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前秦在对外征伐中连连告捷，前燕逐渐丧失了与之抗衡的能力。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强大政权，在慕容儁、慕容恪和阳骛相继离世后，迅速走向衰败。
就在前燕国运如夕阳西下之时，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悦绾却掀起了一场重要的改革，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争取了一线生机。
当时，前燕与东晋类似，实行着一种名为“荫户”的制度。所谓“荫户”，是指依据王公贵族及官吏的爵位高低，允许他们庇护一定数量的百姓和亲属。这些被庇护的人口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也不承担政府差役，仅需效忠于庇护他们的权贵。
随着时间推移，前燕的王公贵族和官员们不断扩张“荫户”规模，最终导致一个荒诞的局面：国家登记在册的普通民户数量竟少于“荫户”。这使得国库收入急剧减少，财政陷入困境，而权贵阶层却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公元368年九月，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对国家面临的严峻局势深感忧虑。他清楚地意识到，“荫户”问题已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重大隐患，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力，助长了地方豪强的势力。
尽管身患重病，悦绾依然心系国家命运。他对皇帝慕容暐进言道：
“如今燕、晋、秦三国鼎足而立，各自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然而我国政令不畅，法纪松弛，豪强贵族肆意妄为，致使百姓财力枯竭，税收颗粒无收，粮仓空空如也，开支入不敷出。官员俸禄难以为继，士兵粮饷屡屡断绝，各级官府只能靠借贷度日。
如此局面，既无法瞒过邻国耳目，更非长治久安之计。臣认为，当务之急是果断废除‘荫户’制度，将所有‘荫户’重新划归郡县管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十九岁的前燕皇帝慕容暐竟然采纳了悦绾的建议。这或许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前燕朝廷面临的困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慕容暐颁布旨意，委任悦绾全权负责此事，并要求严查那些隐瞒荫户的不法之人。悦绾行事雷厉风行，亲自督导户口核查工作，其严厉程度让无人敢再心存侥幸、藏匿人口，最终竟成功清查出二十多万户隐匿家庭。
随着大量新增人口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赋税收入迅速增加，极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然而，这一举措却引来了王公大臣们的普遍怨恨。
同年十一月，因长期操劳国事，悦绾不幸积劳成疾而逝。他的离世令那些利益受损的大臣们暗自庆幸。随着像悦绾这样的贤能之臣相继离去，前燕王朝的衰亡也变得不可避免。
恰在此时，东晋大司马桓温发动了第三次北伐，进一步加速了前燕的灭亡进程。
以上关于悦绾清理荫户及去世的内容主要依据《资治通鉴》记载。需要指出的是，《晋书》的相关记录与《资治通鉴》存在差异。
据《晋书·慕容暐载记》记载，悦绾曾向慕容暐进言：
“太宰慕容恪执政期间，推行宽和政策，致使许多百姓私下归附于他，这种德政自然赢得民心。如今太宰已故，军队中庇护的荫户问题日益严重，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法令难以执行。当下应改弦更张，采用严刑峻法，撤销军中所有荫户，充实国库，并以严明律法治国安邦。”
慕容暐接受了这一建议。
随后，悦绾制定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此举在朝野内外引发巨大震动。通过这次整治行动，共清理出二十余万荫户。此举触犯了太傅慕容评的利益，后者随即寻找机会诬陷悦绾，并最终将其杀害。
公元368年十二月，东晋朝廷给予桓温极高的礼遇，其地位被置于诸侯王之上。当时，桓温驻扎在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距离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不到百里之遥。
虽然桓温并未亲自到朝中辅政，但实际上他已经掌控了朝政。二十七岁的晋废帝司马奕即位已三年有余，但朝中的实际辅政者仍是司马昱。
此时四十九岁的司马昱已被封为琅琊王，担任丞相兼录尚书事，一直是朝廷的实际掌权者。然而，随着桓温实力的不断增强，并且逐渐逼近建康，朝政大权再度落入桓温手中，连司马昱也无法自主决策。
到了公元369年春，桓温决定发动第三次北伐。三月，他派遣使者联络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以及豫州刺史袁真，要求他们共同出兵讨伐前燕。这是桓温人生中的第三次北伐，距离他的第二次北伐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此时的前燕国力由盛转衰，许多贤能的辅臣相继离世，这为桓温提供了绝佳的北伐时机。
当时，徐兖二州刺史郗愔原本担任扬州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内史。367年正月，桓温上书朝廷，罢免了原徐兖二州刺史庾希。同年九月，郗愔被朝廷任命为徐兖二州刺史，驻守京口（今江苏镇江）。
桓温对北府兵（驻扎在京口的这支精锐部队）垂涎已久，一直希望将其收归己用。他曾多次对郗愔说：“京口的酒可以畅饮，兵也可以调用。”这话表面上是在称赞郗愔麾下的兵马强健，可以为国效力，但实际上暗含着桓温想要掌控这支军队的野心。
郗愔却未能察觉桓温的真正意图，误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夸奖，于是写信给桓温，表示愿意率领自己的部众与桓温携手合作，共同为国家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
郗愔的儿子郗超当时正在桓温军中担任参军，看到父亲的信后，立刻意识到父亲已经落入桓温的圈套。
为了保护郗愔，郗超急忙将父亲的原信撕毁，然后按照父亲的语气重新撰写了一封信交给桓温。新信的内容大致是郗愔自谦无将帅之才，不胜任军旅之事，且年老体弱多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清闲的地方安度晚年。同时，郗愔还主动请求桓温接管京口的兵马。
桓温看完这封信后非常高兴，当即提升郗愔为冠军将军，并调他回会稽郡继续担任内史。而桓温自己则兼任了徐兖二州刺史，成功掌控了京口的北府兵。
在四月一日这天，桓温下达了北伐的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展开攻势。西路军由豫州刺史袁真统领，他驻守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任务是进攻谯郡（今安徽亳州）和梁国（今河南商丘），随后向西抵达石门（今河南荥阳北）。袁真的主要职责是开凿石门，疏通水道，为东路大军提供粮草运输通道。
东路大军则由桓温亲自指挥，从姑孰出发，与驻扎在京口的徐、兖二州部队汇合，总兵力达五万之众，共同向北挺进。桓温计划经兖州一路北上，直逼前燕都城邺城。然而，在大军即将启程之际，参军郗超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从兖州北上的路线存在隐患：“此路遥远且汴水水浅，不利于水运补给，恐难以支持大军行动。”但桓温并未采纳郗超的建议，仍下令全军拔营北上。
到了六月，桓温的部队抵达了兖州高平郡金乡县（今山东金乡）境内。此时正值酷暑，天气炎热且久旱无雨，高平地区正遭受严重干旱，河流干涸，水路交通完全中断，导致军队无法继续前行。
为解决这一困境，桓温命令冠军将军毛虎生率部在金乡以北数十里的巨野（今山东巨野）一带开挖一条长达三百里的运河，将汶水与清河连接起来。此举成功打通了水路，桓温随即率领水军从清河进入黄河，舟船首尾相连，绵延数百里，场面蔚为壮观。
桓温虽然成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后方粮草运输却因河道缺水而陷入困境，一时难以保障。
参军郗超对此深感忧虑，他向桓温进言道：
“目前从清水进入黄河的运输线路并不顺畅。我们的粮道已经中断，只能依赖抢夺敌方物资来维持补给。但如果敌人采取拖延战术，拒不与我们交战，我们将一无所获，形势将变得极为危险。
依我之见，不如集中现有兵力直逼邺城。凭借大司马的威名，敌人很可能闻风丧胆，向辽碣（今辽东地区）撤退。如果他们敢出城迎战，那正好可以一决胜负。若敌人选择固守邺城，那么在盛夏时节，虽然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易水以南的百姓必然会归附大司马，各地民众也会纷纷响应。
明公或许认为此计过于冒险，胜负难测，希望寻求更加稳妥的策略。那么，不如暂时驻扎在黄河、济水一带，控制水路运输，等到粮草充足后再于明年夏天进军。虽然时间较长，但胜算更大。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既不采用速战速决的策略，也不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贸然率大军北上，结果可能是进不能速胜，退则困难重重。敌人会利用这一情况与我们周旋，很快就会进入秋冬季节，那时水路运输将更加困难。再加上北方气候寒冷，三军将士缺乏冬装，届时所面临的难题将不仅仅是粮草问题。”
然而，桓温并未采纳郗超的建议，而是派遣建威将军檀玄攻打高平郡的湖陆县（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以消除后顾之忧。檀玄随即率部向东进攻前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最终慕容忠不敌被擒。
东晋北伐的消息传至邺城时，慕容忠已被俘虏。此时，皇帝慕容暐刚册立皇后可足浑氏仅月余。这位皇后是尚书令、豫章公可足浑翼之女，本应沉浸在喜庆中的慕容暐，却因桓温率大军压境而惊恐万分，连忙召集太傅慕容评与尚书令可足浑翼等人商议对策。
经过商议，决定派遣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领两万步骑兵前往黄墟（今河南开封市东）抵御东晋军队。
然而，黄墟一战，慕容厉惨败，全军覆没，他只得单骑逃回邺城。
与此同时，前燕高平郡（今山东巨野县）太守徐翻投降桓温，而东晋另一路先锋部队在邓遐和朱序的带领下，在林渚（今河南新郑市东北）击败了前燕将领傅颜。
随着各战场接连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慕容暐无奈之下只能派遣兄长乐安王慕容臧出征，并授予其使持节、南讨大都督之职。但面对东晋势如破竹的攻势，慕容臧亦无力回天，所率部队屡战屡败。
慕容暐得知战况后，束手无策，只能听从慕容评的安排。最终，慕容评派遣散骑常侍李凤前往长安，向前秦求援。
慕容垂袭击桓温，大获全胜公元369年七月，桓温的部队向北推进，抵达武阳（今山东莘县西南）并驻扎下来。前燕兖州刺史孙元得知桓温连战连捷、一路北上，几乎已掌控整个兖州后，便率领家族与党羽起兵响应桓温。
桓温沿黄河逆流而上，迅速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东南淇门渡），距离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香菜营乡邺镇村）仅百余里。
邺城内的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闻讯大惊失色，商议准备撤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此时，侍中、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也在邺城，他听闻皇帝打算撤离至旧都，认为此举不妥，急忙入宫对慕容暐进言道：“请允许臣率军迎击敌军，若不能取胜，再撤退也不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慕容暐与慕容评暂时搁置了对慕容垂的猜忌，接受了慕容垂的请求，决定让他做最后的努力。
慕容暐随即下诏，命慕容垂接替慕容臧的职务，并与征南大将军、魏尹、范阳王慕容德等人统领五万大军南下抵御桓温。
慕容垂又请求带上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封孚以及尚书郎悉罗腾一同出征。
其中，申胤是申钟之子，封孚为封放之子。慕容暐和慕容评全部应允。
不过，尽管慕容暐同意让慕容垂领兵出战，但似乎对他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桓温军队过于强大，士气正盛，难以击退。
与此同时，慕容暐和慕容评还决定派遣散骑侍郎乐嵩再次前往长安，向秦天王苻坚求援。这距离上次散骑常侍李凤前往前秦求救尚不足一个月。
此次，慕容暐和慕容评承诺，如果苻坚肯派兵相助，将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汜水镇）以西的土地作为回报。
在苻坚三十二岁那年，他和他所领导的国家一样，正值青春勃发、充满活力的壮年时期。苻坚始终密切关注着东晋桓温对前燕发起的北伐行动。此时，前燕接连遭受重创，两次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救援。苻坚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召集众位大臣在太极殿东堂进行商议。
然而，众多大臣却持有不同意见：“十五年前，桓温曾率领大军进攻我国，一直推进到灞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当时前燕并未出兵相救。如今桓温攻打前燕，我们又何必去救援？况且前燕从未向我国称臣纳贡，我们为何要为了它而劳师动众？”
这些大臣的观点，依然停留在前秦长期以来的治国理念之上，即除非是归附于秦国的国家遭到外敌入侵，否则不应轻易卷入与其他国家的纷争之中。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苻坚与王猛所推行的这一策略，只是适用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权宜之计。一旦国家实力足够强大，并且时机成熟，前秦必将进军中原，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
朝堂之上争论不休，苻坚一时难以做出决断，最终宣布暂时退朝。
随后，尚书左仆射王猛单独觐见苻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前燕目前实力尚存，但慕容评绝非桓温的对手。倘若桓温成功占领关东地区，进而挥师挺进洛阳，征召幽冀两地的兵马，汇集豫并两州的粮草，再进一步向崤山、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推进，那么陛下的大业将岌岌可危。当务之急，不如联合前燕军队共同抵御桓温。待桓温被击退后，前燕必然元气大伤。届时我们便可趁其虚弱之际将其一举吞并，这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苻坚对王猛的建议深表赞同，当即决定派遣将领苟池与洛州刺史邓羌率领两万步骑兵前往救援前燕。
同时，苻坚还派出散骑常侍姜抚随同前燕使者一同返回邺城，向慕容暐传达回复。安排妥当之后，苻坚还不忘嘉奖王猛的卓越贡献，将王猛从尚书左仆射晋升为尚书令。
慕容垂与慕容德两兄弟经过商议，决定兵分两路迎战东晋军队。慕容德联合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领一万五千骑兵前往石门（今河南省荥阳市北），旨在阻断袁真部队开凿水路的行动。
与此同时，慕容垂亲自带领主力部队迎击桓温的大军，申胤、封孚以及悉罗腾随行。到了八月，慕容垂的军队已经逼近桓温所部。
在行军途中，封孚与申胤讨论起桓温的军事策略。
封孚向申胤问道：“桓温的兵马强盛，将士齐整，沿河一路推进，但其大军却只在高岸徘徊，迟迟不与我们交锋，看不出他有何制胜之策。依你之见，这场战事的结果将会如何？”
申胤回答道：
“虽然桓温如今声势浩大，看似有所作为，但我认为他必定不会成功。为何这样说呢？晋室日渐衰弱，桓温独揽朝政，然而晋朝的群臣未必都与他同心同德。因此，桓温即使得志，也并非众人所愿，必然会有人从中作梗，破坏他的计划。
此外，桓温因兵力众多而骄傲自满，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现在他的大军深入敌境，正是用兵的关键时刻，但他却选择按兵不动，在中流观望，寄希望于通过持久战来取胜。一旦粮草供应出现问题，他的军队很可能不战自败。”
慕容垂和悉罗腾听后，觉得申胤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决定让悉罗腾率一支精锐部队攻打桓温的向导段思。
段思原本是前燕之人，在桓温屡战屡胜时投降了东晋。
悉罗腾出战后迅速获胜，并成功俘虏了段思。消息传到桓温耳中，他再也坐不住了，随即派遣原后赵将领李述夺取赵魏地区。然而，悉罗腾与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再次联手出击，斩杀了李述。这一连串的失利使得桓温的士气开始低落。
我们再来分析慕容德部队的行动。九月期间，慕容德带领一万骑兵，与刘当所率的五千骑兵汇合，共同抵达石门。
此时，东晋西路军袁真部正面临困境，他们未能成功开凿石门，导致水路运输线无法畅通。与此同时，前燕豫州刺史李邽率领本州五千兵民截断了东晋军队的粮道。
面对此局势，慕容德决定主动出击袁真部，并派遣将领慕容宙率领一千骑兵作为先锋部队。
慕容宙分析道：“晋军性格轻浮急躁，他们不敢正面进攻敌阵，往往只会在胜利后进行追击。因此，我们可以设下诱饵来引诱他们上钩。”
于是，慕容宙派出二百骑兵前去挑战敌军，并将剩余骑兵埋伏于三个地点。这二百骑兵尚未与东晋军队交锋便假装撤退，而东晋军队果然中计追赶。这时，慕容宙的三面伏兵同时出击，使得东晋军队大败而归。
东晋军队接连失利，这让桓温深感忧虑。不久之后，他又得知前秦援军在邓羌和苟池的带领下，已经挺进至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州市），并继续向桓温所在的部队逼近。此时桓温的粮草供应逐渐短缺，开始萌生南撤的想法。
九月十九日，桓温下达命令，焚烧船只，丢弃辎重和铠甲装备，转而从陆路向南撤退。他还任命毛虎生为都督东燕（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四郡诸军事，并兼任东燕郡太守。
桓温从东燕向南撤退至仓垣（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一路上通过凿井取水，总共行进了七百余里。
前燕的将领们纷纷请求追击撤退的东晋军队，但吴王慕容垂却冷静地制止了他们。他对众将分析道：
“桓温刚刚开始撤退，他内心必然惊恐万分，定会安排精锐部队殿后以保护主力。如果我们此时贸然进攻，必定会遭受顽强抵抗，难以取得优势。不如放缓追击的步伐，让桓温误以为我们已放弃追击。这样一来，他会放松警惕，为了尽快脱离危险区域，一定会昼夜兼程向南疾行。待其将士因长途奔袭而疲惫不堪时，我们再发动攻击，必能一举制胜。”
于是，慕容垂亲率八千骑兵，与桓温大军保持一定距离，远远地尾随其后。桓温察觉到身后并无大规模追兵，果然下令加速南撤，部队日夜兼程，全力撤离。
数日之后，慕容垂观察到时机成熟，便对众将说道：“现在可以追击桓温了！”随即，前燕军奋力追赶，在襄邑（今河南省睢县）追上了桓温的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范阳王慕容德在成功阻挡并击败袁真部后，率领部队一路向东赶来，准备与慕容垂会合，共同夹击桓温。慕容德的部队已经抵达襄邑城东，并埋伏于山涧之中，静候战机。
另一方面，前秦援军在苟池的带领下一路向东寻找桓温主力，也已到达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境内，随时可能参与战局。
桓温一路南撤，自以为摆脱了前燕的追击，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慕容垂和慕容德精心布置的包围圈中。
当慕容垂与慕容德的骑兵突然在襄邑发起猛烈攻击时，桓温的部队措手不及。他们本以为已经安全撤离敌境，因此早已放松了戒备。
面对前后夹击的前燕兵马，桓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防御或反击，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
襄邑之战中，东晋军队损失惨重，三万将士阵亡。桓温率领残兵继续向南撤退。
次日，部队退至谯郡境内，本以为已摆脱前燕的追击，却意外发现前秦将领苟池早已在此埋伏多日。
在桓温部众尚未得到休整之际，苟池突然发起进攻，导致东晋军队再次大败，万余人丧生。
与此同时，归顺东晋的孙元仍在武阳坚守，与前燕对峙。前燕左卫将军孟高率军讨伐，最终成功俘虏孙元。至此，前燕慕容垂与前秦苟池的各路大军均取得胜利，而桓温第三次北伐则以全面失败告终。
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温整顿残兵，驻扎于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面对此次北伐的惨败，桓温深感羞辱，为掩盖过失，他将责任推卸给豫州刺史袁真，指责其未能按时凿开石门，致使粮草运输受阻。桓温随即上书朝廷，要求罢免袁真的职务，并将其贬为庶民，同时革除冠军将军邓遐的官职。
然而，袁真早已退回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得知桓温诬陷自己后极为愤怒，也立即上疏反驳桓温。但此时的东晋朝廷已被桓温牢牢掌控，对袁真的申诉置若罔闻。
袁真愤而决定反叛东晋，先后派遣使者前往邺城向前燕和长安向前秦示好，请求军事支援。
桓温得知袁真投敌后，迅速任命毛虎生兼任淮南郡（今安徽省寿县）太守，驻守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实际上，毛虎生此前已随大军南撤，如今正好借机名正言顺地驻防历阳，巩固防线。
若不单纯以成败评判英雄，桓温无疑可被视为东晋时期的风云人物。他平定成汉、三次北伐、掌控朝政，并最终废黜晋废帝司马奕。然而，尽管他的事迹多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仍难逃后人的批评与质疑。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试想，如果桓温第一次北伐成功消灭前秦，第三次北伐铲除前燕，甚至废掉司马奕后自立为帝，那么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否会截然不同？有观点认为，桓温性格中缺乏在关键时刻“更进一步”的决断与勇气，这正是他未能成就更大功业的主要原因。
例如，在攻打成汉的战役中，桓温本已决定撤退，却因传令官一时慌乱误擂战鼓，反而激发士气，转败为胜。这一逆转并非桓温主动决策，而是属下偶然促成的结果。而在第一次北伐时，他率军驻扎灞上，却迟迟不敢进军长安，错失良机，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第三次北伐前燕时，桓温屯兵枋头，同样犹豫不决，未能直捣邺城，最终再次以失败告终。至于后来废黜司马奕一事，他虽敢于采取行动，却因畏惧自立而选择等待简文帝司马昱禅让。然而，这种等待不仅未能实现，反而使他背上了篡位者的恶名，被正史记载为反面人物。
由此可见，桓温的成败与其性格中的犹豫和保守密不可分。他在关键时刻屡次止步不前，既错过了建立更大功勋的机会，也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