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谭震林

“运动”初期，谭震林是想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他曾经主动接待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到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但后来全国各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谭震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会造成没人种地、7亿人喝西北风的局面，他马上找到陶铸，一起起草并下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以稳定农村的局势。

谭震林的这个举措却得罪了江青等人，他们指责这个规定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这让谭震林很生气。更令谭震林气愤的是，一大批老干部被批斗，像贺龙这样威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被“造反派”冲得有家不能回，谭震林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太不像话了！”

不久以后，在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竟当着参会人员的面顶撞毛泽东，她说：“主席，我要造你的反！”

谭震林听后大怒，他在会后对李富春说：“我们革命几十年，见过谁这样对待毛主席的？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她有什么资格到政治局会议上吵吵嚷嚷？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她凭什么敢用泼妇骂街的语言，这样肆无忌惮？”

谭震林（右）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对江青等人插手军队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徐向前在会上对江青等人说：“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叶剑英也说：“请地方的同志注意保护一下我们的军队！”

会后，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等人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都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罪恶勾当，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陈毅对谭震林说：“谭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点点头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按照周恩来签署的开会通知，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各口的“抓革命，促生产”。

这天谭震林早早地来到了会场，一会儿以后，张春桥夹着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进来。谭震林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张春桥为何要任意揪斗老干部，此时他突然起身，劈头问张春桥：“春桥同志，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张春桥

张春桥早年曾在谭震林手下工作过，挨过谭震林的批，但此时他已平步青云，自然没把谭震林放在眼里，他阴阳怪气地回了一句：“群众不答应啊！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听后大怒：“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被镇住了，谭震林继续说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当时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等人都已到场，谭震林义正辞严的斥责，使这伙人感到突如其来，霎时间都惊呆了。谭震林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他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晚年的谭震林

此时谢富治出来为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却不吃这一套，他大声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直接拿起大衣就往外走，他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连忙喊道：“谭震林同志，你回来！”陈毅也劝道：“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谭震林这才回来坐了下来。

这次著名的“怀仁堂碰头会议”，曾被党内外广为传颂。第二天，谭震林又给“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江青一伙人的罪行，在这封信里，他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信的末尾是这么写的：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