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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经历由盛转衰，泱泱大国轰然倒下，令人唏嘘。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从此开始了觉醒之路。在这过程中，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三位清朝大臣被称为“晚清三巨头”。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没有停止对清朝的侵略。那时清政府无奈之下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往后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的内容从割地赔款到开放通商口岸，实质上也是对中国侵略程度的一步步加深。

西方列强的残忍与贪婪嘴脸令人憎恶，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更让人愤怒，清朝皇帝和满朝文武官员向来自诩天朝上国，然而实际上都是一群只会之乎者也的士大夫。侵略者端着洋枪洋炮打到了家门，清政府只能端着大刀落荒而逃。

左宗棠作为晚清大臣，虽然也曾受命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但面对西方列强，他一直是“主战派”。同样是“晚清三巨头”之一的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自曾国藩幕府，两人后来在朝廷中也几乎平起平坐。

但左宗棠和李鸿章关系并不好，尤其在晚年，经常因为观念不同大吵一架。与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是“主和派”，所以在要不要签订合约，要不要投降等问题上经常产生争执。

左宗棠与李鸿章确实三观不同。李鸿章与封建时期大部分官员一样，目标就在升官发财，于是学八股文，中进士，甚至以翰林的身份带兵打仗，就算被同僚们嘲讽也无所谓。而左宗棠则与和李鸿章一样的封建官僚们有所不同。

左宗棠早期与林则徐、魏源等先进之士来往甚密，后期又在书本中学到经世致用的思想。所以他一直认为，为官就要为百姓、为国家做实事。从后期他的所作所为也可以看出，左宗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传统士大夫的封建思想，一直坚持经世致用四个字。

左宗棠大约是朝廷中为数不多的位居高位仍立志为国家真正做些事情的官员，是为数不多主张坚持和西方列强抗争到底的官员。为数不多也就意味着孤立无援，他一个人的力量到底过于弱小，反而是吃力不讨好，使自己在朝廷中树敌不少，甚至后期得罪了掌权的慈禧，以至于晚年处境悲凉。

1864年，天京陷落，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在那之后正处于西北内地的左宗棠被授予了钦差大臣的头衔，这也是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的第二年。因为身处西北内地，不远处就是沙俄以及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所以他和外国人有大量接触，也对洋人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主战”思想。

也就是在1864年清政府正在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忽视了防范外敌。浩罕汗国匪首阿古柏带领军队侵入新疆。贪婪的沙皇俄国于1871年7月趁火打劫，想要侵占我国新疆伊犁。面对俄国趁火打劫肆无忌惮侵占我国国土的行为，清朝政府的官员竟然吵成一片，分成了两大阵营。

这是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所谓“海防”就是主张将全部的军费都用于对抗日本的海上军事防范中，此观念的代表人物就是和左宗棠地位相似却观念不同的李鸿章，李鸿章主张放弃北疆的防御，以节省军费。

而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则是“塞防”观念的代表任务，他坚持认为绝对不能放弃北疆的防御，他认为“塞防”此时比“海防”更加重要，主张尽全力收复新疆。至于海上防御，王文韶认为应该尽量避免在海上与日本形成正面冲突。

左宗棠作为当时的总督，虽然认为“海防”和“塞防”二者都十分重要，但也清楚此时此刻更加危急的还是北疆的防御。他清楚认识到，想要拼尽全力在海上与日本进行决战，在那之前必须尽快收复新疆失地。

“自撤藩篱，我退一步，则敌寇便会得寸进尺。”

左宗棠在上书皇帝时情真意切写下这句话，饱含对民族危亡的担忧。前面也提到，左宗棠在西北内陆任职时，由于临近沙俄，接触到了大量外国人，他了解沙俄的野心和贪婪。

从以前的历史事件中也不难推测出，此时的清政府只要再软弱一次，沙俄必定得寸进尺，以后趁火打劫，蚕食我国的领土的事将会发生得更加频繁。在左宗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下，清政府决定先收复新疆。

清政府下令让左宗棠管理此次收复新疆行动的所有事务。1876年4月，左宗棠率领军队2万多名将士出发，一路向西，直逼新疆。他英勇善战，带头冲锋陷阵，整个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十足，转战数千里，最后将敌军全部歼灭。

可惜事情并没有像左宗棠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匪首阿古柏在左宗棠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失去希望甚至服毒自尽，当时离收复新疆全部失地就差一步之遥。就在左宗棠铆足了劲，准备尽全力收复被沙俄占据的伊犁时，清朝政府突然下令召集他立刻回京述职。

皇上一纸召书，左宗棠不得不回。“壮志未酬，此乃天意！”，离开新疆前他仰天长叹。就在意气风发之时，正要大获全胜却功亏一篑，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西征之前的左宗棠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出发前也早已经两鬓斑白，为了国家和理想他还是义不容辞，却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息。

收拾好悲伤的情绪后，左宗棠踏上了回京的道路。他深知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毕竟自己也已经年迈，就盘算着在京城买下一栋房子供自己和家人安身。左宗棠在给友人写信时提到，想把家人儿孙都接到京城来一起居住，长期在内陆边疆驻扎，年老了不禁更加渴求一家人团圆的生活。

左宗棠强调，这宅子不用有多豪华，也不用有多大，只要能住下一家人就行。可谁能想到，堂堂朝廷一级大臣，曾和李鸿章平起平坐，面对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时却犯了难。

此时的左宗棠只有三万两积蓄，但还要用来还老家的债款，要补贴军用，回京路途遥远，更需要很多银两。这样下来，最后几乎没有余钱，在京城买个宅子的愿望竟然无法实现。

反观李鸿章，不仅在京城有多处豪宅，在天津等地也有为后世购下房产，里面古董珍宝数不胜数。这也佐证了前文提到的，左宗棠和李鸿章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三观不同，志向不同。李鸿章只想升官发财，左宗棠却花了大把时光西征，立志收复新疆，到老了志向破灭，甚至一穷二白连房子都没不起。

长途奔波好不容易回到京城，进宫门准备述职的左宗棠竟被看门的太监拦住，要求交纳一笔银子。明知左宗棠刚从边疆回来还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是有意刁难。左宗棠无奈，最后还是恭亲王奕欣来替他付了银两解围。

慈禧太后掌权，她本身就甘愿让清政府做“洋人的朝廷”，慈禧太后只顾自己享乐，不愿抵抗。比起西方列强她更想铲除左宗棠这样妨碍她享乐，一心和洋人抵抗的“主战派”。朝廷中顽固的官员们也大多不愿从美梦中醒来正视现实，以李鸿章为首的所谓的“主和派”居多，对左宗棠百般刁难。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左宗棠回京时，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两宫一起垂帘听政。与慈禧太后不同，慈安对左宗棠的坚持作出了褒奖。慈安太后得知左宗棠常年处于西北大风沙的环境，眼睛患有疾病，还特地赏赐了左宗棠一副墨镜。

不久后慈安太后突然去世，宫中对外宣称太后是因为久病缠身。可左宗棠实在无法理解，不久前才见到慈安太后，身体看起来十分健康，怎会突然去世？他怀疑这其中一定有阴谋，但也不敢声张，免得祸从口出。

左宗棠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好事的小人将左宗棠的猜忌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本就不喜欢左宗棠，于是借题发挥找了个借口将左宗棠罢官，发配到地方。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去世。这一年是他从新疆回来的第四年，是他人生的第七十四岁。几个月前左宗棠病重，也许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又对国家和朝廷有着太多牵挂，他在病榻写下两张奏折，也是他的临终遗折。

这第一张奏折是关于海防。他请求朝廷专门设立海防大臣，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海上防御需要人时满朝文武大臣互相推诿的情况。这第二张奏折则更加关键，也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请求朝廷把原来的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后来清政府采纳了他的遗折，在台湾设省的同时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回望左宗棠这一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历经坎坷。他1812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家父靠种地和教书为生。家里日子过得窘迫，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左宗棠热爱学习，从六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学习八股文。

15岁那年，左宗棠参加县试，一举夺得榜首，第二年成功通过复试成为一名秀才。当上举人的那年左宗棠只有20岁，比李鸿章当选举人的年纪还要小一岁。

因为家里穷，祖上三代都没能在朝廷得到一官半职，左宗棠年轻时直接入赘妻子家，靠妻子一家的接济度日。

成为举人后，左宗棠才开始从苦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中抬起头来，得到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看看其他书籍。也就是在这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一本《海国图志》激发了他对世界地理的兴趣，也为他后来守卫边疆打下了基础。

而他一直贯彻的经世致用思想也是在这期间阅读书籍获得的启示，熟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后，被他倡导的思想所触动，这也奠定了他这一生的思想基础和做事准则以及一生的抱负与志向。

每一个时代的人有他该做的事，作为晚清大臣，在时代背景的局限中即使在生命最后关头仍然关心国家命运也无法挽回。但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左宗棠已经尽到了该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