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秋，唐高祖李渊的皇权岌岌可危，如同待宰的鱼般任人摆布。在杨文干造反事件中，李渊被迫与李世民摊牌，却又无力掌控局势。面对突厥的侵扰，他甚至产生了迁都山南的想法，这一举动足以显示出他的无奈和李世民的强势。李世民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朝廷的各个角落，李渊的制衡之术彻底失效。此次迁都之议，更像是李世民对长安完全掌控的信号。

李世民以平定突厥为由，成功阻止了迁都计划，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他逐步掌控了长安和洛阳，李渊的处境愈发艰难。李世民并非史书中描绘的受气包，他通过军事胜利和政治手腕，一步步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武德八年，李世民先后获得了中书令的职位和蒲州都督的职权，控制了诏令草拟和北国核心钱袋子——绛州。至此，关中、洛阳、中原等重要地区都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

李唐十二军的府兵制度，表面上被罢免，但实际上很可能始终在李世民的掌控之中。所谓的“罢免”，更像是李世民对长安局势的无奈妥协和后续的追认。随着李世民拿下中书省，三省六部和军队大权都落入他的手中。史书中受尽委屈的李世民，实际上却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武德九年，李世民收回了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的职位，并获得了蒲州都督的职务，进一步巩固了对河东地区的控制。

随着李世民势力的不断壮大，李建成和李元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开始狗急跳墙。毒酒事件后，李渊的处理方式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希望借李建成和李元吉之手除掉李世民，然后收回权力。李渊的纵容，甚至鼓励，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在昆明池刺杀李世民，却被李世民提前知晓。这场政变，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李世民通过控制李渊和三省班子，调动府兵和亲信将领，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政变。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迅速巩固了权力。他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男丁，赦免了东宫和齐府的武装，稳定了长安局势。随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并获得了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李渊最终传位于李世民，武德时代结束，贞观时代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