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思想正是一种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政治思想。圣王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以其具有的掩蔽性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合法性是统治集团得以稳固政权、凝结民心的思想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统治稳固、民心归顺之后，统治者势必要肩负起改善民生、带领社会前进的历史责任，这样重要的实践活动离不开思想理论上的指导，由此便涉及到本章将要讨论的圣王思想的另一主要功能——实践性。
先秦诸子的政论常以圣王为起点，而讨论君权合法性只是其内容之一，所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诸子学说真正的目的仍是回归现实世界，渴望自身学说被君主采纳，对实际的政治活动产生影响，而圣王就是诸子思想中政治理想的践行者。政治理想是政治思想家学说的中心内容，是其为政治活动设定的奋斗目标，为统治者的实践活动提供纲领和方向。在君主专制时代，有抱负的君主必定有政治理想作为其治国的向导。
政治理想是一个带有幻想性的政治预言与设想，往往高不可攀，如儒家常说的“圣王之治”、“三代之世”，但对其的追求自古及今却从未止步。秦汉时对政治理想逐渐形成了一个较统一的称谓及标准——“太平”，并形成了“圣人致太平”的思想共识。因此，如果一个君主能够实现“太平”，那么他就达到了圣王的标准，成为了当世的圣王，西汉武帝即是最好的范例。本章计划先对诸子思想中圣王和政治理想的相关知识进行简要分析，再以汉武帝为中心，探讨追求政治理想与其圣王化的关系。
在探讨圣王思想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之前，需要先简要介绍一个新概念：“政治理想”。政治实践活动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理论作为前提和指导，否则会使整个过程陷于盲目、无序甚至混乱，而“政治理想”正扮演着这个理论指导的角色，确立恰当的政治理想对稳固政权十分有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观念是“政治理想”最早的源头。
这个从近现代阶级斗争中总结出的政治理论具有普遍性，同样适用于本文着眼的秦汉时期：东周诸子、秦汉时期为帝王提供咨询的“儒生方士”、“博士”等知识分子群体对应着文中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所描绘的具有唯一合理性及普遍意义的“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要而言之，就是有关政治理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称“政治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的国家政治生活所设计和描绘的蓝图，又是人们政治信仰的源泉，鼓励和激励人民前进的动力。
参考本文的研究对象，可以对政治理想的两个内容做如下定义：“政治理想模型”即是“政治理想国”或“理想社会”，是思想家所设想中的理想政治体制以及要实现的美好的社会形态，是政治统治期望达到的最佳统治效果。“实现的最佳途径”则是实现理想国的方法论，即实现理想所需要贯彻执行的主要步骤、政治原则、价值观念等要素，即“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
先秦诸子是轴心期的政治思想家，其政治理想同样包含有政治理想模型和实现途径两部分内容，圣王则是贯穿其中的政治主体，是诸子为君主设立的榜样和仿效的对象。
诸子的政治理想是后世专制帝国政治蓝图的来源，秦汉政府的治国实践中仍能看到诸子思想的影子，因此大致了解诸子的政治理想是有必要的。对于先秦诸子，梁启超先生认为：“春秋、战国间学派繁茁……其实卓然自树壁垒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
秦统一以后，始皇帝成为“秦圣”，将这种法治思想付诸实践并将此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后世只要顺承这套“圣法”，就能够“嘉保太平”。秦王朝最终二世而亡，其对法治的过度崇信成为后世的镜鉴。
“无为而治”的政策同样需要圣人来施行，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彻底抛弃政治，结合“小国寡民”中提及的“舟舆”和“甲兵”，表明在老子的理想社会中，政府与统治秩序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对社会民生的过度干涉与扰乱，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精神也被后世道家继承。汉初经过连年战争后百姓疲敝，社会亟需休养生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由此脱颖而出，成为统治思想。
孔子的“有道”即为圣王之道。孔子的理想社会在《礼记·礼运》中被概括为“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是趋于完美的社会形态，实现难度不言而喻。细读《论语》并结合春秋的时代背景，孔子想要实现理想社会的应是“小康”之世。
据此可知“为国以礼”是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主要途径。孔子的礼治精神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重新确立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权力秩序，这是“有道”之世的政治基础。其次是依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确立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秩序，君、臣各居其位，各谋其政，不得僭越。
最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作为他“复礼”主张的内在依据。所谓“仁”特指那些美好、内在的道德观念和精神品质，这些品质外化就成了“礼”。君主有仁心，就能行德政；百姓有仁心，就能遵礼节。简言之，礼与仁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核心，他希望人们能够不断追求仁的境界，不断提升使自身的道德思想水平，以此来逐步减少违背礼制的行为，当礼制恢复，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也就重新建立了。
最后，先秦时期墨家是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尽管其后式微，仍需给予一定关注。“圣王”是墨子政论的逻辑起点，《墨子》一书共出现“圣王”一百二十余次，是诸子著作之最。①先秦诸子将圣王作为理想君主的这一政治观念在墨家表现的尤为明显。墨家是中小生产者的代表，因而其政治理想也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已很明显，与此相应，文化上也显现出融合为一的潮流。各家突破了门派间的壁垒，相互渗透并吸收彼此的长处以弥补自身理论的不足，如《荀子》隆礼而又重法，增加了儒学的可行性。
《韩非子》将先秦法家法、术、势等众长糅合为一，又“归本于黄老”，以道家的道论弥补了法家形而上方面的缺陷。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则主要包含有儒家、阴阳家及原始五行思想。《吕氏春秋》则是融众家于一体的典范。
在政治理想方面，各家的相同点也逐渐明显。尽管各自秉持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有所不同，但以下两点是各家共主的核心：首先，在理想社会图景上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不论是法家的“至安之世”、道家的“小国寡民”，还是儒家的“大同”、“小康”理想，其特征均是先在政治上确立一个以君主为核心的稳定的统治秩序，以君主为“一”，如孟子说“定于一”，荀子说“一天下”。
在此基础上使得社会生活祥和、稳定，百姓能够安心从事生产活动，繁衍生息。其次，“天人合一”的思路同样适用政治理想的分析：在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上天既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政治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又以祥瑞作为对其实践活动的肯定，巩固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合法性。
在春秋战国长期征伐、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安宁、稳定，又有天降祥瑞作为印证的社会形态是上到统治者下到普通民众，各个阶层的共同心愿和理想图景。在各家的表述中，也逐渐有了一些相近而固定的称谓，如“太平”、“治平”、“至平”、“大平”、“至治”、“天下治”、“治之至”等，这些都是偏正结构的词汇，以“平”、“治”为中心语。
在上述词语中，“太平”逐渐脱颖而出，经过秦汉对其内涵的丰富和宣扬，成为帝制时期政治理想的代名词，成就“太平之世”是君主最大的功德，“太平”一语集合了无数美好的政治愿景与思想意义，象征着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境界。
著者用“平平”来表示“无党无偏”的王道，前文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与“平平”同义，即要求君主为政要不偏私、去朋党，贯彻公正无邪，从容中道的准则，这就是“平平”，即“平”的深意所在。此外，“平”也常用作动词，意为重建秩序或使事物回归安宁、有序的状态，如《尚书·尧典》说尧“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舜典》中帝舜命大禹“平水土”。《诗经·雅·荡》载：“四方既平，王国庶定。”《诗经·雅·鹿鸣》载：“丧乱既平，既安且宁。”所以，“平”既是为治国理政应遵守的准则，也代表一种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或以前者为目标的政治行为。由上可知，用“太”衬托“平”，“太”、“平”联称，寓意“既安且宁”的生存状态，代表着理性、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最美好的生活图景，是最美好的梦想，且涵盖了古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部。
如果将“太平”与之前以远古为黄金世界的倒退史观联系起来，会发现远古既是圣王之世，又是太平之时，因而也是诸子理想之所在。“太平”就是对远古理想社会的高度概括，既包含政治制度层面的，也有社会生活层面的。
“尧时太平”，说明战国时圣王与太平之间已具有了因果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圣人致太平”。当然这种思维的普遍化需要一定时间，但秦并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以集权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客观上需要为自身统治，以及新生的广大帝国确立一个方向和目标，以凝聚民心，带领国家继续前进，展开新的历史进程。
“圣人致太平”的思路着眼于现实世界，又能够突显出帝王无上的功德，正好与帝国的需要相契合，因此其被接受和普及只是时间问题。《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说明太平已经对封建政治产生了初步的影响。随后在西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太平的影响力大为加深，奠定其了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汉武帝刘彻在位长达五十三年，接近西汉全部历史的四分之一，也正是在其统治期间，西汉国力达到顶峰，成为封建时代最为强大的“盛世”之一。但实际上，继位之初的汉武帝却面临诸多政治困局，一方面“黄老无为”的统治思想仍是主流，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派势力于一旁掣肘；另一方面，作为十七岁的新君，武帝缺乏理政经验，对于实现“太平”政治理想及具体的治国策略都感到困惑，因此屡次求贤，下诏询问“大道之要”、“至治之极”。
由后者到前者，是一个从少年天子到帝制时期较有作为之君主的巨大转变与提升，而在这个过程中，春秋公羊学提倡的以“太平”为目标的政治理想起到了基础和导向性的作用。如前，战国以来形成了“圣人致太平”的观念，而当西汉社会在其治理下实现太平之世的社会图景时，汉武帝本人也由此成了当世的圣王。
汉武帝登基不久就更换了景帝所置旧臣，提拔有儒学背景的王臧、赵绾居于要职，加之“俱好儒术”的外戚窦婴与田蚡，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是儒学兴起与意识形态变更的标志。儒学能够在武帝时期兴起，主因有三：首先是儒学的根本性质。儒家以六艺为经典，主张以礼治国，建立尊卑、贵贱有序的社会秩序，并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强调全体成员内在的对统治秩序的遵循与认同。
而教化百姓对封建国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是在农业时代，小农及其代表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权存在的根基，租税、徭役、兵源都依赖农民提供，荀子提出的“君舟民水”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生动地描绘了这层关系。因而获取民心，培养其对政权的归属感、认同感就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重中之重，而教化正是从思想上培养百姓认同感的主要措施。其次，全体社会成员在意识、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共识是社会稳定而有序的前提。
统治者要统一思想，“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同样有赖于教化之功。因此，汉武帝“欲风流而令行”，实现上古“画像而民不犯”的太平盛世，教化百姓是关键的一环。行教化的前提是统治阶层掌握有适当的意识形态工具，秦汉以来法家、黄老道家相继兴替，反映的正是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探索与抉择。
至汉武帝时期，终于找到了最有利于长久统治的思想工具——儒学。儒家宣扬的教化主要依托于儒学的传播，是基于道德观念上的礼乐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