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吕护这个人，原本在王午之后自称为安国王，并长期占据鲁口（今河北饶阳县）。
公元354年二月底，前燕名将慕容恪采取了长期围困的策略。面对这样的压力，吕护难以持久坚守，最终放弃了鲁口，逃往河内郡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市）。
到了公元361年七月底，慕容恪再次对吕护展开围困。吕护因实力不敌，又一次逃离，这次他前往了荥阳（今河南荥阳市）。
多年来，吕护始终自称安国王，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真正的归顺之意。前燕曾任命吕护为广州刺史、宁南将军，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位反复无常之人却忠心耿耿地为前燕而战，直至牺牲。相比之下，他似乎比并州的张平更值得称赞。
公元362年正月，前燕豫州刺史孙兴上书，提议攻打东晋控制下的洛阳。孙兴分析道，东晋在洛阳的守将陈祐仅有一千多老弱残兵，防守力量薄弱，攻下洛阳应该易如反掌。
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香菜营乡邺镇村）中的慕容暐收到孙兴的奏疏后，与辅政大臣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以及太保阳骛商议，一致认为可以批准孙兴的进攻计划。
为了增强孙兴的军事力量，前燕命令驻守荥阳的吕护率部一同西进攻打洛阳。毕竟，吕护距离洛阳仅有百余里之遥。
洛阳自公元356年八月被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收复后，至今已过去五年有余。当时，东晋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市）太守戴施与冠军将军陈祐共同镇守此地。然而，这五年间，随着前燕不断向司州、豫州地区渗透，洛阳逐渐沦为一座孤城。
到了公元362年二月底，前燕宁南将军吕护率领部队从荥阳抵达洛阳外围。次月，作为洛阳最高长官的河南郡太守戴施竟弃城而逃，一路南下直至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最终进入荆州境内。而冠军将军陈祐则选择留守洛阳，未随戴施一同撤退。
鉴于自身兵力不足以抵御前燕的进攻，陈祐急忙派遣使者前往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向东晋朝廷求援。
然而，面对这一危局，东晋朝廷一时之间也未能拿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时刻，驻守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的征西大将军桓温决定采取行动。他命令竟陵郡（今湖北省钟祥市）太守邓遐率领三千水军北上救援洛阳，同时新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庾希也奉命从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发兵响应。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邓遐的部队逼近洛阳。此时，吕护依然未能攻破洛阳城，其军队长期驻扎于城外，且前燕方面并未增派援军。双方陷入僵持状态长达一个多月。
至七月，吕护意识到洛阳城池坚固，加之东晋援军已至，攻克洛阳已无可能，于是决定撤退至小平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古黄河渡口）等待支援。然而，在撤退途中，邓遐与城内守将陈祐联合出击，吕护不幸被流箭射中，当场身亡。
吕护麾下的将军段崇收拾残部，渡过黄河向北撤离，继续驻守野王。洛阳之围得以解除后，邓遐率部进驻新城（今河南省洛阳城南）。同年八月，东晋西中郎将袁真率军抵达豫州汝南郡（今河南省汝南县），并安排人马运送五万斛大米至洛阳，为城中提供补给。
关于吕护进攻洛阳的事件，不同史书的记载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资治通鉴》的描述，此次行动是由于前燕豫州刺史孙兴率先上疏请求攻打洛阳，得到朝廷批准后，吕护被派遣参与作战。
然而，《晋书》中的相关记载却有所不同。
从《资治通鉴》的角度来看，吕护在洛阳围攻数月，面对东晋援军的到来，却迟迟未见前燕主力部队的支持，甚至连提议进攻的孙兴也消失不见。这种情形令人费解：难道前燕有意让吕护孤军深入，甚至牺牲自己？而《晋书·慕容暐载记》中并未明确提及吕护进攻洛阳与孙兴的请求有关，反而暗示吕护此举可能是出于个人意图，而非前燕的整体战略部署。
结合荥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限，作为安国王的吕护或许怀有更大的野心，试图通过攻占洛阳来寻找一个更稳固的据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主动发起进攻的原因。
另一方面，《慕容暐载记》还提到，孙兴上疏请求攻打洛阳是在吕护战死后的事。当时，孙兴建议以五千步兵先行攻取洛阳，而前燕太傅慕容评等人已率部进入汝南郡。由此可见，前燕此时对攻取洛阳志在必得，并且局势发展似乎已经掌控在手中。这与《资治通鉴》中孙兴提出攻打洛阳却导致吕护战死的情节显然矛盾。
综上所述，两部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各有侧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视角和解读方式。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需要综合多方面资料，谨慎分析，才能尽可能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
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坚信自己有能力解救洛阳，并为了长期稳固地控制洛阳，避免再次丢失，他在派遣邓遐北上的同时，向朝廷上书，请求迁都洛阳。
桓温在奏折中还提出，应该将永嘉之乱后南迁的百姓全部迁回洛阳，以此来补充当地人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洛阳的地位，同时以洛阳为基地，进一步收复北方失地。
然而，东晋朝廷接到桓温的奏疏后感到十分惊慌。朝中大臣们只想偏安于江南，根本不愿意冒险前往中原地区。毕竟，经过多年的发展，洛阳周边早已不复往日繁华，而是变得满目疮痍、土地荒芜。而江南地区凭借长江天险，不仅农业得到开发，经济也日益繁荣，大家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愿轻易改变。
然而，朝廷众臣因惧怕桓温的权势，大多不敢提出异议。唯有散骑常侍兼领著作郎的孙绰站出来上疏表达反对意见。
孙绰在奏疏中写道：当年晋元帝复兴大晋，这不仅是因为顺应了天命人心，更是依赖万里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守护基业的缘故。
自中原战乱以来，至今已有六十多年，河洛地区满目疮痍，华夏大地一片萧瑟。士人百姓流亡至江南，已历经数代。活着的人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与他们的子孙，逝去者的坟茔成行。虽然思念北方故土的情感深深触动着他们纯真的内心，但眼前的哀伤更为切肤。若此时迁都返回北方，那么中兴时期的五座皇陵将再次远隔千里之外。秦岭山川的安稳难以长久保障，对先祖的思念之情又怎能不萦绕于圣上心中呢？
桓温如今此举，虽说是想要纵观全局、为国家长远谋划，然而百姓却因此震惊恐惧。难道不是因为重返旧地的喜悦遥不可及，而面临死亡的忧虑却迫在眉睫吗？为何如此？只因人们已在江南扎根数十载，突然要将他们连根拔起，驱赶至荒凉偏远之地。提携老小跋涉万里，穿越险阻渡过深水，远离祖先的坟墓，抛弃赖以生存的产业，田宅无法出售，舟车也无从获取。离开安乐的家园，前往战乱频仍的地方，途中必将有人倒毙，溺毙于江河之中，能够平安到达者寥寥无几。这正是仁者应当怜悯、国家应当深思的问题啊！
我认为，目前应当派遣有威名、实力雄厚的将领先行镇守洛阳，扫平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许昌一带，统一河南地区。待运输粮食的道路畅通，开垦的土地收获丰盈，敌寇远遁，中原恢复一定的繁荣之后，再慢慢商议迁都之事也不迟。为何要舍弃百战百胜的稳妥之策，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呢？
孙绰在奏疏中阐述了几点理由。
其一，晋元帝司马睿能够在江南建立基业，不仅仅是依靠天意，实际上更是依赖长江天险的庇护。
其二，自迁徙到江东已经六十余载，历经数代，一旦北迁，百姓必然面临生离死别之痛。
其三，一旦北迁，东晋以来的五座皇陵将被遗弃于江南。
孙绰最后建议，应先派遣有能力的将领彻底平定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和许昌一带，然后再缓缓商议迁都之事。
孙绰自幼便仰慕高尚的节操，曾作《遂初赋》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文中表达了他乐于隐居的心愿。桓温看到孙绰的奏章后勃然大怒，对身边的人说道：“告诉孙绰，既然他向往隐居生活，为何不按照《遂初赋》中所言去归隐山林，却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
东晋朝廷深知桓温对迁都洛阳一事仍抱有幻想，对此颇为忧虑。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打算派遣一位侍中前去劝阻桓温。
扬州刺史王述进言道：“桓温此举并非真心想要迁都洛阳，不过是虚张声势，借此向朝廷施压罢了。只要朝廷顺着他的话意应对，他便会无计可施。”
于是，司马昱以皇帝司马丕的名义颁布诏书，内容大致如下：
“自战乱爆发以来，已有六十年之久。戎狄肆虐，代代相承，朕每每北望，感慨万千，心中悲痛不已。如今得知将军将亲自率领三军，荡平逆贼，清除京畿之地，收复旧都。若非舍生忘死、立志报国的英雄豪杰，谁又能甘愿承担如此重任？关于还都的各项事务，全权交由将军裁决，有将军英明主持，朕深感放心。只是河洛地区，城池荒废已久，所需经营之事繁多，这副重担才刚刚开始，恐怕会让将军倍感辛劳。”
王述的这一策略果然奏效，桓温在接到诏书后，便不再提及迁都洛阳之事。
然而，桓温仍想给朝廷制造一些麻烦。
没过多久，桓温再次上书朝廷，提议将洛阳的钟虡迁往建康。
桓温提及的钟虡，其实是洛阳宫殿中用于悬挂钟乐器的巨大架子，其体积庞大，搬迁起来相当困难。
当时辅政的司马昱面对这一问题一时难以应对。这时，王述提出建议：“永嘉之乱后，国家实力大损，都城暂时迁至江南。如今群臣将领的任务在于平定天下，收复旧都。如果目前还无法迁回洛阳，不如先将洛阳的皇陵迁至江南，而不是搬运钟虡。”
司马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拟写诏书派人送至江陵。桓温看过之后，便不再提搬迁钟虡之事。
彼时，桓温身为征西大将军，负责督管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诸军事。然而，由于交州与广州距离遥远，朝廷下诏调整其职务为督荆、司、雍、益、梁、宁、并、冀八州诸军事。桓温上书表示推辞，未接受此项任命。
到了362年十二月，随着洛阳危机解除，桓温派遣的徐兖二州刺史庾希已从下邳撤退至山阳（今江苏淮安），豫州刺史袁真也从汝南撤回寿阳（今安徽寿县）。然而两年之后，前燕太宰慕容恪率军进攻洛阳，这已是后话了。
前凉张天锡杀侄夺位公元362年的七月，当吕护进攻洛阳却最终战败身死的消息传至邺城（现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香菜营乡邺镇村）时，前燕朝廷对于这位长期劲敌的逝去既感到欣慰又心生不安。欣慰的是，多年的威胁终于消除；而忧虑则源于东晋在洛阳的防御力量依然强大，短时间内难以攻克。
到了十一月，在与代国代王拓跋什翼犍通过互嫁公主结成姻亲关系后，前燕开始谋划进一步向黄河以南地区用兵的策略。尽管当时前燕已经在黄河以南扩展了相当的势力范围，并且控制了一些郡县城池，但这些地区的局势并不稳固，时常受到东晋边境将领的袭扰。例如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原本为安国王吕护所占据，但在吕护西进洛阳之际，很快就被东晋将领刘远攻占，随后东晋朝廷任命刘远为太守驻守此地。
慕容恪等人认为，应当等到次年春暖花开之时再发动南下攻势，以期收复失地并巩固黄河以南已有的领土。
363年春季，前燕派遣宁东将军慕容忠率领一支军队攻打荥阳。四月，慕容忠率军抵达荥阳城外。
东晋荥阳太守刘远率军出城迎战，结果被慕容忠击败，刘远一路向南撤退至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慕容忠顺利收复了荥阳，但他并未选择继续南下追击刘远。
然而，刘远见前燕军队未追来，便在向南行进数十里后的密县（今河南省新密市东南）扎营驻守。慕容忠原本打算暂时驻扎在荥阳城内，但得知刘远停留在密县且近在咫尺后，决定继续南下攻打密县。
五月十九日，慕容忠成功攻破密县，刘远无奈再次南逃，这次一直逃到了荆州境内的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
慕容忠最终驻扎在密县，与位于向南百余里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由慕容尘驻守的部队形成呼应之势。
363年的十月，前燕朝廷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却意外导致了许昌的失守。这一变故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
原本，前燕朝廷认为许昌北面有密县的慕容忠驻守，防守应当十分稳固。因此，他们迅速下达命令，派遣慕容尘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前往东晋陈留郡太守袁披驻守的长平县（今河南省西华县）发动进攻。
长平距离许昌仅百余里，虽不算遥远，但前燕朝廷相信慕容尘能够速战速决，借此为前燕争取更多的城池和战略优势。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东晋汝南郡太守朱斌得知消息后，果断抓住许昌空虚的机会，迅速派兵占领了这座重要城池。
慕容尘虽然成功攻占了长平，但得知许昌丢失的消息后，心中极为不满。他立刻率军回师，试图夺回许昌。然而，许昌城防坚固，加上朱斌善于防守，慕容尘多次进攻均未能奏效。
无奈之下，慕容尘派人紧急向邺城的前燕皇帝慕容暐求援。慕容暐召集朝中重臣商议对策，包括辅政的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以及太保阳骛等。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在次年春天派遣太傅慕容评与龙骧将军李洪率军南下，一方面收复失地，另一方面继续向东晋扩张领土。
次年二月，正值大地回暖之时，慕容评与李洪率领大军从邺城出发，不久便渡过黄河，直奔许昌而去。四月，前燕军队对许昌发起了猛烈进攻。此时，东晋汝南郡太守朱斌已返回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而颍川郡太守李福则负责驻守许昌。
面对前燕大军的来袭，李福立即率部出城迎战。然而，双方兵力悬殊，李福很快便败下阵来。慕容评亲自督战，李洪更是亲自上阵迎敌。最终，李福因寡不敌众而战死，许昌再次落入前燕之手。
稍作休整后，慕容评与李洪继续率军南下三百余里，目标直指朱斌驻守的汝南郡。在悬瓠一战中，朱斌惨败，不得不放弃汝南，一路向东逃往扬州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随后，前燕军队又转向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发起进攻。陈郡太守朱辅无力抵抗，被迫向东撤退至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此次战役不仅让前燕重新夺回了许昌，还进一步扩大了领土范围，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晋与前燕的对峙让江南政权一度陷入困境。当时，会稽王司马昱面对慕容评在黄河以南的大规模进犯显得无计可施。
然而，大司马桓温却迅速采取行动，他命令豫州刺史袁真从寿春率军北上，试图遏制前燕的攻势。同时，桓温亲自率领水军抵达合肥，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得知桓温亲征的消息后，慕容评不敢轻举妄动，选择将占领地区的万余户百姓迁往北方，并留下慕容尘驻守许昌，自己则撤军返回。这一系列举措暂时缓解了东晋的压力。
而在河西走廊，前凉内部的政治局势同样波谲云诡。
自361年起，张天锡便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掌控朝政，年仅十四岁的大都督张玄靓形同虚设，而祖母马氏也未能有效制衡张天锡。
然而，随着马氏在363年八月去世，张玄靓尊庶母郭氏为太妃，局势陡然生变。
郭太妃对张天锡专权极为不满，联合大臣张钦等人密谋铲除这位权臣。但张天锡早已渗透整个朝廷，其党羽遍布关键岗位，因此郭太妃的计划很快败露。张天锡果断出手，诛杀了张钦等参与者，彻底扑灭了反对势力。
为了自保，张玄靓亲自前往张天锡府邸，表示愿意禅让君位。然而，张天锡并未接受，而是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在他的心腹右将军刘肃怂恿下，张天锡开始谋划篡位，认为由自己登基才能稳定局势。至此，前凉王朝的命运愈发扑朔迷离。
在闰八月的时节，前凉地区已经步入了秋天。某个夜晚，张天锡秘密派遣刘肃潜入内宫，将张玄靓杀害。随后，张天锡对外宣称张玄靓因突发疾病去世，并追封其为冲公。
借此机会，张天锡自立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以及西平公。
同时，张天锡废黜了郭太妃，尊奉自己的生母刘美人为太妃。他决定归附晋朝，派遣司马纶骞携带奏章前往建康（现今江苏省南京市），向东晋朝廷请求正式任命。此外，他还护送已在前凉滞留十七年之久的东晋侍御史俞归返回建康，以此表达诚意。
张天锡成功夺取权力后，终结了前凉长达十年的内乱局面。
在此背景下，不妨回顾一下前凉这十年间的动荡历史。
公元353年十一月，在位八年的张重华离世，年仅十岁的长子张曜灵继承王位，而张重华的庶长兄张祚则担任辅政大臣。
同年十二月，偏爱张祚的马太后颁布旨意，废黜张曜灵，改由张祚继位。张祚登基后，一反前凉历代君主的做法，公然称帝并与晋朝决裂。
到了公元355年闰九月，河州刺史张瓘起兵诛杀了荒淫无道的张祚，拥立张重华的小儿子张玄靓为君主，张瓘入朝辅政。然而，张瓘的执政并不受人支持，他甚至有篡位称王的野心。
至公元359年六月，宋混杀死张瓘并入朝辅政。宋混的执政得到了内外一致的好评，可惜他在公元361年四月病逝，之后由其弟宋澄接替辅政之职。同年九月，右司马张邕杀害宋澄，与张天锡共同辅政。
尽管张邕和张天锡同为辅政大臣，但实权却掌握在张邕手中。张邕为人骄横放纵，结党营私，滥杀无辜，还与马太后有不正当关系。
同年十一月，张天锡铲除张邕，独揽大权。张天锡掌权后，不再沿用西晋末帝司马邺的“建兴”年号，转而采用东晋当时的“升平”年号，彰显出他对东晋的忠诚。两年后的公元363年闰八月，张天锡谋害张玄靓，最终登上王位。
张天锡继位后，国家治理状况如何呢？作为张骏的小儿子，张天锡在26岁时通过夺位成为君主。
继位初期，张天锡终止了宫廷内部的血腥争斗，使得朝局趋于稳定。这一时期，农业与牧业生产逐渐恢复，国家实力也有所提升。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局势稳定，张天锡开始沉迷于享乐生活，对政务的关注度大幅下降。他热衷于外出游历，在园林池沼中举办各种宴饮活动。
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上书直言劝谏，希望张天锡能专注于国事，减少不必要的出游。
然而，这位前凉末代君主不仅没有接受劝告，反而以巧妙的言辞为自己辩解。
张天锡回复索商道：
“朕并非喜好游乐，而是从出行中有所感悟。观赏晨露中的花朵，便敬重才华出众之士；闻芝兰之香，便珍视德行高尚的大臣；见松竹挺立，便思念坚贞贤良之人；临清流而思，便崇尚廉洁的品行；面对蔓草丛生，则鄙视贪婪污秽的官吏；遇狂风骤起，则警惕凶残狡诈之徒。若将这些感悟引申扩展，触类旁通，或许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张天锡毫无悔改之意，朝政荒废的局面自然难以避免。
在364年，前凉的使者还未从东晋归来，前秦的任命诏书就已经抵达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当时，长安城中的苻坚得知前凉张天锡自立为王的消息后，决定承认其地位，并派遣大鸿胪前往凉州传达这一任命。
同年六月，苻坚派出的大鸿胪顺利到达姑臧，宣读了苻坚的诏书，正式任命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然而，由于前凉与东晋之间相隔千里，直到366年东晋太和初年，东晋给张天锡的任命诏书才姗姗来迟地抵达姑臧。
东晋在诏书中授予张天锡大将军、大都督、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以及西平公的职位。
尽管前秦已经先行一步，但对东晋忠心耿耿的张天锡，在接到东晋诏书后的当年十月，立即派人前往前凉与前秦的边境，通告前秦从此断绝往来，明确表示不接受前秦的任命。
然而，此时的前凉早已走向衰落，而前秦却正处于日益强盛的阶段。张天锡此举无疑加速了前凉的灭亡，这已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