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天里的冰雹 ■素材:周建国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黄昏的阳光沿着青石板小路,斜斜地照进皖南的山谷里。我正坐在一块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龙门石”上,望着远处的荒草地发呆。这里曾经是我们青山小学的操场,如今早已荒废,成了村里牛羊吃草的地方。
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偏僻的山村任教。那时候,我刚满2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人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还在和县城供销社老板的女儿处对象。
说起这事儿,我爹常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每说起这话,我爹就会狠狠地抽上一口旱烟,然后摇头晃脑地说:“建国啊建国,你说你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咋就敢去高攀人家县城的大户人家呢?”
我妈倒是很支持我,她总说:“我们家建国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念过大学的人,咋就配不上刘老板家的闺女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妈的眼里总是闪着光。
可不是嘛,我那未婚妻刘月红,在县城也是小有名气的。她爹刘老板是供销社的老板,常年和乡下的农民打交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月红从小在县城长大,长得白净水灵,走在路上常常引来一片惊叹。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那时候我刚考上师范,趁着假期去县城买几本参考书。刚进书店,就看见她正站在文学类的书架前,翻看着一本《简·爱》。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用一根红色的发带扎着,整个人显得文静又优雅。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她是县城供销社老板的女儿,只觉得这姑娘气质不凡。我壮着胆子,走到她旁边的书架前,假装在找书,实际上是在偷偷地打量她。
“你喜欢《简·爱》啊?”我硬着头皮搭讪。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外国名着。”
就这样,我们聊起了文学,聊起了理想。得知我考上了师范,准备以后当一名乡村教师,她的眼睛里居然露出了羡慕的神色:“真好,能为山区的孩子们做点事。”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曾经报考过师范,但是被她爹拦住了。在刘老板看来,教师这个职业太清贫,还不如在县城开个小店铺来得实在。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来往。每个周末,我都会从学校赶到县城,陪她看看书,吃个饭。虽然她家并不太同意我们交往,但是在那个年代,恋爱自由的观念已经开始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
我师范毕业那天,月红特意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看着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拿着那张沉甸甸的毕业证书,她的眼里闪着泪花:“建国,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我背着行李,踏上去青山村的山路时,才发现这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青山村的确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村里的房子大多都是土砖搭建的,青瓦房很少见。小学就在村子的最边上,一共三间教室,墙上的黑板都已经发黄了,露出斑驳的痕迹。
我的住处是学校旁边一间破旧的平房,墙角已经长出了青苔,屋顶时不时会漏雨。每到下雨天,我就得在屋里摆上几个破盆破碗接雨水。
刚来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给月红写信。我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她,包括清晨的雾气如何在山谷中缭绕,黄昏的夕阳如何染红了远处的山峦,还有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如何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这个新来的老师。
但是,月红的回信越来越少了。偶尔收到的信里,也总是在说县城的繁华和她新买的衣服。渐渐地,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果然,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刘老板的来信。信中说,月红的姑妈在南方开了一家服装厂,希望月红能去帮忙。言下之意,是要和我断绝关系。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竹林里,听着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月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成一片斑驳的光影。我点燃了一支烟,看着青烟在空中缓缓升起,心里苦涩难言。
就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陈老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我回头一看,是和我一起教书的周秀兰老师。她披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手里还拿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这个公文包我很熟悉,每次上课她都带着它,里面装满了学生的作业本。
周秀兰比我大两岁,在青山小学已经教了三年书了。她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总是穿着朴素的蓝布衣裙,走起路来轻快得像山间的晨风。
“周老师。”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刚收到一封信,心里有些烦。”
她在我旁边的竹根上坐下,轻声说:“我听说了,是刘老板的信吧?”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这里是山村,消息传得很快的。”她笑了笑,“再说,这段时间你的心不在焉,大家都看在眼里。”
听她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有些羞愧。确实,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周秀兰从她那个破旧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搪瓷杯,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我:“喝点茶吧,可以静静心。”
我接过茶杯,突然发现这个杯子有些眼熟。原来是我刚来学校的那天,不小心把自己的水杯摔碎了,是周秀兰把她的备用杯子借给我用。这个细节,我居然一直记到现在。
“其实,当老师也挺好的。”她轻声说,“虽然工资不高,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算术算得越来越快,心里就特别满足。”
夜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抬头看着被月光染成银色的竹叶,突然觉得心里没那么难受了。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推开门,发现院子里的牵牛花开得正艳,几只蜜蜂正在花间嗡嗡地忙碌着。
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原来周秀兰已经在带着学生们早读了。她站在讲台上,认真地纠正着学生们的发音,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
这一幕,不知怎么的,让我心里一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现,周秀兰是个特别能干的女人。她不但教学认真,还会自己做些小手工。每逢学校里的桌椅坏了,她总能想办法修好。
有一次,一个女学生的家里特别困难,连课本都买不起。周秀兰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给那个学生买了一套新书。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那个学生的妈妈来学校帮忙做卫生的时候,跟我说的。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看周秀兰的眼神变了。每次看见她抱着那个破旧的公文包在村子里穿梭,给学生家访的背影,心里就会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断了。
那是开学后的第三个月,天气突然变得很反常。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放学的时候,暴雨突然倾盆而下。
我和周秀兰赶紧组织学生们有序离校。但是还是有几个住得特别远的学生,因为山路难行,一时走不了。
“建国,你去送住在东边的几个学生,我去送住在西边的。”周秀兰一边把自己的油纸伞递给我,一边说。
我一把拉住她:“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雨,你打算淋着走啊?”
“没事,我穿的是胶鞋,不怕湿。”她笑了笑,“再说,西边的路我熟,你对那边的路不熟。”
看着她固执的样子,我突然有些心疼。这个女人,永远都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雨越下越大,山间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我送完学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刚走到学校门口,就看见周秀兰也正好回来。
她浑身都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但是那个破旧的公文包却被她紧紧地护在怀里。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她是用身子把公文包挡住,生怕里面的作业本被雨水打湿。
“你这个傻女人!”我有些生气地说,“这么大的雨,你就不能等雨小点再送学生回家吗?”
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孩子们的家长都在家里等着急呢,我这个做老师的,怎么能让他们担心呢?”
看着她这个样子,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爱情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而是这样默默的付出与坚守。
那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似乎看见周秀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走进来。她把我扶起来,一勺一勺地喂我喝下去。
“傻瓜,下次别这么拼命了。”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温柔。
第二天醒来,我的烧已经退了。床头放着一碗热粥,还有一张字条:“我去上课了,你好好休息,粥凉了可以用炉子热一下。”
看着那张字条上工整的字迹,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周秀兰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但是谁都没有挑明。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带着学生早读;下课后,我们一起批改作业;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学生家里家访。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有一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刚下课,我正在整理讲台上的书本,周秀兰突然走了进来。她还是抱着那个破旧的公文包,但是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建国,我有话要跟你说。”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放下手中的书本,看着她:“什么事?”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想去你家提亲。”
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在我的耳边炸响。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按理说这种事应该男方先开口。”她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但是,我怕我再不说,就永远也说不出口了。”
我看着她,突然发现她的眼角有泪光在闪烁。
“这几个月来,我看着你为失恋难过,看着你慢慢振作起来,看着你对教育事业越来越热爱。”她继续说,“我知道,你可能永远也不会主动跟我说那句话,因为你觉得配不上我。”
我的心狠狠地颤抖了一下。是啊,虽然我喜欢上了她,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她不但比我大两岁,教学经验也比我丰富,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心。
“其实,在你来学校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你了。”她微微一笑,“那时候你提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一脸茫然地站在学校门口,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
我的眼睛有些发热:“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影响你的工作。”她轻声说,“而且,那时候你不是还有未婚妻吗?”
听到“未婚妻”这三个字,我的心突然不痛了。或者说,那个伤口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愈合了。
“秀兰。”我轻轻叫着她的名字,“你知道吗?其实我早就。”
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一不小心把周秀兰放在门口的公文包踢到了。
那个破旧的公文包摔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我和周秀兰赶紧跑过去收拾,突然,一个信封从包里滑了出来。
我捡起信封,发现上面写着:“转正通知书”。原来,周秀兰已经通过了正式教师的考核,可以转成正式编制了。
“这是。”我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她接过信封,脸上泛起红晕:“这是上个月就收到的通知书。我本来想等你心情好一点再告诉你的。”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所以,你是想。”
“嗯。”她点点头,“我想等转正以后,工资会高一些,到时候我们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原来她什么都想好了,而我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当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想起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傻。月红的离开,原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了周秀兰。她正在教室里备课,见我进来,脸上立刻露出了惊慌的神色:“那个。关于昨天的事。”
我没等她说完,就抓住了她的手:“我同意了。”
她愣住了:“什么?”
“我是说,我同意你去我家提亲。”我看着她的眼睛,“不过,得等我先去你家提亲。”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但是很快又暗淡下来:“可是。我比你大两岁。”
“那又怎么样?”我笑着说,“你教我的东西多着呢。再说,你不是说过吗,做老师最重要的是有颗认真的心。”
她破涕为笑:“你这是在学我说话吗?”
“对啊,以后我要学的还多着呢。”我故意逗她,“比如说,怎么修桌椅,怎么做家访,怎么。”
话还没说完,她就红着脸打断了我:“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就这样,在1985年的深秋,我和周秀兰定下了终身。当她拎着那个破旧的公文包,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蓝布旗袍来我家提亲的时候,我妈又哭又笑。
“傻孩子,你说你提什么亲啊,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我妈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周秀兰却认真地说:“阿姨,我知道我比建国大,可能会让您担心。但是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也一定会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
我妈看着她的眼神渐渐柔和下来。
晚上,周秀兰要回家的时候,我非要送她。山路上,月光洒在她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秀兰。”我叫住她,“你还记得那天暴雨的时候吗?”
她点点头:“记得啊。”
“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要冒着大雨去送学生吗?”
她疑惑地看着我。
“因为我看见你就那样冒雨往西边跑,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这么好,我要向她学习。”我认真地说。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你呀,就会说好听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拉着她的手,“秀兰,我们结婚以后,日子可能会很清苦。”
她打断我的话:“我知道,可是我不在乎。”
“你真的不后悔吗?”我有些担心地问,“我们的工资加起来也没有供销社的营业员高。”
“傻瓜,”她轻轻地说,“我要是在乎这些,就不会当老师了。再说了,等我转正了,工资也会涨的。”
这时候,一阵山风吹过,带来一阵桂花的清香。我突然想起,周秀兰说过她最喜欢桂花的香味。
“对了,”我拉住准备离开的她,“你还没告诉我,那天你的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
她狡黠地一笑:“你猜?”
“是转正通知书?”
“不是。”
“是。给我准备的见面礼?”
“也不是。”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你看。”
我借着月光,看见那是一个工整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9月5日,买粉笔5盒,2元;9月8日,修理桌椅,1.5元;9月15日,学生小王家访,带米2斤。
“这是。”我有些不明白。
“这是我们的未来。”她指着本子上的数字,“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计划好了,除去日常开支,剩下的可以慢慢攒起来。等过几年,我们就可以在县城买一间小房子,这样来回学校也方便一些。”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原来,她不但为我们的感情做了准备,还为我们的未来做了这么详细的规划。
“秀兰。”我正要说什么,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
“快回去吧,”她把账本塞回公文包,“天晚了,明天还要早起呢。”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月光下的山路上,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女人,就这样闯进了我的生活,带着她的公文包,带着她的细心和温柔,带着她对未来的所有规划。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1985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但是我和周秀兰的心里却是暖暖的。我们开始筹备婚礼,虽然不可能像城里人那样讲究,但是我们都很期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县城的刘老板找上门来了,说是月红想通了,愿意嫁给我。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们平静的生活里。我妈又动摇了,毕竟在她看来,县城供销社的老板金女婿,要比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大两岁的女教师强得多。
“建国啊,”我妈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月红家里条件多好啊,你要是娶了她,以后日子肯定比现在强啊。”
我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突然想起那个雨夜里,周秀兰用身体护住公文包的样子。那一刻,我的心里异常坚定。
“妈,”我轻声说,“你还记得那天暴雨的时候,是谁给我炖了姜汤,照顾我一整晚吗?”
我妈愣住了。
“您也知道,月红是因为觉得我穷才离开的。现在她回心转意,无非是听说我可能要评上正式教师了。”我继续说,“但是秀兰不一样,她是真心实意地待我好。”
“可是。”我妈还想说什么。
“妈,”我打断她的话,“您觉得,一个连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吃的人,会真心对我好吗?”
那天晚上,我去找了周秀兰。她正在灯下批改作业,那个破旧的公文包静静地躺在桌子旁边。看见我进来,她抬起头,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担忧。
“我已经知道了。”她轻声说,声音有些发抖,“建国,如果你觉得。”
我打断她的话:“秀兰,你还记得那天你说要来提亲时,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吗?”
她愣了一下:“记得啊,是我们的未来规划。”
“对,那是我们的未来。”我握住她的手,“不管以后的日子多苦,我都要和你一起过。因为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身边,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就这样,我们顶住了各种压力,在1986年的春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上,周秀兰还是拎着那个破旧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她准备的教案。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上课。
日子果然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清苦。但是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周秀兰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每个月都会细细地计划着开支。我也努力钻研教学,希望能够尽快评上高级教师。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个曾经破旧的公文包早已换成了新的,我和周秀兰的头发也都染上了白霜。但是,每当我看见她还是像年轻时那样,认真地批改着学生的作业,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
如今,我们的工资确实高了不少,也在县城买了一套小房子。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住在学校,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雨夜,想起那个破旧的公文包,想起那个认真规划未来的账本。生活真的像周秀兰说的那样,虽然清贫,但是依然过得有滋有味。
昨天,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学生好奇地问我:“陈老师,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我看了看正在整理公文包的周秀兰,笑着说:“从来没有后悔过。”
但是今天,当我坐在这块“龙门石”上,看着夕阳慢慢西沉,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感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像我和周秀兰这样固守教育理想的人,还有多少呢?那些像我们一样,为了理想和感情而甘愿过清贫日子的年轻人,最后过得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