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禹与赖文光合兵后，对捻军进行了大力整饬，一是根据捻军擅长骑战的特点，扩充骑兵，至1865年4、5月间，已经拥有万余骑兵。后来，部分步兵也配备马匹，而一个骑兵则至少配有两匹战马。这样既能保证军队可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奔袭，又能在临战之时，发起迅速且凶猛的冲锋。二是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太平军作战时主要以阵地战的方式进行，特别擅长城市防守战。有时也打运动战，其目的是攻城拔寨、抢夺地盘。如今太平军精锐已经丧失殆尽，而捻军实力较小，又无固定根据地可守；而华北平原一望无际，辽阔无垠，清军不能处处设防。正是根据这一情况，被捻众推为统帅的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决计抛弃过去太平军惯用的战略战术，避免与敌进行大规模阵地战、野战，改以运动战为主，并在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战力。
捻军北撤河南后，在安徽团灭陈得才部20余万太平军西征部队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久也率剽悍的满蒙骑兵军寻踪而至。1865年正月间，捻军驰至河南鲁山、叶县一带，佯装直趋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 旋即折向豫东南，围攻汝宁，声称将南下湖北，诱使僧格林沁马队尾追，并相机在鲁山设伏袭击紧追不舍的僧王大军 ，阵毙僧王帐下大将恒龄、苏伦堡。加上此前被捻军击杀的巴扬阿、舒通额，僧王满汉骑兵军已经失去了四位将领。
2月下旬，捻军在确山与僧王大军稍一接触，即佯装不支往东北方向撤去，经许州、扶沟等地，驰入山东曹州、菏泽、汶上等地，接着东渡运河，在济南府以及江苏沐阳、赣榆、邳县等苏鲁交界广袤地区，往来穿梭，忽南忽北，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引诱僧格林沁大军穷追不舍。自河南确山起，僧王亲自督军尾追已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达数千里，将士昼夜兼程，疲惫不堪，僧王自己也“手疲不能举缰索” 。
至此，转战数千里的捻军认为歼敌良机已到，赖文光、张宗禹、任化帮等捻首遂在山东曹州（今菏泽）城西的高楼寨（高庄）设伏严阵以待。4月24日，僧格林沁军一头闯入预设阵地，捻军从四面冲杀出来，双方激战至当夜，僧王满蒙大军被歼灭一万余人，其中精锐骑兵六千余人全部被灭 ，僧格林沁本人易装藏匿在一片高粱地中，后死于捻军小兵张皮绠的刀下。据记载，参与这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战的捻军精锐仅有3000余人。
高楼寨之战的胜利有着巨大的军事政治意义。骄横跋扈的僧格林沁是满蒙权贵最值得依赖的 最后一根“擎天柱”。他在咸丰十年（1860） 对英法联军作战中，虽勇猛无畏，却屡屡受挫，实力锐减，受损不轻，声望也随之下落，但经过数年的努力， 这位蒙古王爷的声誉又在内战中有显著回升。这不仅体现在所部实力大增，僧军扩充至3万余人，其中骁勇善战的铁骑兵更是人强马壮，为数众多，闻名遐迩；僧格林沁满蒙骑兵先后取得了镇压张洛行的捻军、在太平军清军之间叛降不定的皖北团练头子苗沛霖军、山东教军和陈得才的20万西征太平军的显赫战绩 ，从而再次跃升为满族统治阶层在政治、军事上能抗衡湘军集团的唯一重大砝码。
如今这样一支居于重要地位的满蒙大军倾覆于瞬间，对于清廷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不仅在军事上失去可以自恃的“干城”，更面临燃眉之急，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主动性。
当时，黄河两岸虽有为数不少的清军布防，但以僧王大军最为强悍善战，兵力也最多，一旦覆灭，河南、山东甚至京畿地区均陷入岌岌可危的险境中。（铁马冰河wuzu)面对这种不利窘况，清廷不得不老脸厚皮地求援于湘、淮军。在僧王大军覆灭后 的第5天，即4月29日，清廷命曾国藩仍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甚至催促曾国藩接旨后立刻北上，昼夜兼程赶赴山东前线；还命淮军刘铭传部迅速北渡进入直隶，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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