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距离我们最近、感触最真切的王朝。说到清朝，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关键词少不了“秋海棠版图”、“闭关锁国”、“丧权辱国”，而“闭关锁国”正是清朝由“海棠无双”转向“丧权辱国”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清朝又为什么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呢？

闭关锁国的前身是海禁政策，早在宋朝的赵光义统治时期就已经有了海禁的先例，于清朝来看，海禁政策开启于顺治帝时期，至乾隆年间，才真正开始封锁国门，彻底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我们在回顾历史问题时常常爱犯的通病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所以，要想深入探究清朝闭关锁国的客观原因，我们不能单纯站在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问题，而更应该从清朝，尤其是乾隆统治时期的社会现实入手。

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所以，要研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首先要了解清朝（尤其是乾隆年间）的经济基础。

从地理因素来考量，毋庸置疑，清朝的“秋海棠”版图是历代封建王朝版图中的集大成者，堪称完美疆域的典范。

清朝的领土面积超过了130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面积排名中位列第二，稍逊于元朝。但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朝除了辽阔的国土面积之外，更值得我们注视的是大清帝国面积如此广阔的土地四面都被天险守卫，甚至可以说清朝的疆域是理想版图的最优解。

大清帝国的东部被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包围，东北方向上有长白山作为天然地理分界线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分隔开；北部则拥有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东萨彦岭、西萨彦岭作为大清帝国与沙俄天然屏障；再看西北地区，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昆仑山脉交错相接，仿佛捍卫边疆的巨人；而西部地区更是有以“世界屋脊”之称而闻名世界的青藏高原作为大清帝国与南亚战略缓冲带；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则联合广西的十万大山成为大清帝国与中南半岛的缓冲地带。

可以说，在海权时代来临之前，大清帝国就仿佛是一个被紧紧包裹在襁褓中的婴儿，睡得安然而踏实，而当时的它也完完全全没有料想到它的危机会来自茫茫的海上。

从自然因素的角度来看，大清帝国地处东北亚、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很容易就能通过种植、采集等方式获得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再看人口因素，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了红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但这些作物在明朝并没能获得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一直到清代才受到重视。

乾隆年间，清朝已经到达了农业发展高峰。山东按察使陆跃刊印《甘薯录》，总结了红薯种植的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时，鼓励百姓耕种适合山区生长的玉米，描绘出“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的画面。清朝时期的粮食产量获得很大提高。

雍正时期的一项改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摊丁入亩，即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并入田赋征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人头税自此结束。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中国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

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的人口总数很难跨越1亿这个台阶，而在乾隆统治期间，清朝人口数量最高达到了3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0%，这无疑证明了当时的大清帝国具有冠绝时代的劳动力。

以上这些因素都为清朝“闭关锁国”的内循环式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也让乾隆皇帝面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希望清政府开放国内市场，与英国实现贸易互通的请求时，有底气说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重农抑商这一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

而十八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西方追求财富的沃土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大量工业产品急需市场消化。以英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自然将目光投放到有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于是西方世界不断派商船到宁波一带活动。

到乾隆时期，来宁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不断增加，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而江浙沪海面上，每天往来的商船络绎不绝，这让乾隆皇帝警觉起来。清政府对当时的一方面，东南一带如果通过对外贸易而积累太多财富，那朝廷自然就难以控制。

另外，清政府对当时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情况十分满意，可以通过剥削农民源源不断获得财富，发达的海上贸易无疑会对这一经济模式产生重大冲击。于是在乾隆大手一挥，断然发布圣旨，清王朝将海外贸易收归政府控制的广州十三行掌握。清律规定粮、丝、铁、金银都不许下海，使对外贸易实际上不可能进行。

到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了《防夷五事》，规定在广州的外商只能在指定的会馆中活动，不得外出游玩，不许在广东过冬，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向外商收集商业情报，进一步阻隔了中外商人间的交流。

随着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来中国进行传教的传教士与日俱增，天主教与中国自汉朝以来便崇尚的儒教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西方传教士总希望按照西方宗教那一套宗教理论来摆布清朝皇帝。

史料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年间，一个名叫铎罗的传教士来北京传教。铎罗自认为是上帝派遣的使者而自命不凡，公然在康熙帝面前叫嚣，要求其下令禁止祭祀孔子和先祖。康熙倒是不急不恼，好言相劝，向这位西方传教士解释中国文化中的礼和孝。没想到这位传教士油盐不进，只认上帝，不认孔子。这引起了康熙帝的警觉，从此开始限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如果说，信仰不同而产生的误解尚在清廷容忍的范围内，那么部分传教士公然干预清朝政事，便是压垮清廷对西方传教士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

《皇舆全览图》，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第一张细节详尽的全国地图，为了将这张地图画好，康熙特意请了几位西方传教士共同参与地图的绘制，只是康熙帝没有想到，这其中的个别传教士还有另一重身份——西方间谍，在《皇舆全览图》问世不久，副本就在法国出现，这为清政府后来“洋枪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清政府埋下了祸根。

诚如前文所说，大清帝国举世无双的劳动人口，但是在乾隆时期3亿人口中有80%以上都是汉族人，满族人口占比不足3%。而满族和汉族的融合也并不十分融洽。

明末清初之际，各个“反清复明”组织都在明里暗里进行着反清斗争。郑成功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郑氏家族便以海上力量为依托，割据一方，长期与清朝进行抗衡，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为了分一杯羹，也曾加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当中。这无疑给清朝统治者的对内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清朝统治时期此起彼伏、延绵不绝的文字狱案，也进一步印证了汉族人从未放弃对清庭的抵抗，清庭也从未卸下对汉族的防备。因此，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切断汉族和海外的联系，避免其联合抗清是十分有必要的。

大清帝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也正因如此，引来的周边国家饿狼般的觊觎。城里的清人不想出去，但城外的洋人却拼了命的想进来。在当时的亚洲地区，清朝面临着众多的边疆冲突和战争。

以大清帝国和沙俄之间的雅克萨战役为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清朝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但最终却迫于准格尔强势崛起以及沙俄在清朝北部边境不断侵扰带来的压力，不得不在后来签署的《尼布楚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沙俄。

面对漫长的边境线，想要守护边疆的安宁，清朝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最终，自负“地大物博”的清政府选择了闭关锁国，以求最大限度降低同外国接触的频率，以此减少摩擦的可能。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是在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所提交的答卷，自然有其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做的考量，尽管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清朝的稳定和独立，但必须承认这一政策更多地还是制约了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大大减弱了清政府面临外部风险时的应变能力，导致清朝的衰落和挫败。

事实上，随着国门被打开，历史的天平倒向西方，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在一些改革派的眼前，并开展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试图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来提升清朝的军事实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这些为改革而付出的努力最后都付诸东流，落后的封建思想造成的朽败早已积重难返。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绝不仅仅只是过去墓志铭，更是指引未来的方向标。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不断学习，在过去的失败中汲取养分，作为我们现在调整战略决策，把握世界大势的参照依据，铺好康庄大道，为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闭关锁国政策的失败告诉我们，在面对外部变化和挑战时，故步自封不能长久，掩耳盗铃终为笑柄。适应潮流、拥抱变化、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才是一个国家保持繁荣和进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