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和《史记》都记录了公仪休“拔葵去织”的故事。

公仪休担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与民争利。他不仅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围观者，更是以身作则，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他对自己和家人严苛到什么地步？当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燔其机”。

自此，“拔葵去织”便作为不与民争利的典范，屡屡被后人引以为戒。

8月10日，作为国家电网房地产业务的主要承载平台——鲁能集团正式退出房地产业务，距离上一次国资委发出的“退房令”，已有十年。

十年，这个喧嚣的世界改变了很多，可有些困惑仍在：

这一次，拔葵去织能成为现实吗？

壹

2010年春天，一边厢温家宝总理“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的承诺余音尚未消退，一边厢三家央企——远洋、中信和中国兵器集团却于一日内，在北京市场创造了三个“地王”。

一时间，物议沸腾。

随后，国资委出台“退房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清退房地产业务，在15个工作日内制定有序退出的方案。

只留下16家主业为地产的央企。这一数字在2011家增加到21家。

2010年当年，“退房令”似乎颇有成效，有14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市场。

然而，总体而言，这十年来，“退房令”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也有类似中国重汽、山东黄金、兖矿集团、山东高速等于去年挂牌转让房地产子公司股权的行为，但细细探究，被转让项目大多处于亏损或资不抵债状态。

与其说这样的行为是迎合“退房令”，不如说更像甩包袱。

房地产开发俨然成为保障央企利润的最有效选择，央企无法做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持续严厉的调控的大背景下，与民营房企相比，央企在政策把握及融资等方面天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多年前，马光远就断言，央企倚靠独特的地位，在信贷、政策方面支配资源，不适宜继续留在竞争性较强的房地产领域。

这一断言，在时间的滚滚车轮碾压下，不仅历久弥新，而且依旧顽强地反映在数据上。

根据同策研究院持续监测的数据显示，房企今年上半年公开披露融资利率的共92笔。恒大在今年上半年发行的一笔10亿美元债，利率达到12%，是所监测融资时间中融资利率最高的一笔。而招商蛇口和保利分别拿到了6笔和4笔利率在5%以下的融资。

资金的充裕使得央企在土地拍卖和销售两个端口都有激进的表现，从而造就了房地产市场上屡见不鲜的“国进民退”现象。

譬如，网红房企泰禾在以往的经历中，往往是由央企或国企提供资金支持，而由泰禾操盘。

美其名曰：品牌输出。

而在最近引入战投的一波三折中，和泰禾传出“绯闻”的，也多是央企和国企。

在房地产市场，央企就是根正苗红、枝繁叶茂的大树。眼睛里写满想借其庇荫的房企，比比皆是。

贰

8月10日，鲁能集团官网发布声明称，根据国资国企改革有关部署，国家电网公司持有的鲁能集团(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将整体转划至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绿发)。

这意味着国家电网正式退出房地产业务。

在其背后，是1月20日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加强参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规范央企参股投资，要求央企严把主业投资方向，不得为规避主业监管要求，通过参股等方式开展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规定的商业性房地产等禁止类业务。

鲁能“巨无霸”房企的历史无须赘言，但在此时抽身，并不是偶然事件。

十年前，房地产销售面积是10亿平方米，而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7亿平方米，房产销售额更是膨胀到了16万亿元的规模。这也是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央企自然无法离场。

时移势易，今年以来，不再过多依赖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被一再重申。相应地，坚持“房住不炒”的决心在杭州、东莞、深圳、南京、宁波等十余城市出台调控政策的举措中得到了贯彻。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大，一些央企有了主动退出房地产业务的动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央企适时的谢幕，既保全了自身的体面，又响应了“退房令。

从鲁能自身发展来看，退出房地产业务并不是突发行为，而是在运筹帷幄中逐步进行。表面上，自2018年开始，鲁能就在各大房企的排名榜单中消失；暗地里，鲁能一直在向体育社区、娱乐度假、智能生活等方向调整。

在中国经济当前处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之际，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美丽农村和民生是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七大创新产业体系。

鲁能为抽离房地产业务而做的适时转型，体现了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关键行业，央企为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所应该起到的带头作用和影响力。

而这也正是央企自身存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