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自西安挥军进击北京时，除了他亲率的大顺军主力和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军外，另外还有右威武将军刘汝魁和果毅将军任继荣各率的两支偏师，在刘芳亮攻占彰德府等地时，刘汝魁奉命率部向东进击，很快便攻破了长垣，抵达河南、山东交界处。

在刘芳亮率南路主力军进击保定府时，任继荣奉命率一支劲旅东出固关，进攻真定（今石家庄市正定县） 。明朝时的真定也是座军事重镇，是巡抚衙门所在地，巡抚徐标当时就驻守于此。大顺军进军京师时在各地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胜利进军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真定，城中人心惶惶，军心也大受影响，不少明军将领已经预感到明廷摇摇欲坠，不想白白地为明王朝送死，就暗中和大顺军将佐联络沟通，准备投降。

史载，大顺果毅将军任继荣率军逼近真定时，明军参将李茂春奉巡抚徐标的命令，率数百士兵赴固关抵御大顺军，李茂春不思抵抗，还派自己的心腹到大同和大顺军取得联系，表示了率部归降之意。李茂春还把大顺军劝降的文书送到真定，劝巡抚徐标识时务，和自己一起向大顺军投降。

徐标颇有气节，见“贼人”劝降信后大怒，把信撕得粉碎， 将李茂春派来送信的人杀掉， 和其一同前来劝降的大顺军使者也被斩杀。（铁马冰河wu作品）徐标表现出和“流贼”势不两立的决心，以及率众据城固守、誓死抵抗的勇气。

但令徐标极为伤心的是，他麾下的将领们并未被他的行为所感动，而是极力怂恿他献城“降贼”，被他拒绝、训斥后，这些人居然发动了一场兵变，把徐标乱刀砍死。随后，叛军共推谢家福为副总兵，改用大顺永昌年号，还通令附近各州县竖白旗迎降。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任继荣率部兵不血刃就占据了真定。随后，任继荣代表大顺政权在真定及附近各州县开府建衙，分派官吏，分兵据守 ，诸事完毕后，他率军继续北上抵达保定，同制将军刘芳亮的南路军主力会师。

彼时坐镇京师的崇祯帝运气也非常坏，可谓流年不利，在李自成农民军大举向京师逼近时，他为了挽回人心，连下数道罪己诏和亲征诏，态度十分诚恳，言辞也异常动人。

《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李自成攻破太原的消息传至京师，崇祯帝预感到大事不妙，遂下一道《罪己诏》，将导致天下鼎沸、风雨飘摇的罪责全部算在自己身上 ，号召“草泽豪杰之士”，赶快行动起来保卫大明，共赴国难，言辞颇为感人，但基本上已毫无用处了。

三月六日，即李自成攻陷宣府那一天，崇祯帝心急如焚，再下一道《罪己诏》。这篇“检讨书”比第一篇言辞更加动人，还的确涉及到一些实际内容。譬如不再向百姓加征钱粮，不向商贾派捐、派饷，废除掉许多苛役，还说“寇亦我赤子”，对李自成和他麾下的将士们也有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只惩首恶， 从者赦免不问，可以说比以前“宏大宽泛”的叙事有了大的进步。可惜为时已晚。大厦将倾，人力岂能扶持？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已经穿过居庸关，其前锋已逼近京师，皇帝的“罪己诏”和号令已出不了京城，再好的政策也是自弹自唱、起不了任何作用。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城墙上已能隐隐看到城外烟尘四起， 旌旗蔽日 ，能听见人喊马嘶和兵器碰撞的铿锵声，城内一日数十惊，官民兵士皆震恐不安。崇祯焦躁不安，又束手无策，绕室彷徨良久，再下一道《亲征诏》，大意是自己要御驾亲征，亲率“六师”讨贼，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太子云云......

此时李自成已下令围攻，北京城已危在旦夕，下达这样的亲征诏书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崇祯帝是想扛着亲征大旗南逃，逃到南京再做打算。只是南逃之路已被刘芳亮截断，京师已被团团包围，外逃计划遂沦为泡影。

史载，李自成进围北京时，京师正流行一场大瘟疫，按西方传教士的说法叫鼠疫。京师士民染疫而死者众多，因病死者来不及掩埋、焚烧，疾疫迅速传播，李自成大军围城时，部分将士也被感染而死，严重影响了农民军的士气和力量。

当李自成惨败山海关后，立即率残军从京师撤离，在京城前后仅历时42天、龙椅都没坐热即匆匆撤离，除兵败遭清军压迫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躲避瘟疫。按常理，虽然兵败山海关损失了部分精锐，大顺军在京师仍驻有二十余万大军，本钱尚在， 也绝不至于毫不抵抗就加以放弃。史书对这个原因记载的含混莫名，语焉不详，但以常理度之，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应是李自成毫不犹豫放弃帝都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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