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总理秘书的一面之缘
文/孙华伟
2018年10月9日，是一个既普通又特别的日子。
那一天，曾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担任多年外事秘书，离休前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老前辈病逝，享年95岁。在当月十五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在当年向周总理告别的北京医院举行。那天，因我陪同首长出差公干，未能前往医院告别，成为我人生的遗憾。
遗憾之中，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与马列老前辈的“一面之缘”。2003年夏，我所在部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北京总部大院的三位革命老前辈，其中一位是周总理生前秘书马列，一位是彭雪枫将军夫人林颖，还有一位同来的女老红军。我当时在部队政治机关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奉命陪同这三位革命前辈在营区及附近景区参观。由于我所在部队“雪枫团”（现为“雪枫旅”）是由一代抗日名将彭雪枫将军创建的，因而在马列和林颖前辈心中的分量很重，对我们这些晚辈战友非常热情，关心有加。短短两三天的时间，我和战友陪同三位老前辈参观军史陈列馆、登临青铜峡拦河大坝、游览沙坡头、走进中宁枸杞园……尽管老前辈们已是花甲之年，但精神矍铄，一路谈笑风生，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马列前辈富有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成长故事，多有感触，深受教益。
曾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马列老人，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十五年之久。马列是1950年10月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当时年仅28岁，随后跟随总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做文件和生活翻译（俄语）。当时，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的许多通信，都是通过他亲手传递。“我有机会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一生中的大幸。”“周总理高尚的人格，使我终生受益……”谈起这段特别的工作往事，马列老人感触很深。
我对马列老人这段人生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他的名字由来，以及如何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秘书产生了探究心理。面对我的崇敬与好奇，马列前辈以一种感慨而幸福的神情，娓娓道来。他1923年出生在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师范大学，是抗战前的老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马列于1933年冬随家人逃亡到北平，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童年时代，他经常听父亲讲述朱毛红军的故事。他从小就恨日本人和蒋介石，因为是日本人侵略了东北和自己的家乡，知道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东北三千万父老才无家可归。
1936年7月，13岁的马列考入北京师大附中。8月开学，稚气未脱的马列兴奋地开始了在师大附中的学习。当时学习的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还有公民课。老师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先生，一般都在师大讲课，来附中兼课。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不带书也不带讲义，教几何的老师画图水平非常高，给幼小的马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考试是5分制，学业压力不大，课余生活也很丰富。
马列的本名叫马瀠（yíng），是父亲给起的，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名字。1940年8月，马瀠在邢台地委等待分配工作。人们都说，你这个“瀠”字难认又难写，这是什么怪里怪气的洋学生名。马瀠也很苦恼，有一天来到救亡室，就是当时开会的地方，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照片，马克思排在第一，列宁排在第二。17岁的马瀠心眼一动，脱口而出，“我就叫马列了！”旁边的人一听不由得赞叹，这个小孩好大的口气啊！马列就马列吧。于是马瀠就正式改名为马列了。
在北师大附中的四年期间，马列尽可能地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演出，募捐，还有小组会。所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小马列虽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但他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家不同寻常，家里床底下藏着油印机，有很多印刷品，父亲不给他看，也不许他偷看。三更半夜也经常会来人和父亲谈话，虽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但年幼的马列凭直觉知道，这些都是好人。而父亲估计也觉察到了小马列的蛛丝马迹，在家里经常唱些抗日救亡歌曲，课后还经常出去跟同学聚会。但父子两个从来没有相互问起过。
马列老人回忆这段往事，动情地描述说：“我和父亲，是在两条线上革命，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直到1940年夏天，父亲带着刚刚读完高一的马列一起到太行解放区，父子两个才互相交底。高二再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奇怪，马列失踪了，到哪儿去了呢？他们不知道，马列已经像鱼儿到了大海，进入到一片自由广阔的天地了。
1940年9月，马列被分配到赞皇县的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负责宣传和儿童工作。1941年5月，组织送他去延安继续深造学习。6月马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开始学习俄文。抗大三分校后来搬到陇东，俄文队留在延安，隶属新成立的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撤离延安后，俄文队改为俄文学校。1943年成立了英文系，学校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这期间马列一直在学习俄文。1945年10月，马列跟随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到达沈阳。一次，他跟随首长到大连出差，由于当时苏联红军在旅大地区驻军，地方急需俄语翻译，马列就被留在了大连。大连的实践，使一直学哑巴俄语的马列，口语也就慢慢地过了关。
1949年12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俱兴，外交内政工作刻不容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就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交换意见，期间让周恩来去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商谈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当时，马列正在旅大区党委做外事工作，中央便决定他与旅大区党委书记一道跟随周总理到苏联。在火车上，马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心里特别紧张，但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让他平静下来。周恩来对马列说：“我12岁的时候到你们老家去上学，头上还拖着个辫子呢。”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说笑了。
幽兰藏于深谷，珍珠藏于海底；宝玉藏于琢磨，钢铁藏于锤炼。“在总理身边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马列老人提及那段人生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1950年10月志愿军过江前，周总理把马列调到北京，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五年。马列老人感慨地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们除了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以外，还经常接受到他的许多具体的指导，学到许多新的东西，从而使我终生受益。”
周总理学识渊博、工作严谨，举世公认。这一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马列感受尤为深刻。比如起草文件，总理要求一切情况都必须准确无误，一清二楚。所以，在文件里他最反感也许、大概一类的词句。马列回忆说，“在日常工作当中，总理对我们秘书人员的要求极为严格，开始我们不知道的，他总是耐心给我们讲；而有些已经看过的，应该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那就该挨批评了。
周恩来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二小时，有时长达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对周恩来提出个人的唯一请求：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马列老人深情地回忆：“总理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看到过总理落泪”。原来，1954年，我军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同志在莫斯科病逝。当时马列接到大使馆的电话，立即报告给总理，总理一下子就落泪了。总理说，我长征时得了病，杨立三同志抬过我的担架。
“有权位的人，权位不伟大，平凡才伟大；有名望的人，名望不重要，人格才崇高。”在总理身边的十五年，马列作为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出访过许多国家，到过日内瓦会议的会场，见证了周总理提出开创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见证了周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1975年秋，马列知道周总理病重住院，正好已在国外工作多年，可以回京休假。回京后，马列想要去看看总理。当时总理病情已经很危重，中央对探视限制得非常严格。邓颖超同志让秘书告诉马列，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1976年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马列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由于情绪激动，心脏病犯了。在医院住院4个月后，前往北戴河疗养。刚到北戴河一个月，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屋子也不敢住了，搭了个简易棚，放上一张床，就在户外野营。
2008年2月，马列由于冠状动脉阻塞，要心脏搭桥手术。由于风险高，儿女都不敢签字，马列老人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分析会，事前写好遗嘱，孩子不签字，他自己签。并且表示，手术成功了，是医院的成就，失败了，就当是为医院做点贡献吧。马列就是这么一位乐观豁达的人。“愈是历经困难挫折，愈是成就逆增上缘；凡事用心勤恳学习，必定能够突破囿限。”作为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十五年之久的马列老人，深受伟人精神的熏陶和人格的影响，对我们陪同的几位晚辈战友满怀深情、寄予厚望，关切地与我们拉家常、聊生活、问打算，鼓励我们要加强学习，争取更大进步。
几天后，马列、林颖老前辈要返京了。我奉命把这次陪同拍摄的活动照片制作成影集，并提前送到部队招待所，作为老前辈此次的参观纪念。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马列老前辈专门从招待所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和战友表示感谢，关切而略带幽默地对我说：“这几天，你光忙着给我们照相了，跑前跑后很辛苦，估计你自己没能拍照片，我们明天一定要在营区拍张合影，你也留个纪念。另外，我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你，去北京可以联系我！”
于是，我就有了一张与周恩来秘书马列、彭雪枫夫人林颖和那位女老红军的合影，至今悬挂在我家的客厅里。
每每看到这张合影，我就会触景生情，感慨不已。至今多年过去了，这素昧平生的一面之缘，却让我难以忘怀。
（作者系青年军旅作家、西部战区某特战旅原俱乐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