徭役而逃入山林之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部曲。

第三种为寒族侠士招募的义从，如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

这种部曲制，家族化特征十分明显。

比如曹操手下将军李典，“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听，遂杀乾。太祖使乾子整将乾兵，……整卒，典徙颍阴令，为中郎将，将整军。”

李典从父李乾聚合“宾客数千”，先从曹操，李乾死后，其部由地乾之子李整统帅，李整死后，才由李典统帅。

总之，“部曲制”是在独特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与土地和家族乡党相结合的兵制，它既是战斗组织，又是生产组织。

到三国时期，魏蜀吴对“部曲制”，也就是将领的“私兵”问题，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先是曹魏，曹操很早就意识以“部曲制”的根本原因。曹操早期没有时间解决，还是默认了将领私兵的情况，比如臧霸等。后期则采用“屯田制”，将流民等吸引过来。当然，曹操敢屯田的前提原因是曹魏集团中，曹氏夏侯氏控制大部分兵力，其它将领势力太弱。

蜀汉先前也是默认部曲制，结果刘备和曹操在汉中对峙时期，益州的豪族马秦与高胜起兵反对刘备的统治，拥兵数万人。诸葛亮时期，对益州之外的土著大多是攘和为主，打下他们还是要靠他们治理，至于益州豪族，则是以打压为主。

东吴最特殊，由于东吴是外来势力，对本地豪族基本上是优待与拉拢。

具体措施有——授兵、奉邑、复客。

授兵，又称给兵，一般授于武将二千人。如程普，“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

奉邑是随授兵所划的提供军赋食邑的地区。即给将领某一片区，此片区的税收就是军队的军费，引片区往往是由该将领担任太守，如周瑜担任南郡太守时，他拥有刘阳、下隽、州陵、汉昌四县奉邑。

复客，是国家赐予兵主的私家佃客，他们对国家不出租役，只对兵主负责，属于兵主有私家势力。

一般情况下，授兵与奉邑，国家有权收回。复客则属于私家势力，不随授兵奉邑易主而转移。

在这三条政策下，东吴的军队私有化明显，兵主的军队基本上只有兵主的族人能接收，其它人不能，即使是吴主孙权也不行。

以鲁肃代周瑜为例，“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馀人，奉邑四县，皆属焉。”鲁肃接收了周瑜的兵，又收了周瑜的四座奉邑，这应该是东吴的“授兵”与“奉邑”，至于周瑜的私兵，则由周家人接收，如周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

周瑜鲁肃还不是本地土著，孙权防范的不深。作为东吴土著豪族的陆家，则不一样，如陆逊死后，其子陆抗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陆抗卒，其子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抗兵。

这种本地豪族私兵化过深的情况，使孙权很不安，所以孙权晚年不断的打压本土豪族。

部典制与佃客制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问题，“部曲”私有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最核心原因是豪族的“佃客制”，地方豪族以塞族为骨干，聚集地区流民，形成一股较大的势力，为保护家族财产，势必从“佃客”中诞生一支武装力量，这支力量或农或战，且只在家族之间传承，最直接的就是父子之间传承，旁人不能干预。

要彻底解决私兵，核心方案还是社会资源分配上，要减弱农民的人身依附，使农民与土地直接对接朝廷，这就是隋唐时期的“均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