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谁也想不到，曾经担任周王室“弼马温”而获封的边陲小国——秦，最后能兼并天下，慑服八荒。在这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除了秦国历代掌舵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苦心经营以外，还有一人可谓是功不可没，此人正是商鞅。
商鞅出生于卫国，乃是康叔之后，周王室姬姓血脉，因而本名姬鞅。我们都知道卫国的始祖康叔自幼受周公的教导，因而就封以后，使得卫人重礼而多君子。就连被孔子推崇备至，千年难出的吴国圣人——季札也不得不感叹卫国因为君子多而无大祸（事实证明卫国也是最后灭亡的诸侯国，秦二世时才被夺爵)。
商鞅出生在这样的美好世界，原以为会是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但，事情总有例外发生。正如后世那个喜爱插花，表面上待人谦卑的岛国人一样。内心被压抑久了，迸发出来的负能量往往是惊世骇俗的。小小的卫国满足不了商鞅内心的抱负和野望。他先是跑到魏国，不受重用以后，又逃到了秦国。
正是在这往返于诸国的途中，商鞅想到自己尚且能东奔西跑，视国界如无物，那么其他人呢？今天是南方的楚国人，明天就跑到北方做起了燕国人，后天不就得跑去西边闻秦国人的臭脚丫子。于是，受到知己秦孝公的重用以后，商鞅上位的第一个改革的目标就是户籍制度。他把五户人定为一伍，谁家里跑了一人，一伍连坐。就连在秦国境内，也要通行证才能畅通无阻。若是没有通行证，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都会被人扭送至官府。结局当然是一头领赏银，一头断性命。
除了流民是不可控的因素之外，其中还有一部分群体也是不可控的因素之一，那就是商人。商人重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出卖本国，这是常有的事情。但商人往返他国，带来的也不全是消极层面。商人之间进行的产品交换，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带来了技术的革兴，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我国四大发明的外出，以及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都是通过商人的途径走向世界。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可有可无，此时自己国内的产品尚不足以自用，何须用来交换。因此，商鞅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严厉打击商人，禁止粮食贸易，加重商人赋税。苦活累活都让商人的子孙去做，徭役任务一下，最先征召的就是商人。不仅如此，商鞅还打击商人的地位，把商人等同赘婿列为最低等。
解决了秦国境内流民问题，使得农耕的劳动力稳定了下来。但由于，秦国传到秦孝公继位时已经营了五百多年的时间。大量的土地被奴隶主把持在手中。秦国通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而掠夺到的大量人口，以及辖区内的许多百姓面临的是无田可耕的境地。而在战争方面，士兵们在战场上取得的军功，也只能归于因土地关系扭结在一起的村社首领和将领的头上。对外战争中奋勇杀敌，只不过是底层秦人保家卫国应尽的义务罢了。在政治层面，秦国一直贯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当官的永远都是贵族，普通百姓想要出人头地实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连当初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奴隶百里奚，曾也是虞国的大夫。
这就给商鞅变法取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想要土地是吧，想要当官是吧，那就从战争中把这尊严票挣到。秦国军功二十级，斩一首得爵一级，斩五首，得奴隶五户。斩的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当然，想要获得军功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你想斩敌人，敌人也想斩你。况且，一伍之人，战死一人，其余四人皆获罪。想要赎罪只能用相应的敌首来交换。但，军功爵制是当时底层人获得上升的唯一途径，哪怕不能轻易获得军功，也只能奋勇上前。由此，秦国全民皆战，都渴望从战争中转动命运的齿轮，夺胎换骨，一跃成为秦国新兴贵族。他们仿佛是饥饿了数天的恶狼，红着眼睛，就等着羊羔们进入自己的血盆大口之下。
后世正是基于此，才大力抨击商鞅，称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恶魔。认为夏桀和商纣等人的暴虐，只不过是停留在个人的层面。而商鞅却是把一个人的暴虐，变成了群体性的暴虐。他把单个人的“坏”变成了制度化、体系化、群体性的“坏”。原本只想安居乐业的赳赳老秦人全都想在战争中获得一切。自然，本国的粮食生产跟不上手中的戈矛。秦人本国粮食不够，也没有商人去交换粮食，秦国再次陷入了同秦穆公时代一样的饥荒之中。为了平民愤，秦恵公一当政，就拿商鞅做了替罪羊。匆忙逃窜的商鞅由于没有通行凭证，被店主以商君之法控告。最后商鞅逃到自己的封地，起兵谋反，最终兵败被处以自己定下的车裂之刑。
滚滚华夏数千载，可记之人如瀚海之水、大漠之砾。商鞅却能从这些人之中脱颖而出，独占历史关键一节，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商鞅曾以帝、王、霸三道问秦孝公，秦孝公以前二者见效慢而舍之，选择了霸道。商鞅的变法其实是秦国当政者的选择。而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虽然最后商鞅也以身固法，但秦人笑到了最后，赢得了几百年兼并战争的胜利。养马之国，取代了主人——周，成为了新一任的天下共主。而我们的商君，有人称他为恶魔，也有人为他万世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