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自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称帝后，北宋共经历了九位皇帝，统治了近一百七十年。北宋御制文献在继承前代御制文献修撰的基础上，结合本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实力编制而成，反映北宋独特的文化面貌。

据笔者所考，北宋每位帝王在位期间都编撰有御制文献，或皇帝御撰，或儒臣代笔，北宋御制文献共计一百八十种。本文通过北宋御制文献的发展脉络、帝王在位时间、各朝御制文献数量以及御制文献分布情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将北宋御制文献的发展分为太祖朝御制文献、太宗和真宗朝御制文献、仁宗朝御制文献、英宗至钦宗朝御制文献来探讨。

谈起中国古代帝王，人们常常以唐宗、宋祖并称，宋朝之国策法度基本都在太祖朝确立，后诸帝多奉守祖制。赵匡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可谓持中之论。太祖作为宋代开国之君，许多御制文献的编撰在宋代尚属首次，为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因此本文将太祖朝御制文献单独出来讨论。

太祖十一种御制文献中，仅史部就六种，包含正史、编年、地理、政书四小类。从其编纂的目的来看，太祖朝御制文献主要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针对性很强。这是因为太袓作为北宋第一位皇帝，其从混战割据的五代十国夺取政权后，新兴的北宋政权百废待兴，无论是治国理政的实践还是政治舆论设施都迫切需要完善。

一方面，太祖朝御制文献直接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如仪注类《开宝通礼》，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礼书。该书修成后，将北宋进士科的科举常科科目“诸科”之一的“开元礼科”改为“开宝通礼科”，依照新书考试，合格者得充礼官。太祖朝历经唐末五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社会上出现了“士不求禄、官不充员”的状况，不少人仍在窥望、疑虑刚建立的赵宋政权。

太祖为了适应门阀氏族退出历史舞台和庶族地主勃兴的政治形势，曾多次下诏求贤，改革科举制度，亲自主持考试，严格把关，限制士家子弟在考试和录取中的特权，科举为太祖的统治提供了挑选政治人才的渠道，《开宝通礼》正是为科举事业而产生的。又如宋代第一部刑法《建隆编敕》，“别取旧削出格、令、宣敕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为编敕四卷。

正是太祖加强政治统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的表现。北宋自建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医学知识的推广。医药书与百姓的生活关系密切，作为“圣朝仁民之意”的体现，朝廷一直很重视医书的组织编撰。同时，以医术救治军伤，充分发挥军队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抵御内乱外患的作用，进而巩固皇家根基。宋太祖时期曾命令医官修纂了《详定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两部医书。

另一方面，太祖从思想理论上宣扬赵宋王朝正统性，如正史类《旧五代史》，基本仿效《三国志》的体例，各割据政权都独立为书，但五代各朝是前后交替的政权，与五代并存的还有十国政权，《旧五代史》以五代为正统，实际上有为北宋政权树立正统地位的意味。《旧五代史》编撰的时候，北宋王朝刚建立不久，统一战争还在进行，故北宋王朝仍面临着巩固和发展统一的重大任务。

因此宋太祖十分重视历史书籍的编撰和阅读，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仅是史部，子部也有类似情况，如地理类《历代宫殿名》，书名专举“宫殿”，叙历代建筑，首列周、秦、汉、魏，次列北魏、周、隋、唐、五代为正统，又次三十六国、六朝、北齐为僭伪。从其排列的先后次序以及所谓的“正统”

和“僭伪”可以看出，太祖认为他所统治的宋朝也是属于正统的，并借此书来还是宣扬自己的封建统治是合法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法之于王朝政权，是中原的典章制度，更是一种关乎天人合一的政治观念。很多文献都有关于天象的记载，如《史天官书》、《汉书五行志》、《续后汉书五行志》、《魏书天象志》、《辽史历象志》均有记载。

皇帝通过参考天道、计算日月五星、推定历法来治理国家，是依循天道的必要法则，这是一种权力象征的符号。在古代编修律历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因此历代帝王都极其重视天文的观测。

太祖朝御制文献帝王参与的形式比较单一。太祖朝十一种御制文献中，除了集部《太祖御笔》和《御制国子监两庙赞》之外，其他文献均由帝王命人敕撰。赵匡胤家族世代为官，高祖做过唐朝的三县令，曾祖历藩镇从事，累至御史中丞，祖父历任三州刺史，生父典掌禁军，赵匡胤本人出身耍枪弄棍、宿卫宫廷的武行之家，他本人的皇位也是通过军权黄袍加身篡得，他无心埋首读书堆，考取功名，而是恃武以求安邦定国。

对经历黄袍加身、武力取得政权的帝王而言，想要政权稳固，武力当然成了对政权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与那些缺少文化素养的纠纠武夫迥然不同，虽然本人善于用武，但治天下却不尚武功，而是用和平手段和智慧治国，对文治有着特殊的崇尚。

太宗是宋代第二个皇帝，太宗曾与其兄太祖一起参与过陈桥兵变，并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其即位后，继续太祖的统一事业，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真宗是太宗第三子，其在位的二十五年为守成期，为北宋进入繁荣期奠定基础。

太宗、真宗朝御制文献持续发展，基本继承了太祖朝御制文献的各种体制和类别，为北宋御制文献发展的鼎盛作出巨大的贡献，且二人都很重视儒家、释家、道家类文献的修撰。因此本文将二帝的御制文献置于一起讨论。

太宗、真宗朝御制文献数量有所増加，宋太宗共计御制文献二十二种，真宗计三十七种，远甚于太祖朝。文献种类也更加丰富，在类目上的作了新的尝试。可以说，宋太宗赵炅和真宗赵恒统治时期是北宋御制文献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小学类文献的编纂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因为它事关科举人才的选拔，如从真宗景德四年开始修撰，大中祥符四年成书的《广韵》，该书编撰时太祖己经受禅建国四十余年，经过太祖和太宗两位皇帝的努力，北宋天下一统，社会相对安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复苏乃至繁荣的局面，一大批学术新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堂，为韵书的编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

而早年宋太宗奖励文化与学术的政策，更为《广韵》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科举之盛伴随着考试人数的增多，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水平参差不齐，不少考生不务实学，怀着侥幸的心理“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

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方言语言各异，所习用的韵书种类很多，在作诗用韵时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用韵标准，影响考官对考生试卷的判断，不利于科举制度的推广。因此，一部统一规范的科举考试韵书是其当务之急。太宗时期句中正奉敕编撰的《雍熙广韵》篇幅过大，对科举考试之人来说，并不实用。

宋人丘雍、戚纶等奉敕所撰的《景德韵略》是《广韵》的简略本，选取《广韵》中重要的、常用之字和训解编排而成，方便科举之士携带。总而言之，这些因科举考试应运而生的文献为王朝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次，太宗、真宗时期用于寻检、引证的工具书一一类书得到充分发展。类书是按照一定分类标准编排的各种资料以供检索的工具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类书应该始于魏王曹丕命人编成的《皇览》，南北朝时期类书编纂之风盛行，出现了《古今注》、《四部书略》、《类苑》等一批类书，但均未流传下来。

唐代有魏徵奉敕编辑的《群书治要》、欧阳询等奉敕编纂的《艺文类聚》、徐坚奉敕编纂《初学记》。入宋以来特别是从太宗朝开始，编撰类书的风气更甚，宋代几部大型类书基本都是在宋太宗时期完成的。

从其内容性质来看，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门性类书。综合性类书指汇集各种文献中所记载的诗文、词赋、故事等，如专录诗文的《太平御览》；专门性类书指专辑某一具体体裁内容的类书，如专录小说资料的《太平广记》；从类书编录的体裁来看，类事与事文并举，《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以类事为主；《太平广记》事文并举。从类书编纂的时间来看，整个宋代的四大类书有三部是在太宗时期编撰的。

历代统治者都有“点缀升平”之举，并不始于太宗。而以类书来“安定旧臣”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来证明太宗敕修类书与安定旧臣之间的关联，未免显得牵强附会。笔者认为，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看，类书的兴盛应该与这一时期的书坊、雕版印刷技术等因素有一定关系。宋代大力提倡文治，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应举人数的猛增，刺激了老儒和书坊联手编修和刻印科举用书，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发展到太宗时期，广修类书不仅有着其必要性，技术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宋代的雕版印刷书已经日渐完善，装订形式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也为类书的大量印刷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当然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为大规模修书创造了条件。太宗在原有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的基础之上别建三馆，形成南廊集贤书库、西廊四库经史子集、东廊昭文书库。通过扩建三馆秘阁，使原有的储藏古籍书画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为大型类书的收藏创造了条件。

儒教、佛教、道教是中国的三大传统宗教，儒释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玄佛合流，为三教合一奠定了基础。隋唐时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三教合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自隋唐王朝统一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分途发展的局面，唐太祖李渊就确立了三教兼容并重的统治方针，为儒释道的交流和沟通创造了条件。北宋以来继承了唐代对儒、道、佛兼容和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宋太宗就是佛道并重的典型。太宗在位期间，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他对佛教的开拓甚于两宋任何一位皇帝。

太宗十分重视佛经翻译和道书整理，对佛教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太宗为张扬佛法，大量剃度僧尼，扩大佛门队伍，太平兴国元年、太平兴国七年）、雍熙三年先后在全国搞了三次大规模的行动。太平兴国七年太宗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序》，置于每部经书前。太平兴国八年又置印经院，恢复从唐代以来中断的佛经翻译。

太宗大造佛寺、佛塔，还建成译经院，改变了自唐朝元和以来不复译经的状况。宋太宗对佛教的作为，是将皇帝政治与佛教挂钩，充分利用佛教的和谐观、安定观来管理军民。可以说，他是一个将佛教作为辅助政治载体比较成功的皇帝。真宗自幼受家庭的熏陶，涉猎佛书，对佛法略有所知，其御撰不少佛教诗文，汇集成编，其所撰《法音集》与太宗《妙觉集》前后辉映。真宗虔诚拜佛教、道教天尊，还多次在多方面奖励佛教。

太宗执政期间，为了道教事业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宋太宗即位得益于道教徒的支持，所以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优待道教的政策，如下令营造很多道观，据史料记载的有上清太平宫、太一宫、上清宫、太清观、灵仙观、寿宁观、洞真宫等；太宗还征召华山道士，礼遇陈抟、丁少微、赵自然、柴通玄等。

在重视道家的同时，真宗在重建儒学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真宗不仅御撰《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还诏令陈彭年编撰《文明政化》十卷。真宗大兴学校、崇儒馆、赐九经，还广泛收集儒家经典之作，重新组织校勘整理，重视发挥书院的教育功能。真宗亲谒孔庙，还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以示对孔子的尊重。

儒家的“天命”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支撑，并且通过祭祀礼给予获得统治的王权合法性，让百姓从内心接受统治者与生俱来的高贵以及上天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护政权统治，正好符合二朝以及北宋王朝想要长治久安的愿望，真宗对儒学所用之工，体现了其为了建立他理想中的伟大封建王朝而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