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心悸、失眠或心绞痛，实属心血不足、神不安之症。心藏神，主神明，应养血安神，而误用镇静、扩张、支架或盲目手术，必然造成依赖药的局面。

国际上最权威的临床医学杂志之一———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以下简称冠造)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事实也证明，这些人中，确实有近2/3“未发现明显异常”。这是全球关于过度医疗的一项最新数据。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教授就此对《生命时报》记者指出：“在我国也是如此，半数以上的冠造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我不敢说这些检查都没必要，但如此高的阴性结果提示，医生在考虑患者是否要做冠造时，应该更谨慎些，因为这项检查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花费，还有手术隐含的各种风险。”

冠造是心脏病患者安放心脏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比它被滥用后果更严重的是，滥放心脏支架成了国际医学界的普遍问题。在美国，有统计显示，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胡大一认为，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放支架的患者被“过度医疗”了。

上世纪80年代，是心脏介入技术刚刚在西方诞生的时候，也是胡大一在国内奔走呼吁，将它四处推广的时候。至今在国内网站上，还能看到很多患者说，国内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医生中，胡大一是最厉害的人之一。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放下手术刀很久了。“这本来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可以替代一大部分心脏搭桥，能明显减少患者创伤。”胡大一说，但随着不少医生对这一技术的盲目迷信、崇拜，过度放支架的现象一度愈演愈烈。

纽约大学的朱迪思·霍奇曼博士说，对于非紧急情况，该研究表明“无需急于进行侵入性测试和程序”。甚至可能会造成伤害：令医生惊讶的是，接受手术治疗的研究参与者与仅接受药物治疗的参与者相比，在明年发生心脏病或死亡的可能性更高。霍奇曼（Hochman）共同领导了这项研究，并在星期六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心脏协会会议上给出了结果。

贝勒医学院心脏病学专家格伦·莱文博士说：“这项研究显然违背了过去30、40年的常识”，并且将来可能减少此类患者的测试和侵入性治疗。在研究中的作用。他说，一些医生可能仍会对这项研究表示怀疑，但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我认为结果非常可信。”

据统计，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有18万多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俞梦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其实，很多冠心病患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嗜好来缓解病情，效果非常显著，如无意外，根本不需要在心脏内安放支架。胡大一也给记者举例：他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他没去做冠造、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他汀和冠心病药物，现在已经87岁高龄，仍可以轻松爬上二楼。

　　即使需要做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技术非常成熟，但却因为创伤大、复杂、成功率低等原因而不被一些医生所选择。“有些医生告诉患者，冠心病可以搭桥，也可以介入，搭桥要开胸，介入不开胸，我认为这种引导是非常荒谬的。”胡大一曾这样说过。他告诉记者，国际上，支架和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但在中国，这个比例高达12:1。

　　胡大一认为，大量不需要介入治疗或不能从介入治疗中获益的患者正在被置入支架。而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也曾指出，在放心脏支架上，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像GDP一样。”　　乱放是最大的过度医疗。“有些过度医疗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胡大一说。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1年后才能适应;我国目前用的心脏支架几乎全部是药物支架，与裸支架相比，不仅价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有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摇钱树，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带来的利益。胡大一认为，“这种情况是少数，但绝不是个别”。一枚小小的支架，直径2—4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就需1—2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翻倍，其背后的利益可见一斑。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胡大一说：“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渐行渐远，学科越分越细，医学生很快就进入一个具体的操作领域，忽视了对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