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当年漂亮的知青姐姐在他家借住，她回城后却杳无音信

“你还记得她吗？就是那个住在咱家里，长得白净又好看的知青姐姐。”母亲翻着床头的木匣子，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的手愣在半空。记得当然记得，那怎么会忘？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不敢再提起她。

母亲从木匣子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照片里，她站在院子里，身上穿着件蓝布衣裳，笑得很灿烂，像是把整个春天都装进了笑容里。我盯着那张照片，心头一阵酸涩。

那是1970年的事了，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三河湾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山高水长，住着几十户人家。村里穷得叮当响，吃饱肚子都难，更别说什么好日子。那年春天，村里来了六个城里的知青，说是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林晓荷，就是那个时候住到我们家的。

她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穿着一件补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衫，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站在院门口冲我们笑。她的笑容特别干净，像是山里的冬雪刚化开，清清爽爽的。

我那年十三岁，个子瘦小，整天跟村里的孩子们光着脚丫在田里乱跑。见到晓荷姐姐，我一下子愣住了，觉得她跟村里的姑娘不一样，像是从城里的画报里走出来的人。

她住在我和姐姐的房间里，跟姐姐挤一张木床。第一天晚上，她从包里拿出几块奶糖和一支崭新的铅笔递给我，说：“小弟弟，给你。”我接过糖，傻傻地看着她，连谢谢都忘了说。

她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我记得她的手很温暖，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陌生人也能这样亲切。

晓荷姐姐的到来，让我们家热闹了不少。白天，她下地干活，跟父亲一起种地、插秧，干得满头大汗；晚上，她在煤油灯下看书，或者教我认字。她的字写得很好看，像春天的柳枝一样柔美。

村里人都喜欢她，说她长得俊，嘴也甜。可喜欢归喜欢，还是有人背后说闲话。

“一个城里来的丫头，哪干得了咱这活？迟早得哭鼻子跑回去。”

“模样是好看，可这地方能给她啥？看吧，早晚得走。”

这些话传到晓荷姐姐耳朵里，她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可我看得出来，她心里是委屈的。每次干完活回来，她的手都是红肿的，指甲里全是泥。母亲看了心疼，总是偷偷给她抹药。

“晓荷啊，咱这苦地方，你要是真待不住，就回去吧。”母亲有一天忍不住劝她。

晓荷姐姐摇摇头，说：“婶儿，我既然来了，就得把这几年熬过去。再说，这里也挺好的，至少有你们照顾我。”

母亲听了，叹了一口气。

晓荷姐姐不光对我们家好，对村里人也好。她教乡亲们用盐水漱口，说能预防牙疼；还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讲她在城里的故事。大伙慢慢地都喜欢上了这个知青姑娘。

可越是这样，麻烦也越多。

村里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像着了迷一样，天天往我们家跑，扛着锄头假装路过，有的干脆站在院子外头不走，盯着她看。晓荷姐姐被盯得不自在，每次都躲进屋里。我气不过，牵着我家的狗冲出去，把人撵走。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赖着不走，我家的狗真咬了他一口。他气得跳脚，非要进屋找晓荷姐姐理论。晓荷姐姐听说了，赶紧跑出来赔不是，还拿出她从家里带来的香皂送给他，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从那以后，我对她更加敬佩了。她总是温柔地对待别人，哪怕自己受了委屈，也从不抱怨。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村里的日子更难熬。晓荷姐姐从家里寄来了几件厚衣服，分了一件给我穿。那是我第一次穿上那么暖和的衣服，心里别提多感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她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

那封信上只有几句话，说她父亲病了，让她想办法回去看看。晓荷姐姐看完信，坐在屋里发了一晚上呆，眼圈都红了。

她跟母亲商量：“婶儿，我想回去一趟，可我连路费都没有……”

母亲听了，转头就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钱拿给她，说：“拿着，路费不够，咱再想办法。”

晓荷姐姐接过钱，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说：“婶儿，我一定会还你的。”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她准备回家的时候，村里通知她，家人的信已经退回来，说她父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了，不用她赶回去。晓荷姐姐松了一口气，可她的心情却再也没恢复过来。

我知道，她心里装着牵挂，却又不敢奢望。

1972年，村里的知青点盖好了，晓荷姐姐搬了出去。她走的那天，我偷偷躲在屋后哭了好久。她知道我不舍，临走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四，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要离开这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点点头，心里发誓一定要做到。

后来，她偶尔会回家看望我们，可次数越来越少。1974年，化工厂招收工人，晓荷姐姐被推荐了，可她拒绝了。她说：“我身体不好，化工厂的活我干不了。”

村里人听了，都觉得她是矫情。背后议论纷纷，说她“挑三拣四”，不想吃苦。晓荷姐姐听了，脸上虽然带着笑，可我知道她心里难过。

1975年，村里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晓荷姐姐被推选了上去。可就在她满怀希望的时候，她的政审没通过。她回来的那天，脸色苍白，整个人像是失了魂。

“晓荷，你别难过，这不是你的错。”母亲安慰她。

晓荷姐姐低头抹着眼泪，说：“婶儿，我真的没用，什么都做不好……”

从那以后，她变得沉默了许多，整天躲在屋里看书，几乎不再跟村里人来往。

转眼到了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村里。晓荷姐姐和我都报了名，可结果出来后，她只差几分，我却差得远远的。

就在我们都以为她会继续留在村里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家里的一封电报。电报只有几个字：“速回，父亲病危。”

晓荷姐姐急得哭了，当天就跑去找村里的书记请假。临走前，她把一部分行李留在了我们家，说等以后再回来拿。

那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送她去镇上的汽车站。她一路上都没说话，眼圈红红的。到了车站，她从兜里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塞给我，说：“小四，这是我的地址，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写信给我。”

我接过纸，眼泪模糊了视线。可谁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远。

她走后，我们家收到了两封信，都是她寄来的。信里说她父亲康复了，她也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她说等安顿好了，会回来拿行李。

可我们等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等来的，却是彻底的沉默。

多年后，我成了村小学的一名老师，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晓荷姐姐的行李，我一直替她保存着。每当看到那些旧物，我总会想起她，想起那个总是笑着面对一切的姑娘。

去年，我无意间听到村里人提起她，说她后来嫁到了南方，过得挺好。我听了，心里松了一口气。

晓荷姐姐，你要是还能记得三河湾，就回来看看吧。你的行李我还替你保存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