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时间,网上“吹”维特根斯坦和他的《逻辑哲学论》的不少。
有些是卖书的,自然吹得天花乱坠——卖什么吆喝什么,球踢给了买家——信不信和买不买,在于你自己。
还有的,则把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哲学论》当做“石头”,“抛出来”把辩证法当做攻击目标。
比如,本来是卖服装的,非要发文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打败了辩证法——不是看不起卖服装的,民间有高人,问题是从其过往发的帖子看,很难相信此人在国内读过高中。
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殊不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20年之前和1929年之后——后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哲学研究》在其去世后,出版于1953年,书中彻底放弃且否定了《逻辑哲学论》的学说,而提出了全然“悖反”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然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
早年,他在柏林学习两年机械工程学。后到伦敦研究航空学,从而对飞机发动机涉及的数学发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被罗素等的《数学原理》所深深倾倒,于是1911年去到剑桥,投入罗素门下。
在罗素指导下,维特根斯坦钻研数理逻辑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征入奥地利军队,不久当了意大利人俘虏,免于伤亡于战场。

此后,他延续数理逻辑研究,在罗素帮助下,于1921年以德文在《自然哲学年鉴》上发表论文,次年以英德文对照本出版《逻辑哲学论》。
其书原名,为《逻辑—哲学论》。现在汉译这个书名,多少是容易产生歧义的。
《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命题,是“语言是如何可能成其为语言的?”
选定这个命题,源于他的惊讶——一个人居然能听懂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句子。
对此,他在书中给出了结论——一个描述事物的句子(命题)一定是“实在的一幅图像(画)”。
所以,维特根斯坦第一阶段的理论,又被称为“图画说”。
作为罗素的弟子,他沿用了老师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语言中存在“原子命题”。
所谓“原子命题”,是指语言像其他现象一样,可以用确定的、不可约减的“单位”或“要素”即“原子”的“复合”来加以分析。
由此构成的理论是,一个语言“原子(一个原子命题)”和一个原子事实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一个“原子命题”断定某个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比如“这是红的”。照此推理,按照语言反映实在的假设,世界可看作是由可理解的简单事实组成。
鉴于此理论所带有罗素的痕迹过深,因此通常被归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二人名下,称为“逻辑原子论(Logical Atomism)”,而罗素排于维特根斯坦之前。

之所以如此,仍然基于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建立的数理逻辑系统。该理论提出,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解决哲学争端——罗素认为,“原子命题”是“砖瓦”,可以用联结词将它们构成更复杂的“分子命题”。
维特根斯坦无疑延续了老师的理念——他在《笔记》中写道:“我的著作从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世界的性质。”
维特根斯坦的“创新”,是提出“图画说”。
他认为,语言是语句或命题的总和。而命题,是它所指东西的“图画”——在《笔记》里他说:“我的整个任务在于解释语句的性质”,中心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语词的结合有可能表述世界上一件实事——这就是“描画了东西”的“图画”。
他说:“图画是实在的模型。”因为图画具有“结构”,即一幅图画是由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的,所有“成分”处于确定的相互关系之中。
他认为,图画中相互联系的“成分”,必定和其描绘的“实在”有某些共同点;尽管有不同的“图画”,但其“表现形式”具有“共同点”,这就是“逻辑形式”,也是“实在的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书中,艰深晦涩地论证了语言如何也是“图画”。
他说:一个基本命题是真正名字的组合,“显然命题的分析必定使我们达到直接由名字组成的基本命题。”摹状词(例如“瑞典国王”)不是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应当代表一个简单的事物,叫做“对象”。
他又说,语言中的“名字”不是它所代表的“对象”的“图画”,因此“名字”实际什么也没说。语言“图画”——语句——只能由名字的组合产生。这个组合把“对象”的排列方式“描画”出来了,就像一幅活生生的“图画”。
他认为,命题里“名字”组合的特殊方式,将“说出”世界上的简单“对象”,以相同的方式彼此发生关系。要了解一个完全分析了的命题,你只需了解名字——即可知道它们代表什么对象;如果了解一个命题的成分,就了解了这个命题的意义。
他说,通过“名字”了解“对象”,这样的命题是有意义的,这是可能说的;超出这个范围的,是不能说的,也是不能被思考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划分有意义的命题和无意义的命题。
在此基础上,维根斯坦提出了他的名言——一个人不能说的东西,他就必须沉默。
不难断定,他的这句名言,说的是“语义学”意义上的“可说”和“不可说”。
也不难断定,现在不少人对这句话的解读,完全南辕北辙了。

《不列颠百科全书》“语义学(semantics)”条目下说——
“语义学可以从哲学或逻辑学的角度来研究,或以语言学的观点来思考。”
其接着说——
“20世纪的哲学家撰写了大量论文论述语言符号(词、句子等)传输意义的方式。……逻辑学家们在根本上依据参照和验证的观念发展词对世界的关系的理论。参照模式所说明的是,一个语言学符号,例如一个词,只有当它有一个参照对象或所指事物时,才是可理解的,而所指对象或可由直接观察见到,或可由感觉而领悟到,或二者兼备。例如波士顿的含义就是指波士顿这个城市。……确认验证原则所依据的概念是,为了理解一个句子,人们必须熟悉辨别句子真伪的条件。根据这个原则,一切有意义的语句,或是分析性真实(即由释义而知其为真),或是经验性真实(即通过感官经验可能确证其为真)。”
此上所引,更为简洁明了地概括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观点。
然而,即然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从哲学或逻辑学角度进行语义学的探讨,怎么就驳倒或打败了辩证法呢?
不去管两千多年前开始的朴素辩证法,及至黑格尔,已经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历史发展、人类认知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理论体系。
当然,他将“绝对精神”作为本体论的出发点,属于“头脚倒置”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将其进行改造,创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体系,或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不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马恩的唯物辩证法,所提供的都是一整套的本体论、世界观和认识论——既远超“语义学”范围,也不在于用以辩论。
就像毛主席在艰苦卓绝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再造创立的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思想武器——百余年的中国社会实践证明了其的正确和强大——这又岂是哲学的、逻辑学的“语义学”轻言“驳倒”和“打败”的——尽管这是一些海外势力和国内极少数人所梦寐以求的真实目的。
有一部经典著作,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回顾了从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历程,并做出结论说,迄至费尔巴哈,之前所有的主客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已经终结。
其实,不止是德国,整个西方莫不如此。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
“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
“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就是所谓“本体论”。
罗素接着说——
“但是自从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哲学家都把提出关于永生和神存在的‘证明’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任务。他们指责了前人的证明——圣托马斯否定了圣安瑟勒姆的证明,康德否定了笛卡尔的证明——但是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证明。为了使自己的证明显得有根据,他们不得不曲解逻辑、使数学神秘化、冒充一些根深蹄固的偏见是天赐的直觉。”
他还说——
“这一切都被那些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的主要任务的哲学家否定了。他们坦率地承认,人的理智无法给许多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问题问题找出最后的答案,……拿这样一些问题来说:数是什么?空间和时间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物质又是什么?我并不说我们在此时此地能够给所有这些古来的问题提出确定的答案”。
罗素认为,与其回答上述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如像逻辑分析的哲学家们那样去寻找“改良”的、逐步接近真理的“方法”。
比如,“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
在德国和西方的“古典哲学”终结之后,不占少数的西方哲学家们,放弃了哲学本应作为己任的对世界本源、历史发展动力和人的认知演化之长逾两千年的探讨,改走了一条穷极“语义”表达的“纯技术路线”。
其实正如另一部经典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维特根斯坦出版《逻辑哲学论》后,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他对哲学的贡献,于是到奥地利的一些小村庄任小学老师和到教堂担任园丁助手。1929年,在“维也纳学派”影响下,回到剑桥,直到1951年去世。
1936年始,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哲学研究》,共两卷,约于1949年完成,逝后1953年出版。

在此书中,他“放弃了先前的想法,认为无穷无尽的各种语言用法背后,并未隐藏着统一的本质”。
他采用游戏的例子,指出游戏之间仅有“重叠”或“交叉”的相似性,不存在一切游戏共同具有的性质。
他认为,“游戏”一词所适用的诸多情形,仅具有“家族”相似性。推及到哲学,“知识”“命题”“记忆”“意向”“思想”“规则”“信念”等词,也是无比朦胧不清。
维特根斯坦的第二阶段思想,被称为“游戏说”。
其试图通过“游戏说”理论,揭示“概念”怎样与“行为”和“反应”相联系,怎样与人们生活中对“概念”的表达相联系——总之,须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根据模糊的精神领域来表示“概念”的作用和意义。
说到底,仍没超出“语义学”范畴,还是“技术路径”——然而却与当初的“图画说”,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维特根斯坦两种皆属“语义学”之“技术路径”的“图画说”和“游戏说”,怎么就“推翻”“打败”了辩证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