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在湘鄂边区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苗族革命，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1937年那次革屯运动，苗族人民反抗自清代设立“屯政”的民族压迫制度的一次革命。
那么第二次，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期间，湘黔边区的苗族反抗食盐短缺、苛捐杂税、抓丁而发起的“布将帅”运动。
布将帅是苗族人民对此次事件的统一称谓，在湘鄂川黔边区的历史上，有时被记录为“神兵”，但是这个必须和鄂西发展起来的神兵组织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还有诸如“跳仙会”、“木刀起义”、“麻王运动”等其他名字，我们在讲述此次事件就按苗族人的习惯统一说成是“布将帅”吧。
壹
食盐，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我们知道贵州自古以来几乎是没有生产过食盐的，同样，湖南同样是不怎么产盐的，有记录的也只有产量极少而且不稳定的井盐，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食盐的纯销区，以至于盐价昂贵。
那么，食盐在历史上一度就成为了中央王朝控制苗疆的一个手段。
当年在清朝乾嘉苗民大起义时期，当地地方官就曾严禁食盐运入苗疆，同时，要求食盐运商在售卖时详细盘查购买者的身份，确认无误后方可出售。
他们的想法是“苗民若无食盐，只能吃淡食，久而久之便会生病。”
不过这件事乾隆还是高瞻远瞩，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疆地域辽阔，人口成分复杂。
如果仅凭断绝食盐供应，就能让苗民丧命，我们先不说归顺朝廷的苗民该怎么办？
如果苗民真的因为断盐就会生病，那么自从朝廷对苗疆用兵以来，你们禁盐这么久了，为何至今从未听说有苗民因无盐而生病？
这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再说，苗民日常所需，粮食比食盐更加重要，难道地方官不仅要禁盐，还要连粮食一并禁止吗？按照这个逻辑，凡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都应该一概禁绝？
《尚书》上讲“舞干羽而有苗格”，不过是夸赞圣王教化之迅速。现在你们却想通过让苗民“淡食”来制服他们，难道真以为撤军之后就能让苗疆彻底安定？简直荒唐！
前朝（明朝）曾因害怕蒙古崛起，试图断绝其茶叶供应，结果有什么作用？
从前，我朝与俄罗斯通商受阻时，有人提议禁止向其出口大黄，结果呢？俄罗斯人也没有因此而病倒嘛。
这都证明，治理苗疆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对抗者以武力威慑，归顺者以德政安抚，绝不能通过剥夺食盐供应来让他们受困。
乾隆说得还是很有道理，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确实在古代居住在深山腹地的苗族，交通闭塞，食盐长期奇缺，《镇远府志 》就这么说：苗人 “艰于盐 ”。
那苗族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原来苗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了以酸代盐，以酸补盐的饮食习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嘛。
1941年 四川井盐运输场景
那么时间到了民国，食盐短缺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即便是在民国盐务机关的1937年-1949年这个叫做“运销充畅”的时期，以贵州为例，平均销量都达不到需求量的60%，而湘黔边区则更是食盐奇缺，人民无处购盐。
时人刘熙乙在 《解决贵州食盐问题建议书》 中曾指出，1个月所需之盐要用4个月的粮食才能换得，一户农人一年的耕作收入，在当时只可以换得盐10多斤。
时间到了1938年，特别是苗族革屯运动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抓丁派款又逐日增加，导致了广大苗民生活更加困苦，当时在湘西苗区流传着这么一首歌，翻译过来就是“有钱，是县长的；有谷子，是财主的；有猪羊，是队长的；有乖婆娘，是保长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41年，新的政策又来了，那就是“卖公盐”。什么是卖公盐呢？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军费开支浩大，工农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税源锐减，财政赤字严重，所以政府对食盐进行垄断销售，并征以重税，导致盐价疯涨。
湘黔又不产盐，加上当地乡长保长等层层克扣，食盐就更少了，汉区和大的场镇上，人民都很困难，那地处更加偏僻的苗区，日子可想而知。
那时在湘西花垣苗区，一斤盐要合七十斤米，凤凰旧司坪苗寨几十户人家，每个月只能买到一斤多盐，大家一分，一家人就分得到手指大的一块，没办法，只好把盐用布抱起来，炒菜的时候放在锅里卤一下，吃饭时一家人轮流用舌尖舔一下，就算是吃盐了。
贰絮絮叨叨说了第一章节，主要还是想说明食盐在当时的苗疆的短缺和苗人“艰于盐”的一个史实。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反抗的声音开始在苗乡越来越强烈。
1941年，湘西永绥县，就是今天的花垣县，卫城乡有个叫盐井寨的地方（估计这地方还挖过盐井），这里有个苗人叫麻巴隆，这一年他老婆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麻老保，这孩子生下来可能由于婴儿的胎毛不那么均匀，所以看起来就像三撮毛。
本来这就是个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对于苗民就觉得这事情太神奇了，都说他是“麻王出世”。
刚好这个麻巴隆有两个妹妹，是当地有名的苗族巫师，就利用“布香娘”到处宣传苗家出了“麻王”。
布香娘：一种苗族寻访已故祖宗或亲属灵魂，来指点阳间人的命运，这么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通灵师这么一种职业。
并且声称只要麻王坐了殿，苗人就可不再受抓丁、派款、缺盐的苦了。
苗人们就问，那国民党有枪有炮，我们怎么打得过，然后女巫师就说，这你们就外行了，麻王是有仙水的，喝了不仅可以治病消灾，而且只要操练一下，神就附体了，到时打仗起来，刀枪不入！
又过了段时间，又有传言来了，说也是盐井寨有个苗民麻老伴，得了一本“无字天书”，看完后已经学会了调兵打仗，如今已经被麻王封为了“掌簿先生”。
同时，力大无穷的麻老魁也被封了“统兵将帅”。
好家伙，左臣右相的都出来了，这一下永绥、凤凰、乾城、保靖还有贵州的松桃、铜仁一带的苗民都纷纷前来朝圣，人数高达几万人。
这中间又有些人喝了所谓的仙水，声称得了仙法，他们于是也有了“点将封帅”的本领了，回去后就称王了。
就这样，一场“布将帅”运动自此逐渐壮大了起来。
叁“布将帅”运动除了永绥，凤凰也是一个重要区域，领导人是凤凰米良乡夯来村的吴春妹。
她先跑到永绥去参拜了麻王后，回去就声称自己学到了仙术，然后就在当地开始招收徒弟，这其中又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石老双，一个是吴国范。
然后这两人又到处串联，在腊尔山、竿子坪等地方也建立起了“布将帅”组织。
当然操练那一套东西和以前白莲教啊、义和团啊也差不多，不外乎就是喝符水，拜四方，不同的是，布将帅要求在操练的七天里面，还不准吃盐和鱼虾。
不吃盐可以理解，聚集那么一大群人，得吃多少盐？当然吴春妹不能明说，所以对外宣称的是雷公怕盐，为了尊敬雷公，所以我们不吃盐哈！
那咋不吃鱼虾呢？
她也有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到皇帝坐的京城去（当时都民国三十年了，所以从这点看，你还是觉得有受过近代化教育的苗族精英参与的革屯运动要靠谱一些），途中要渡过大江大河，鱼虾在古代帮助苗族人的祖先打败过蟒蛇精，救出了南陵王的女儿。
我们这次起义，过江渡河都需要鱼虾帮忙，所以呢，我们不吃鱼虾。。。
“布将帅”的军队装备也十分独特。他们立有红、黑、白三面军旗，旗上写着“天赐号令，神灵同心”八个大字。
“王”在作战时，身穿红色法师服，头戴冠扎帽，上面插着两根锦鸡毛，背后还插着红、蓝、绿、白、青五面令旗，并佩戴一只牛角号，用来指挥军队。
大将则穿较新的苗族服饰，女性佩戴少量银饰，头戴法帽，插两根锦鸡毛，背后三面令旗，但不佩牛角号。
士兵们戴着斗笠，系红色带子，手舞手巾来抵挡子弹，每人还带着一把用来驱邪的木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起义也被成为木刀起义的原因）和一个装马粮、砾砂的红口袋。
在战斗时，他们会从口袋里撒出白米或米砂粉，象征着召唤士兵的法术。
此外，还定下了军令，严格遵守“不喝别人的凉水，不吃别人的冷饭”的规矩，出征时只杀官兵，绝不骚扰百姓，这点在后面起义后的实际状况下来看，确实苗民控制得不错，并没有骚扰地方。
肆
接着再说永绥那边，在“掌簿先生”麻老伴和“统兵将帅”麻老魁的带领下，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武装，已经是跃跃欲试，这时永绥一个苗民保长麻老炯察觉到了不对劲，急忙派人给卫城乡乡长吴选青汇报。
吴选青当然对这段时间苗区的异常反应有所察觉，毕竟革屯运动才刚刚结束不久，有点风吹草动还是紧张，所以他当时就想，既然都是因麻巴隆那两爷子搞起来的事情，那我把这个所谓的麻王除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于是他就邀请麻巴隆带着“麻王”前来会面。
谁知这事走漏了风声，麻巴隆那边很快得到了消息，麻巴隆和“麻王”那两个左臣右相一商量，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吴选青给杀了。
同时，吴选青这边见麻巴隆不来，于是准备偷袭盐井寨。
1942年元月，永绥下大雪，吴认为此时盐井寨方面不会有防备，就带着几十个团丁去搞斩首行动，谁知吴选青这边一出动，消息就被盐井寨那边获悉了。
麻老魁带着人马在山间设伏，团丁刚到，麻老魁他们就开了火，团丁这边一听枪响，跑得比兔子还快，气得吴选青边逃边骂娘。
逃回家的吴选青急忙将这个消息向县府反应，县长黄颖川大惊，又立即电告省府，湖南省政府得到消息后，急忙电令驻扎在永绥的江防部队配合永绥县方面开展行动。
2月10日，县长黄颖川亲自带领警察和团丁，江防部队则由大队长陈精文亲自带队，两百多人的队伍开始进攻盐井寨。
次日清晨，双方第一次冲突爆发。
“布将帅”队伍中那些喝过符水的八十多个人，喊着刀枪不入就冲上来了。
官军最先还是心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但是第一轮开火后，当场就打死几名冲在最前面的苗民，一下有了信心，“布将帅”的义军连续冲击了几轮，无果，无奈只好往寨中溃逃。
还好此时麻老魁赶到，率领义军稳住了阵脚，次日，双方又激战了整整一天，一直打到十三日清晨，官军收买了一名苗族叛徒，他带着官军抄小路攻入了盐井寨。
“布将帅”的人马无奈只得往松桃干溪方面转移了。
官军进在后，将盐井寨掠夺一番后，一把火将寨子烧毁。
麻老伴、麻巴隆等人带着“麻王”在松桃一带又揭竿而起，捣毁了不少国民党的乡公所，1942年3月6日，又攻打了松桃县城，并且在这期间，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营。
伍到了4月，凤凰方面也开始了暴动。
本次运动的凤凰“布将帅”领袖之一的吴国范在建国后做过如下回忆。
当时米良乡夯来村的吴春妹在闹起“布将帅”后，石老双先行响应，他声称喝了神水，学习了仙法后，就能腾云驾雾，封刀封枪，于是吴国范所在的凤凰旧司坪苗寨方面也希望学习。
最后选择了吴国范前往夯来村和石老双取得联系。
石老双很坦诚的给吴国范说，仙水其实是没有的，那是他发动和联络人的手段，但是他确实有一种药（可能类似于兴奋剂），煨成药水后，喝了之后确实会精神亢奋，力气大增。
随后，他又教吴国范跳“仙舞”，男子舞青布伞，女子挥黑手帕，边跳边喊“封刀封枪”。
吴国范学成后，召集一群逃避壮丁的年轻人，把“仙水”传开。
这些青年本就痛恨官府，纷纷响应。
不久，“跳仙”风潮蔓延至竿子坪、三拱桥一带，人们开始称吴国范为“吴王”，尊吴春妹为“仙师”。
年底，因官府封锁，百姓缺盐，石老双带领三百多名义军，假称去迎“麻王”，实则准备攻打松桃盐局。
然而，行至阿甲拔蔸时，遭遇江防部队伏击，石老双当场战死，义军损失惨重。
战后，官府加紧镇压，派警察驻守各地，并派乡兵四处搜捕“布将帅”成员，百姓惶恐不安。
吴国范见形势紧张，召集各地义军头人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
四月初，七十多人在旧司坪后山集结，突袭犁口嘴警察驻地，缴获枪支，活捉警兵。
随后，他们围攻竿子坪乡公所，打垮了乡兵队伍，缴获了不少武器。
起义军士气大振，竖起“红、黑、白”三面旗帜，正式宣布起义。
随后，义军攻占竿子坪乡公所，处决了竿子坪乡队附杨忠，烧毁“盐券”，将粮食和盐分发给百姓。
接着，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乾州，一路进攻得胜营和凤凰。
义军士气高涨，官兵闻风丧胆。
直到在万溶江老瀑潭遭遇官军，因弹药耗尽，义军被迫撤退，转入山林展开游击战。
官府见难以剿灭，派人谈判，承诺不再抓壮丁。
谁知吴国范在谈判结束后不久，便被凤凰县抓去当了壮丁，后来在战场上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吴春妹等人也先后被逮捕。
陆吴春妹被捕后，牛岩苗寨的吴妹红站出来，接替“仙师”之位，继续召集义军发展“布将帅”，密谋攻城，营救吴春妹。
不料，官府又派兵搜捕，吴妹红又被抓了，押往凤凰县城。
苗寨群情激愤，誓要救回被捕的同胞。
夜色未尽，苗兵从牛岩出发，沿着崎岖的山道向凤凰县城挺进。
他们行至长宜哨时，遭到乡长李震率乡兵拦截。
李震平日里贪婪成性，横征暴敛，苗兵对他早已痛恨不已，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
乡兵阵脚大乱，顷刻溃散，李震见势不妙，跳河试图逃命，仍被苗兵追上杀死，并在其口中塞满纸币，以示贪官污吏的下场。
击败乡兵后，苗兵继续向凤凰城挺进。
县城中的官员听闻义军逼近，纷纷弃城而逃，连县长李宗祺也惊慌失措，无计可施。
因途中战斗耽误了时间，苗兵到达凤凰城下已是已时。
随即攻城开始，继任“仙师”龙官莲亲自率领军直扑新南门。他们高喊着“枪打不进，刀砍不入”，挥舞长刀，猛冲城门。
守城的县保警兵站在城楼上射击，但他们手抖心慌，子弹乱飞，竟无人命中。
惊恐之下，保警纷纷退入城门洞，试图从门缝里向外射击，可依旧打不中苗兵。
龙官莲率人撞击城门，但铁门坚固，未能撼动。她立刻命人寻来梯子，准备强攻城墙。
城内一片混乱，守军束手无策。
凤凰城的守军头目情急之下，从天王庙中请出一面黑旗，插在城头，以示镇邪。
守军多迷信，见黑旗飘扬，顿时胆子大了些，又举枪向外射击。
苗兵伤亡逐渐增加，龙官莲也不幸中弹倒地，其他“将帅”亦多受伤。
苗兵后队见“仙师”受伤，急忙冲上前，将她和伤员抢回。
龙官莲忍痛指挥撤退，攻城战最终未能成功，苗兵死伤十二人。
苗兵撤退至亥冲途中，遭遇从总兵营回城增援的两排江防队。
官兵人多枪快，而苗兵不过五十余人。
然而，苗兵誓要为战死的同伴报仇，斗志昂扬，悍不畏死，拼尽全力冲杀。
双方激战良久，官兵最终溃败，四处逃散。溃逃之际，有人跳入江水，被激流卷走，有人倒在泥地里，浑身颤抖，狼狈不堪。
苗兵成功缴获一挺轻机枪和多支步枪后撤退。
之后，布将帅组织先后有攻打了松桃、永绥及贵州的松桃，但都宣告失败，就这样，持续了两年的布将帅运动才宣告平息。
“布将帅”运动虽然失败了，苗民虽未能推翻压迫，却用行动震慑了官府，使地方统治者不得不收敛其暴政。
短时间内，抓壮丁和苛捐杂税的行径被迫停止。
只是最先所争取的食盐问题，由于抗战局势的严峻，导致后方的盐务波动，盐价任然居高不下，湘黔边区大部分人直到解放前还是吃盐困难。
1949 年后，人民政府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政府运销食盐，并实行低税甚至无税政策，因而，在 1949 年前数百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人民政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决了。
“布将帅”与“革屯抗日”：两场苗民抗争的对比与思考在近代湘鄂川黔边区的历史上，苗民曾两次掀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布将帅”运动和“革屯抗日”运动。
两者都源于对压迫的不满，但在组织方式、斗争策略和最终影响上却大不相同。
“革屯抗日”运动主要是针对清朝遗留下来的“屯政”制度，这一制度使苗民长期背负沉重的赋税，经济和社会发展受限。
1936年前后，随着湖南地方政权的变动和民族区域矛盾的加剧，苗民的反抗逐渐从和平诉求发展为武装斗争，并最终演变成“革屯抗日”运动。
此运动由于大量受过近代教育的苗族精英的参与，并在抗战爆发后，被纳入到抗日战争的大局之中。
最终，革屯运动通过谈判实现了“废屯升科”，使湘西苗民摆脱了屯租制度的桎梏，并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布将帅”运动则更多依赖民间信仰作为凝聚力，义军通过“仙水”与“跳仙”鼓舞士气，号召苗民抵抗官府。
然而，起义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长远的战略规划，面对现代化的镇压手段，很快遭到分化瓦解。
虽然它在短时间内唤起了苗民的斗争意识，但最终未能实现制度性的变革。
从这两场运动可以看出，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既需要坚定的斗争精神，也需要顺应历史趋势，寻求务实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实行了科学的治理模式，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使得湘鄂川黔边区摆脱了贫困和落后。
过去困扰苗民的食盐短缺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统一市场、盐业专营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迅速得到解决，边远山区的群众不再为缺盐发愁。
这些成就不仅归功于技术进步，更源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民族政策的不断优化。
历史的进程证明，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发展需要扎实的制度保障。
苗民先辈的奋斗精神值得铭记，而他们未竟的追求，如今已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得到了实现。
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时代的馈赠。
参考文献：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
吴荣臻：布将帅运动纪略
石琅斋：永绥“布将帅”运动
吴国范：凤凰“布将帅”斗争
李浩：1935-1949年贵州民族地区盐贵淡食问题研究
顾文栋：贵州近代盐荒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