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年十二月，前燕大都督、太原王慕容恪率大军抵达青州境内，兵锋直逼黄河。
此时，皇帝慕容儁从千里之外传旨给慕容恪，诏书言道：“段龛势力正盛，倘若他派兵沿黄河布防，致使你部无法渡河，则可暂且放弃攻打段龛。转而率军西进，进攻据守野王（今河南沁阳）的吕护。击破吕护之后即可班师回蓟城（今北京）。”
然而，慕容恪与阳骛、慕容尘等人商议后认为，大军历经千里来到此地，不可轻易撤退。更何况，若要西进攻打野王的安国王吕护，还需再行军千里，眼下并不适合做出这样的决策。
慕容恪决定先试探段龛的反应，再做定夺。于是，他派遣轻装部队前往黄河岸边，准备渡河所需的舟船，以此观察段龛的动向。
另一边，广固（今山东青州）城中的齐王段龛得知慕容恪的大军已到达黄河对岸，却毫无沿黄河布防之意，只想固守广固城以应敌。
话说段龛有个弟弟叫段罴，此人不仅英勇善战，还极富谋略。
段罴主张在黄河布防，于是急忙去见兄长段龛，进言道：“慕容恪不但精通兵法，而且麾下兵力强盛。假如放任慕容恪的大军渡过黄河，直逼广固城下，到时候我们即便想投降，恐怕也来不及了。恳请兄长坚守广固城，同时派我率领精锐部队前往黄河岸边抵御敌军。倘若我能击败燕军，兄长再出城夹击，定能将他们一举歼灭。如果我未能取胜，兄长还可以派人议和，至少可以保住千户侯的地位。”
然而，段龛并未采纳段罴的建议，他坚信慕容恪不敢轻易渡河，就算真的渡河，到时再出城迎战也不迟。
段罴再次请求率兵前往黄河阻击慕容恪，但段龛始终不肯答应。段罴还想继续劝说，不料段龛勃然大怒，竟下令将段罴斩杀。
到了公元356年正月，慕容恪见段龛毫无动静，便命令大军开始渡过黄河。
燕军顺利渡河后，一路向广固城推进。当慕容恪的军队距离广固城仅剩百里之时，段龛终于慌了神。他连忙亲自披挂上阵，与弟弟段钦、右长史袁范、王友辟闾蔚等人率领三万兵马出城迎战。
正月三十，燕齐两军于淄水之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彼时北方寒意未消，数万大军的厮杀声震天动地，令冰冷的淄水仿佛也因战火而沸腾。慕容恪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精心布阵，而段龛却仅凭蛮力硬拼，结果一日激战过后，段龛部下伤亡惨重。
此战中，段钦与袁范当场阵亡，辟闾蔚身负重伤。
见形势危急，段龛急忙率领残兵逃回广固城内，企图凭借这座坚不可摧的青州重镇抵御慕容恪的大军。慕容恪听闻段龛麾下的王友辟闾蔚乃是一位贤能之士，便派人四处搜寻。然而，当找到辟闾蔚时，他已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
随后，慕容恪下令全军进抵广固城下，将该城严密包围。
进入二月，慕容恪深知广固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并未贸然发动强攻，而是采取围城与招降并行的策略，对广固外围仍效忠段龛的其他城池展开劝降行动。
这一策略成效显著，段龛任命的徐州刺史王腾竟率部从其驻守的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前来归顺。慕容恪依旧委任王腾驻守阳都，并保留其原有官职。慕容恪继续紧锣密鼓地围困广固城，不过，广固城的最终攻克还需等待十个月之久，此处暂且搁笔不表。
前秦皇帝苻生自继位到公元356年正月的半年时间里，接连诛杀了七位托孤大臣，并重用三位亲信，其残暴与滥杀的行为令人侧目。
然而，苻生为何如此急于清除托孤重臣？这固然与其天性残暴有关，但若深入探究，历史真相或许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首先，苻生即位时年仅二十一岁，这一年龄既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却成为他统治初期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他更年幼一些，或许会更加依赖托孤大臣，双方关系可能相对和谐；而若他年长一些，则可以凭借自身能力掌控局势，无需借助这些托孤大臣。因此，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使得苻生与托孤大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变得尤为敏感。
其次，苻生因天生独眼而备受歧视，这种生理缺陷让他长期处于自卑与愤懑之中。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的人一旦登上帝位，那些地位显赫、权势滔天的大臣便极易成为他的眼中钉。尤其当这些大臣以“辅佐”之名行干涉之实，甚至倚老卖老时，更容易引发苻生的反感和敌意，从而加速了杀戮的发生。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苻生最终被苻坚起兵推翻并杀害，而苻坚成功夺取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必然需要将苻生描绘成一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因此，史书中对苻生的记载难免带有偏见，许多负面描述可能是后人刻意为之，以突出苻坚夺位的正当性。
然而，即便史书对苻生多有诋毁，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例如，苻生的杀戮并非毫无章法，而是针对特定目标展开；同时，他在位期间并未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反而派遣使者劝说前凉归附，展现出一定的外交智慧。这一举措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乱，还为前秦争取到了潜在的战略盟友，堪称一大功绩。
综上所述，苻生的形象不应简单地被贴上“暴君”的标签。虽然他的统治手段确有争议，但其行为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因。在解读历史人物时，我们需要保持理性与客观，避免受制于单一视角或片面记载的影响。
《资治通鉴》记载，驻守蒲坂（今山西永济）的晋王苻柳曾派遣参军阎负、梁殊出使前凉。这一情节令人疑惑不已。
首先，苻柳作为地方将领，有何资格擅自派遣使者与他国联络，甚至劝降？更何况，苻柳驻守之地在长安以东数百里外的蒲坂，却派人前往长安以西的凉州，这显然不合常理。这样的行为无疑将皇帝苻生置于何地？从大局来看，这种举动无异于谋反。
然而，《晋书·苻生载记》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据其描述，出使前凉实际上是苻生的旨意，是苻生命令苻柳派出两位使者前往凉州的。那么，《资治通鉴》为何要如此记载呢？或许是为了避免让劝降前凉的功劳归于苻生。由此可见，史书撰写者往往带有个人倾向，我们在阅读史书时需要具备辨别能力。
公元356年二月，苻生得知前凉皇帝张祚被杀，六岁的张玄靓继位，由都督中外诸军事张瓘辅政。苻生决定派使者前往劝降。他还听说晋王苻柳麾下有两位能言善辩之人，于是将此事交予苻柳，并要求苻柳撰写一封劝降信给张瓘。随后，苻柳派遣参军阎负、梁殊携带书信出使前凉。
阎负、梁殊从蒲坂出发，一路向西，途经长安、上邽（今甘肃天水），再渡过黄河，历经两千余里抵达姑臧（今甘肃武威）。由于张玄靓年幼，未能亲自接见两位使者，辅政的张瓘代为接见。以下是双方精彩的对话内容。
张瓘言道：“凉州自古忠义传家，远奉晋室。下官身为晋朝臣子，从无境外之交，诸君何故至此？”
阎负与梁殊答曰：
“秦主圣明继统，敬肃明察，四海归心，光照天地。晋王（苻柳）见秦凉相邻，两国素有旧谊，遂愿结盟好。虽山川阻隔，然风义相合，欲效当年羊祜、陆抗之美谈，共举玉帛之盟。千里而来，实为常理，有何可怪？”
张瓘驳道：“羊祜、陆抗之事不过一时之举，非纯臣所为。凉州六代相传，忠贞不二。若与晋王结盟，上则辜负先公之志，下则背弃河西百姓尊奉晋室之大义。”
阎负与梁殊复言：“古有微子去殷，项伯归汉，虽违君亲，却得史书美赞。今晋室残喘江东，天命已失，贵国先王亦曾权衡时势，称臣于二赵（汉赵、后赵），此乃识时务之举。今君若欲割据河西，军力难敌秦国；若欲归晋，又悖先王之意。不如仿窦融归汉之典，循先王附赵之例，如此方可世代永昌，福泽绵长。”
张瓘言道：“中原之地，素来缺乏诚信，擅长背弃誓言。往昔与石氏结盟友好，转瞬便遭受其侵袭。这般风气早已有之，今日实难再议通好之事。”
阎负、梁殊回应道：“三皇五帝治世之道尚且各异，何况羯赵向来奸诈，而大秦以信义立国，二者岂能相提并论？张先、杨初拥兵自重，对大秦不贡不敬，先帝派兵征讨，却仍宽恕其罪过，赐予爵位厚待。当今陛下德配天地，仁慈广被山海，信义昭然，统御万物无边无际，二赵又怎能相提并论？”
张瓘说道：“大秦兵强马壮，教化昌明，理应先取江东之地，如此天下自然归附。为何要委屈晋王遣使前来议和？”
阎负、梁殊答道：“先帝圣武非凡，奠定宏基伟业，国运必然昌隆。江南百姓断发文身，道义衰败，陛下以为江东需用武力征服，而凉州可用仁义感化，故遣使先行修好。若君公不能识时务，大秦必将回师西指，这反倒能延缓江东数年之命，而凉州则危在旦夕矣。”
张瓘说道：“大凉疆域横跨三州（河州、凉州、沙州），兵士十万，西至昆仑，东依黄河。进攻尚且绰绰有余，更遑论自守。秦国不足为惧。”
阎负、梁殊说道：“贵国险要之地，怎比得上崤函之固？五郡兵马，又怎能与雍秦二州相比？张琚、杜洪凭借羯赵之力，依托天险，统领三秦精锐之师，尽享关中富饶，曾有吞并关中的雄心壮志。然而大秦先帝神兵一到，张琚、杜洪即刻土崩瓦解，关中易主毫无察觉。若贵国拒不归附，秦国陛下率百万大军西进，君公又如何抵御？何不尽早追随先王，向大秦称藩呢？”
张瓘笑道：“此事需由主公定夺，在下无权做主。”
阎负、梁殊说道：“凉王虽天生英明聪慧，但年岁尚幼，君公身居伊、霍之位，当见机行事，此责非君公莫属。”
张瓘听完后十分担忧前秦可能会派兵进攻，毕竟他刚刚辅佐执政，不愿因河西之事引发战火。于是，张瓘向张玄靓禀报，决定派遣使者向前秦表示臣服。
前秦皇帝苻生随后对张玄靓加封了官职与爵位。不仅如此，苻生还派遣使者劝说前凉投降，并且成功抵御了来自前燕和东晋两路兵马的进攻。
就在苻生加封张玄靓不久，东晋将领刘度袭击了由前秦青州刺史袁朗驻守的上洛郡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而前燕将领慕舆长卿则攻打由前秦幽州刺史强哲驻守的裴氏堡（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
面对这两处刺史遭受攻击的情况，苻生并未表现出荒淫无度、置之不理的态度。
他立即下旨，命令前将军、新兴王苻飞率军前往卢氏，迎击刘度；同时派遣建节将军邓羌领兵救援裴氏堡，抗击慕舆长卿。
结果，苻飞还未抵达卢氏，刘度便闻风撤退。而邓羌在裴氏堡大败慕舆长卿，俘虏了慕舆长卿及其麾下两千士兵。
苻生在位期间，值得称赞的事情寥寥无几，这两件无疑可以算在其中。
苻生弑杀舅舅施暴政 桓温击败姚襄夺取洛阳356年三月，关中大地冬去春来，前秦皇帝苻生在太极殿召集文武百官，商议修筑渭河大桥之事。
金紫光禄大夫程肱提出异议，认为正值春耕时节，不宜大规模征调民力。苻生却认为春耕即将结束，正好可以动员关中百姓前往渭河修建桥梁。
苻生还强调，若不趁此时加紧施工，待三月后渭河水位上涨，工程将无法进行，两岸百姓的通行问题也将长期得不到解决。然而，程肱坚持己见，极力劝阻苻生不要因修桥而耽误农时。苻生听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程肱推出殿外斩首。
四月，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突遇狂风肆虐，屋顶被掀，树木连根拔起，皇宫内外一片慌乱。与此同时，长安街头谣言四起，传言盗贼将发动袭击，宫门白日紧闭。整整五天之后，长安城才逐渐恢复平静。
苻生闻讯震怒，下旨严查散布谣言之人，并命令对涉案者一律处以剖胸挖心之刑。
苻生的舅舅、左光禄大夫强平上书劝谏，说道：“近日天象异常，实乃陛下怠政、违和阴阳所致。恳请陛下施行仁政，与民休养生息，明辨善恶，摒弃猜忌之心，胸怀如山岳般宽广的包容，施予如三春般温暖的恩泽。如此一来，奸邪之事自会消弭，凶灾祸乱亦将烟消云散。”
苻生听罢，怒不可遏，斥责强平妖言惑众，随即传旨命人用铁锤击碎其头颅，将其处死。
朝中忠诚之士已所剩无几，敢于进谏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卫大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以及建节将军邓羌皆认为，强平身为强太后的胞弟、皇帝苻生的亲舅，不宜加害，因而多次叩首苦劝。
然而苻生对此充耳不闻，甚至萌生了将这三人一并处死的念头。但转念想到他们都是骁勇善战之将，又于心不忍。于是，他下令调苻黄眉至两百里外的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担任太守，苻飞则被调往同样距离两百里的扶风郡（今陕西眉县）任职太守，而邓羌则被安排到数十里外的咸阳郡（今陕西咸阳市）担任代理太守。
最终，苻生仍执意下诏杀害了强平。此事传至其母强太后耳中，太后悲痛欲绝，既伤心又愤懑，次月便撒手人寰，谥号“明德皇后”。
六月，苻生听闻朝廷内外对他怨声载道，咒骂之声不绝于耳，竟公然颁布诏书，狂妄自大地宣称：
“朕受命于天，统御万邦。自即位以来，有何过错，却屡遭诽谤，流言遍布天下？至今为止，朕所诛杀之人尚不足千人，何以被冠以‘残暴’之名？路有行人，摩肩接踵，人口并未因此减少。朕仍将秉持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试问谁能奈我何？”
自355年春起，从长安至潼关这片约两百里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猛兽。这些豺狼虎豹白天在道路上肆意游荡，夜晚则潜入村庄袭击百姓。它们不吃家畜，却专门猎食人类，包括成人与孩童，已导致七百余人丧命。受此威胁，当地百姓无法正常耕作，只能聚居以求自保。
到了356年七月，朝中大臣请求皇帝苻生举行祭祀仪式以消弭灾祸。然而苻生对此嗤之以鼻，他说道：“野兽饿了自然要吃人，吃饱了就不会再吃了。这哪里是什么灾害？上天怎会不爱护民众呢？不过是因罪孽深重之人太多，上天才借助朕之手除掉他们罢了。”
苻生的残暴无道远近闻名，甚至连为他诊治疾病的太医也难逃一死。356年十月的一个夜晚，苻生食用了过量的枣子，次日清晨便觉得身体不适。
随即，他召来太医令程延为其诊治。程延诊脉后回答道：“陛下并无大碍，只是昨晚食用枣子过多所致。”
苻生听后勃然大怒，质问道：“你又不是圣人，怎知朕昨晚吃了枣子？”随即下令将程延处斩。
再说羌族首领姚襄，他在名义上归附前燕。355年五月，他率领部众攻占了豫州颍川郡许昌县。时光荏苒，至356年五月，整整一年过去了。
姚襄决定向战略要地洛阳发起进攻。
当时，周成已在洛阳驻守两年半之久，并宣布脱离东晋，但并未依附任何一方势力。
六月，姚襄大军兵临洛阳城下，展开猛烈攻势。
洛阳城墙坚固无比，姚襄的部队虽奋力攻城，但一个多月过去仍未攻克。正值盛夏时节，酷热难耐，士兵们疲惫不堪。
356年七月中旬，长史王亮劝谏姚襄道：“将军威名远扬，兵力强盛，民心所向。如今却被困于坚城之下，士气受损。若此时有其他势力趁虚而入，将军恐有不测之险。”然而姚襄并未采纳此建议，依旧执意继续攻城。
在姚襄久攻洛阳未果之际，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再度发起北伐。
自354年九月桓温首次北伐班师回荆州南郡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县）以来，时间已悄然流逝近两年。桓温曾于356年二月向朝廷上书，提议迁都至洛阳。
尽管奏疏多次呈递，朝廷却始终未曾采纳。迁都洛阳一事显然未能引起朝廷的足够兴趣，毕竟洛阳周边强敌环伺，而驻守洛阳的将领周成也早已叛变。然而，朝廷最终无法忽视桓温的坚持，虽拒绝迁都，却同意先收复洛阳。
于是，朝廷颁布诏书，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并授予其司、冀二州诸军事的督责之权，命其率军北上，讨伐驻守许昌的姚襄与盘踞洛阳的周成。接到诏令后，桓温开始积极筹备粮草，加紧训练兵马，为第二次北伐做足准备。
356年七月，桓温从江陵启程，正式展开北伐行动。他首先派遣督护高武领兵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则率部抵达黄河沿岸。随后，桓温亲率主力部队紧随其后，一路北进。途中，桓温与众将同乘楼船，眺望北方中原大地。
望着故土，桓温不禁感慨道：“神州大地沦陷至此，百年基业化为废墟，司徒王衍等人难辞其咎！”
一旁的记室参军袁宏闻言回应道：“世事兴衰本属常态，怎能断言全系于他们之过？”
此言让桓温颇为不悦，面色骤变，冷冷说道：“昔日荆州牧刘表养有一头千斤巨牛，食量是普通耕牛的十倍，但拉车远行的能力却连一头瘦弱病牛都不如。曹操入荆州后，便将其宰杀，以牛肉犒赏将士。”
桓温这番话显然是借古讽今，暗指袁宏徒然耗费朝廷俸禄，实则毫无建树。
在356年的八月六日，桓温率领的北伐大军抵达伊水附近，逐渐逼近洛阳。此时，姚襄已经围攻洛阳整整两个月，却始终未能成功攻克。当得知桓温的大军即将到来时，姚襄果断解除对洛阳的包围，转而准备迎战桓温。
为了应对桓温，姚襄巧妙地将精锐部队隐藏在伊水以北的树林中，并派遣使者前去与桓温交涉。使者对桓温说道：“尊敬的将军，您亲自率领天子之师来到这里，姚襄愿意归顺天命。希望将军能够命令您的军队稍作后撤，姚襄必定会夹道拜迎。”
然而，桓温并未同意退兵，他回应道：“本将军此次前来，是为了当今陛下收复中原、拜谒皇陵，这与你家将军并无关系。如果他想相见，尽管前来便是。既然近在咫尺，又何必派使臣来回奔波？”
使者返回后向姚襄传达了桓温的态度，姚襄意识到对方已有防备，随即下令做好战斗准备。
随后，姚襄凭借伊水天险与桓温展开激战。桓温也精心布阵，亲自披挂上阵督战。经过一个时辰的激烈交锋，姚襄的部队最终大败，损失惨重，数千人阵亡。
面对失败，姚襄迅速率领数千骑兵撤退至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一路上，仍有五千多名百姓紧紧跟随他。这些百姓抛下家人，从许昌、洛阳一路追随姚襄，对他忠心耿耿。
姚襄不仅勇猛善战，还深得民心。即便屡次遭遇失败，但只要百姓得知他的行踪，便会带着老人和孩子急忙赶来投奔他。
桓温的军队中流传着姚襄因伤而死的消息，被俘虏的许昌、洛阳百姓听闻后无不面向北方痛哭流涕。但实际上，姚襄早已带领残部向北逃走，桓温的大军根本没能追上。
后来，一位名叫杨亮的人从姚襄阵营投奔到桓温麾下。桓温询问他对姚襄的看法，杨亮回答道：“姚襄英明神武，胸襟宽广，堪比三国时期的孙策，而在雄才大略方面更是远超孙策。”
桓温战胜姚襄后，洛阳城内的周成已无心恋战，主动开城向桓温投降。桓温率军入驻西晋旧址太极殿前，不久又移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西北方向）。
此时的洛阳正值秋日，凉风习习，桓温前往皇陵祭拜先帝。见到部分受损的皇陵，他当即下令修复，并为每一座皇陵安排了专门的守陵官员。
随后，桓温上书东晋朝廷，请求任命镇西大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负责镇守洛阳。
由于谢尚的部队尚未抵达，桓温便暂留颍川郡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以及河南郡太守戴施率领两千人马驻守洛阳，保护皇陵安全。
同时，桓温将三千多户归降的百姓迁往长江、汉水一带安置。完成部署后，他押解周成班师回朝。此次北伐历时两个月，桓温成功击败姚襄，俘虏周成，收复洛阳。
另一边，姚襄带领族人和追随者北渡黄河，一路行至平阳郡（今山西临汾）。驻守蒲坂（今山西永济）的前秦并州刺史尹赤曾是姚襄的司马，于352年三月投降前秦。得知姚襄到达平阳，尹赤立即率部众重新投靠旧主。随后，姚襄占据襄陵（今山西襄汾）。
当时仍名义上依附前燕的并州刺史张平闻讯姚襄进入并州并驻扎在襄陵，担心对方会与自己争夺地盘，于是派遣军队进攻。
然而姚襄难以抵挡，最终选择与张平议和，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双方停止交战，各自休养生息。
东晋朝廷得知桓温北伐成功收复洛阳的消息后，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立即以皇帝司马聃的名义颁布诏书，派遣司空、散骑常侍车灌等人携带符节前往洛阳，负责修缮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和司马衷等先帝陵墓。
356年十二月，车灌等人抵达洛阳。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司马聃率领众臣身穿孝服，在太极殿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哭拜仪式，以示哀悼。
原本由桓温举荐为都督司州诸军事的谢尚，因身体抱恙迟迟未能前往洛阳就任。
于是，朝廷决定重新任命丹阳尹王胡之接替谢尚，前往洛阳负责镇守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