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上名医辈出，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派如林。
明代王纶在《名医杂著·医论》中提出医学流派有外感（张仲景）、内伤（李杲）、热病（刘完素）、杂病（朱震亨） 四大学派，以致后世总结成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此后，任应秋又将中医学术流派划分为河间、伤寒、易水、攻邪、丹溪、温补、温病等学派。
清末，在我国西南邛州固驿镇又出现了一位震古烁今的医家，享誉巴蜀，他就是火神派的一代宗师和开山鼻祖——郑钦安，其认证用方，专在阴阳上下功夫，尤以善用干姜附子，单刀直入、拨乱反正著称，惊世骇俗，创立了火神一派。此派人才辈出，如祝味菊、吴佩衡等，不断地发扬光大，历百余年而不衰。
既然“火神派”源于云、贵、川，那就不能不谈到一位重要的川籍名医蒲辅周。蒲氏系名医世家出身，以擅治疑难杂症、疗效卓著而誉满全国。有人以蒲氏亦擅用附片，而且是川籍，就将其归于火神派或扶阳派，实际上是对他的贬低。
蒲辅周先生是近现代著名中医学家，学术上博采众长，对伤寒、温病、温疫等各家学说都有精深研究，并将其融会贯通于临床实践。
从正治法到救逆法，蒲氏融会伤寒与温病两法于一炉，治病是真正的不偏不倚，全凭临证所需，辨证施治，无不应手取效。即所谓“熔寒温于一炉，会百家于一流。”
邢斌氏说，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杂家”，不为一法所囿，蒲氏确实已经达到了这种至上的境界。
闭门读书三年蒲老出生于三代医学世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均精通医道。他15岁起随祖父临床侍诊，18岁便悬壶于乡里。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先后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主任、副院长等。
特别值得敬佩的是，蒲老年少在梓潼成名之后，发现自己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甚为自责。他不是文饰过失，而是从失误中痛感自己基本功尚不扎实，毅然决定停诊，闭门读书三年。三年之中，砺志钻研经典，虚心请教名家，废寝忘食，坚持不懈，力争达到博学精通和娴熟的境地。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和读书，他最终医术超群，成为了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素以疗效称著，擅治时病杂病，善疗内妇儿科难疾。
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有些医案，看上去症状非常危重，但观蒲氏所用之药，却是平平无奇，无非桑菊饮、银翘散，或是两方化裁，均收显著疗效，真可谓“平淡之极，便为神奇”。
五运六气辨治时病其遵循古人“必先岁气，毋违天和，明其所主。伏其所因”的理论，注重季节气候在发病中的作用。力求全面客观。
如1945年天，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近立秋，小孩多患麻疹发烧而疹点隐伏皮下，诸医用宣透法无功。蒲老默思二三夜，恍然有悟，此乃季多雨，热从湿化，按湿温治则通阳利湿，俾湿开热减，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同道用之皆称满意。
其它如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出现乙脑辨为暑温，1955年北京出现乙脑为湿温，无不与五运六气辨证施治相关而收效。
强调辨证施治，不以一法代八法蒲氏在《八法运用》一文中提出：“以法治病，不以方应病；若固执一病一方，则失辨证论治之精神。八法是治疗大法，当用而用，并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不当用而用之，则为误治。”
强调不可固守一方一法，而是要讲辨证；八法各有其适用证，对于八法的使用，强调“当用而用，并得其法”。使用八法必须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夺，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损”的境界。
善用温阳之药，强调温而勿燥归纳蒲氏运用附子规律可知，其用附子及温法的规律与火神派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集中表现在：中病即止，不一温到底；注重配伍，不用纯温热药组方；多以小剂量为主，小量宜可急救等几个方面。
1、辨证为先，明辨寒热
蒲氏认为使用温法当明确病证为前提，经云“阴盛则寒”“阳虚则寒”。寒证的形成各有不同。他在《蒲辅周医疗经验·八法运用》一文中说：“形寒饮冷：形寒，指风寒所袭；饮冷，指伤于生冷食物，说明寒有内外之伤不同，而冷水沐浴亦为外伤寒。寒邪入脏，名曰中寒。而阳虚生寒，则为虚寒，临床要具体分析，虚在何脏。”
同时说温法就是“寒者温之"，有温散、温热、温补等。“既有参、芪、术、草平和之温；也有附、姜、桂燥热之温。”认为温法并非只有附子、肉桂、干姜等辛温一途。
并着重指出温法适用于寒证，临证必须辨证准确，不可为假象所惑，以防误投温剂，遗祸患者。蒲氏十分强调明辨阴阳寒热，尤其要注意真假寒热的鉴别，不可误治。
温、清两法譬如水火，阳盛之证，桂枝下咽则殆；阴盛之证，承气入胃则呕。”但在使用温药上与火神派者有所不同，除附、姜、桂之辛温外，主张应辨证使用甘温。
2、温而有度，主张小剂
蒲氏认为使用温法不仅要以明辨寒热之证为前提，而且强调“温法要掌握尺度”，他说：“药既要对症，用也必须适中，药过病所，温热药的刚燥之性就难免有伤阴之弊。”
并举例说：“临床见到个别处方，砂、蔻、木香用数钱，这类药物辛温香燥，少用化湿悦脾，舒气开胃，用之太过则耗胃液而伤气。丁香亦有用五钱者，其味何能入口？马勃有用一两者，药锅如何盛放？从医者尝药、识药、制药，都是必要的。”
明确指出使用温药要剂量适度，不可盲目大量使用，医者当识药性、明药质、晓药弊。不主张或反对大剂量使用桂附，蒲氏用附子多从3g开始，9g则需先煎，医案中最大量仅为18g。急救时量亦不大，多为小量浓煎频服法而取效，如阳虚欲脱(腺病毒肺炎)案。这与当今火神们以桂、附剂量大小论水平高低有着显然的区别。
3、强调配伍，以防伤阴
尽管蒲氏为四川籍名医，但与四川火神在使用温药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火神派主张“使用温药不夹阴药”，蒲氏则强调温药当掌握配伍，以防止辛温之剂伤阴之弊。
他说：“温药要掌握配伍：《伤寒论》附子汤中配用白芍就起温而不燥的作用；急救回阳的‘四逆汤’有甘草，甘以缓之；《金匮要略》肾气丸是在水中补火，皆取温而不燥之意，故一般不能用纯温热之药拼凑起来去治病 。”
在《八法运用》中他特别强调温法使用不当，则有伤阴之弊端，且谆谆告诫，他说“温法用之不当就要伤阴……温而勿燥，免伤其津，实为温法要诀。”
温法有法度，随手取效从蒲氏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氏用温法的医案(含虽用温法但未用附子者)广泛涉及内、妇、儿各科，当中用温法取效的病种较多。李兴培撰文“蒲辅周附子运用23法”系统总结了蒲氏用附子之经验。
1、温阳潜镇法
蒲氏尤擅用温潜法，其医案中，以高血压患者的处理为代表。当今医者常以病论治，予泻肝息风，或平肝潜阳。但临床此病属阳虚者不少，蒲老常在以附子汤温阳同时，佐以牡蛎、龙骨潜阳。
2、温中祛湿法
若系脾胃虚寒，蒲氏常以理中丸、小建中汤加减温补脾胃，常佐砂仁、木香理气和脾，泽泻、云茯苓以祛湿，厚朴以宽中，寒甚者加附子益火补土。然其姜、附剂量每服均小，以取“微微生少火”之意。
3、补火服土法
对于久治不愈口腔溃疡，蒲老认为此证有属中虚脾热者，常常借用封髓丹，取“补土服火”之意，而收效甚速，于通常清胃火之法另开一法门。
4、温阳回逆法
对于阳气欲脱者，蒲氏常以参附汤、四逆汤加减回阳救逆，痰浊内阻、神志不清者加石菖蒲以化浊醒神。
寒温两途，绝不偏执蒲氏与当今火神派对中医学术理解不同。他认为寒、温不同流派各有所长，应当相互补充，方为完备。
他在《对病的治疗经验》一文中强调：“治疗外感热病，融会贯通‘伤寒’‘温病’和‘瘟疫’学说。方能运用自如”。他说：“六经、三焦、营卫气血等辨证，皆说是生理之体用、病理之变化。其辨治的规律和治疗原则，当相互为用，融会贯通。”
认为外邪以寒温之性分，《伤寒论》详于寒而略于温；温病学说在伤寒的基础上详论其温，有所发扬创新，但又离不开《伤寒论》理法方药的源泉。《伤寒论》《瘟疫论》、温病学说，一源三歧，并非流派之争，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发病原因而发展起来的不同治病方法。
在蒲氏所抢救的重症肺炎病例中，有用甘草干姜汤救逆而愈者，亦有用人参汤送服牛黄丸抢救而愈者；热急生风，常用紫雪丹而获效；邪陷厥阴，用椒梅汤而瘳。
总之，从正治法到救逆法，皆融会伤寒与温病两法于一炉，无不应手取效。有些医案，看上去症状非常危重，但观蒲氏所用之药，却是平平无奇，无非桑菊饮、银翘散，或是两方化裁，均收显著疗效，真可谓“平淡之极，便为神奇”。
蒲氏主张先议病，后议药．方若对证不分经方时方，皆撷而用之，并无门户之见。治病犹如启锁，药能中窍，轻推即开，用药务在单纯，则力专而取效始快。蒲氏是真正的不偏不倚，全凭临证所需，辨证施治。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杂家”，不为一法所囿，蒲氏已经达到了这种至上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