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文化大约在大禹时期被“征服”，之后有“迁三苗于三危”，再之后便是华夏集团文化的进入，与本地结合，这即是楚文化的源头。
三苗解体前文介绍过，苗蛮集团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的发展路线，分别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殷商文化”。
大概在屈家岭前期，部分东夷部族进入三苗范围，东夷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出现相当特殊的屈家岭文化，这段时期恰好是华夏集团尧舜禹时期。
于是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三苗集团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史记》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乱。”于是尧与三苗 “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则“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舜晚年时还曾亲驾“南征三苗”，结 果 “道死苍梧 ”；到了禹时，战争更加激烈，最后禹利用三苗出现内乱、遭逢天灾之机大举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
与史书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表述，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极为兴盛。屈家岭文化强盛时，“不断向北扩展，原为下王岗文化的鄂西北、豫西南地区已成为屈家岭文化的活动领域”，其文化影响则深入到了豫中和陕南地区。
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文化日益强盛，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如石家河文化中的蓝纹、方格纹及袋足鬻的流行与龙山时代的来临有关。
在之后的文化遗址中，专家们发现江汉地区的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 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就如《吕氏春秋 》所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
华夏集团对外征服中，会让被征服集团接受中原文化。这种“易其俗”、“行其教”主要方式是劫掠其“巫”类人员，因为“巫”在原始社会属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他们集史、乐、医、祭为一身，此类人员一旦减少，其部族文化传承必然断绝。
这也是夏商时期，汉江地区再没有出现“强权”的原因。
文化上的楚蛮这里引用“楚蛮”是因为《史记》中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 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从族源来看，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但从文化上看，华夏集团战胜三苗后，对苗民“易其俗 ”、“行其教 ”，于是三苗余众接受了中原文化，因此楚蛮应为接受了中原文化的三苗余众在商周时代形成的一大族群。
楚国这种“身体是三苗”，但文化更近“华夏”的情况就比较尴尬。因为中原文化会当你是蛮夷，而自己却想进入中原文化圈里。
比如《楚辞·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主人公自述他的先祖是天帝高阳和伯庸。
这里的高阳有说炎帝的，有说颛顼的，如《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太阳是一团火阳，高悬在天上，所以称高阳。太阳给人光与势，使万物生长，人们祭祀它，称之为太阳神。
《风俗通义》载；“楚之先出自帝颛顼，其裔孙曰陆终，娶于鬼方氏,是谓女溃。盖孕而三年不育，启其左胁,三人出焉,启其右胁,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连,是为芈。”
炎帝与太阳重合到一起，这里面至少有二重人物，一重是东夷文化的太昊与少昊，它们也是太阳神，属于东夷文化中的太阳神；一重是炎帝，它是与黄帝并列的人物。
然后是祝融。
《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祝融是颛顼的孙子。且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于江水”。即楚人所崇拜的火神祝融，既是颛顼的后裔，又是炎帝姜姓的后裔。
这些神话传说中的重叠现象，也就说明楚人在文化上更近华夏集团，而不是三苗。
考古学上的楚蛮石家河文化以西，在宜昌方向，此地有朝天嘴——路家河文化，这一支考古学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自与楚无关。
南边中荆南寺类型商文化和周梁玉桥文化，它俩与中原商文化联系紧密。
东边就是武汉盘龙城了，它是商代在湖北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又可能是商朝的一处方国。
商朝这么在意南蛮，理由也很简单，需要“铜”，湖北大治就是产铜地。对商朝来说，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戎”与“祀”，都需要大量的青铜，无论是制作青铜器，还是兵器。
简单来说，三苗在大禹到夏朝前期解体，三苗原生文化被华夏文化打断，并入中原文化体系中。苗蛮地区出现文化上的真空，中原文化持续性南下（战争劫略或者被中原其它部落赶了出来），与当地仅存的文化融和，又因地理上远隔，苗蛮地区的发展极为慢。
到了商朝时期，因商朝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商文化以战争的形式南下。楚国的祖先边与商朝对抗，边发展自己，渐渐吞并周边中小型部落，慢慢发展起来。
再之后，楚国为学习中原文化，在西周前期去朝周，被周定为子爵。又在春秋前期，楚武王伐随，想让随给周王室带话，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楚自称蛮夷，想王室给自己“尊号”，这也是一种想靠近中原文化的心理。
也可以这样说，三苗文化解体后，中原文化进入与当地余众形成了楚文化，而这种楚文化更近中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