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晃
作者简介: 熊晃，出生于1913年，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八路军第359旅718团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逝世。
那是如火如荼的抗战年代。抗日军兴，群雄并起。张仲瀚便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八年初复，我们在冀中平原上招收了一个学兵团，要带回五台山去补充部队。快到博野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城里驻着一支队伍，自称是河北抗日民军，司令姓张，尚不知属何背景。我脑子一转，不禁想起国民党的磨擦专家张荫梧来。他的家乡正是博野，而他的旗号也叫河北民军。途经他的驻地，那可不能不加倍提防。我把仅有的两个战斗连赶紧调充前卫，准备相机行事。谁想，当我们百倍警惕地开近县城时，城里的驻军却摆在大路两边欢迎我们。带队官还很讲礼貌，见我们过来，就喊口令:“立正!敬礼!”不由得让人纳闷:呀!张荫梧这小子，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文明了?
后来才知道，是我弄误会了。原来，除了张荫梧之外，还有一支也叫河北民军的队伍，是真心抗日的，司令也姓张，名字却叫张仲瀚。年龄比张荫梧小得多，当年不过二十三岁。可惜失之交臂，那时没能和他见面。
1940年我和曾涤同志等人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一天整队到八路军大礼堂去看晚会,边走边听人们议论,说是延安新来了个很好的京剧演员，还是我们三五九旅的一个团长哩!我心里好笑：三五九旅的团长，哪个我不熟悉?北方话都说不利落，还唱京戏?简直是活见鬼!当晚唱的是《四进士》，据说是他的拿手戏。我也分不清什么麒派、马派，反正觉得演得不错。
那天毛主席、贺老总，还有不少中央首长都去了。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春风满面，边看边议，不时地鼓掌。事后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证明传言完全属实:这位演员就是当年驻在博野的那个民军司令。贺老总率部挺进冀中以后，他自愿整编到一二〇师来，现在确实是我们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团长了。哈哈，这可真是个巧事!
我和他正式打交道，是在马列学院结业以后。当时我仍回七一八团工作，曾涤同志被派到七一九团去担任政委。曾涤同志喜欢开玩笑，在旅部，一见张仲瀚就说，“我们早就见过面了”，弄得张仲瀚莫名其妙，一个劲儿地眨眼睛。曾涤冷不防迈着台步迎上前去，一抖袖子，打着京剧老生的腔调，学道:“呵!宋--士--杰!”张仲瀚恍然大悟，扬起脖子来大笑，使劲握着我们的手，连说:“打鸭子上架，打鸭子上架……”真是一见如故，爽快极了。
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帅的高级联络员，解放战争开始,我们一同到山东渤海地区,组建了一个独六旅，后来又率部归还西北野战军建制，一同参加了解放山西运城和解放大西北的全部战役，一同在玉门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进驻新疆以后，他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我在新疆军区负责政治工作，又一同担负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的任务。直到十年内乱开始，我和他共同战斗了二十六个年头。
仲瀚同志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是，三江四水不也有清有浊吗?他的伯父，是冯玉祥手下的七谋士之一，有过抗日反蒋的光荣记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张仲瀚作为一个热血少年，受到保二师学潮和高蠡农民暴动的鼓舞，要寻找一条抗日报国的门路，他从马列主义者身上看出希望,见到光明。因而,一九三三年他还在平民高中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剧联的一个盟员，开始从事革命的戏剧运动了。
当时党组织考虑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可用来开展秘密工作，又派他打入政界活动。他先是在原察哈尔省的蔚县县府当收发主任，后来党组织为了保护高蠡暴动失败后隐蔽于博野一带的共产党人，积蓄抗日力量，又让他利用冯玉祥旧部高树勋等人与地头蛇张荫梧争夺冀中地盘的有利时机，乘虚而入，当上了博野县的公安局长。
张仲瀚年刚满二十岁，居然当上了县的公安局长，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那时他年华正茂，仪表堂堂，长于交际，颇具民主风度，能写一笔好颜体字，会打一手好篮球，高兴起来还可以登台演戏。这样的公安局长，当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瞩目，尤其是博得了青年学生们的好感。因此，芦沟桥事变一爆发,在党的领导下,他马上把隐藏在乡间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一支不小的抗日队伍就在冀中平原上诞生了。
张仲瀚的民军靠着拾来的几条破枪，却敢跟下乡骚扰的“皇军大人”叮当一气，居然把不可一世的鬼子兵给吓呆了。一夜之间，河北民军声威大振，张司令的名字不胫而走，周围各县的乡亲们好解气呵;可有了盼头!可是，冀中军区一成立，他却立即把民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吕正操同志，自己只带上几十个人，转移到他的家乡献县崔儿庄一带去了。三整两整，他居然又带出来两千多人的一支队伍，旗号叫“津南抗日自卫军”。
转过年来，贺龙同志一到冀中，他又放下司令不当，甘心情愿地投入一二〇的麾下，把队伍整编为三五九旅的一个团，高高兴兴地当开团长了。他曾对贺老总说，“一个书生，投笔从戎，真要给你当好这个团长，还真要好好学一阵子呢!”王震同志不止一次对我们讲:“张仲瀚这个人，是不打个人算盘的。
他的经历与我们不同，确实没有拽过牛尾巴，捋过锄把子，一双手生得又白又嫩，半个老茧也无。但是，南泥湾大生产，官兵一致，他照样开荒三十亩，不比别人少一分。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露出新鲜肉，渗着血印子。
曾涤同志有意照顾他，用开玩笑话劝他:“适可而止吧，宋士杰同志!”他也用玩笑话来回答:“这就叫'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哈哈一笑，说，“我还想争取个劳动模范当当哩，你想取消我的竞选资格?”
当然，模范是没有当上，可七一九团的练兵、生产，却毫不逊色。他们的驻地在九龙泉。毛主席视察南泥湾还特地去九团喝了喝那里的泉水。张仲瀚留主席在那里吃饭，所用的鸡鸭肉菜蛋，无一不是战士们自己生产的。主席吃得高兴，连连夸奖:好!好!这不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张仲瀚自己是文化人，对部队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视。他们团的文化人也最多，宣传队、球队特别活跃，谁也比不了。因此，我们揶揄他，说他带的是个文化团。其实，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吃不得苦，打不好仗。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南下时，七一九团改名为三支队。张仲瀚和我们这些参加过长征的铁脚板一样，虽然配备有马匹，除了急事，很少自己骑，总是留着收容伤病员，自己和战士们一起徒步。穿过鲁(山)叶(县)公路时，敌寇从鲁山城里出动了七辆坦克和装甲车向我猛攻。他亲自指挥一个排，抢占有利地形，用手榴弹、炸药包给它敲掉了四辆，绝不准敌人前进一步，终于胜利地掩护了全军的安全前进。
他打仗，从不挑肥拣瘦，总是从战役的全局着想，主动承担那种硬碰硬的任务。打抗击，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损失大，俘获小，担子重，弄得不好，还会破坏整个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而解放战争时期的独六旅，却以善打抗击而闻名西北。这与旅长张仲瀚同志的革命品格、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别看他是半路出家，参加的战斗没有我们多，可他是个会动脑筋的人，极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来不打糊涂仗。西府战役中,为了保障西北野战军主力攻占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宝鸡的胜利,独六旅与兄弟部队配合,沿渭河两岸摆开一个扇面形的阻击线,节节抗击从西安方向的援敌。整条阻击战线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让敌人突破了其中的任何一点，攻占宝鸡的任务均将难以完成，即所谓“一着失误，满盘皆输”。
张仲瀚深明此理，因此，他当然首先要严密部署，精心指挥，倾全力确保本部队正面防御任务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迟，与此同时，他还时刻关注着侧翼阵地上敌我双方攻防形势的千变万化，一旦发觉出了缺口，不待命令，不需叫，就主动抽派部队赶紧填补上去。因此，尽管胡宗南又是骂娘，又是发誓，非把宝鸡保住不可，尽管他们的增援部队象饿红了眼的疯狗，不喘气地朝着我们的阵地猛扑，结果还是比乌龟爬得快不了多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硬从他怀抱中抓走了他的这只“宝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西北野战军取道陇东，回师边区的途中一仗。当时我二纵队各旅处于先头位置，已经进到泾川东北的荔镇地区，按照预定计划，应当沿大路朝东北方向向边区继续挺进。当时，胡宗南的追击部队进展很快，山炮弹已经落到了我们指挥所的院子里。虽然如此，要摆脱它也还是轻而易举的，走开就没事了。但是，就在此时，张仲瀚却说:“不行，不能走!听，屯子镇方向的炮声多激烈!”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位于我们后面的野战军主力正在与敌马步芳部酣战。
张仲瀚立即和三五九旅旅长徐国贤同志紧急商量了一下，共同提出了一个主动恋战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一带是马步芳的地盘。地方军阀的特点是，只要触犯到他的利益，他就决不会罢甘休，而高原上布满断沟，不利于我大部队的行动，却十分有利于马家骑兵的展开。我野战军主力要摆脱马步芳的纠缠，只能取道荔镇与肖金镇之间的这条大路。目前，屯子镇正在激战，肖金镇尚在敌手，而胡宗南的追军又已迫近了荔镇，我们一旦东去，就可能出现我野战军主力无路可走，陷入胡马两军合围之中的严重局势。因此，他和徐国贤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就地坚守，顶住胡军，以期确保荔镇，为野战军主力撑开一道口子。
张仲瀚同志亲自指挥十八、十六两团，先敌占领有利地形，不惜一切，与敌展开反复争夺。到了下午，胡宗南的兵力越滚越大，炮火也越泼越凶，三五九旅增援上来，一直激战到黄昏，保证了野战军主力经由荔镇，脱离了那个危险地带。
当我带着一个排护送彭德怀同志离开荔镇时，彭老总骑在马上慢悠悠地走着，慢悠悠地说:“你们主动在这里抗了一下，”又走了一阵，突然睁大眼睛，说:“抗得好呵!”他问我牺牲大不大，还有多少人?我报告以后，他说:“要好好训练。这个部队将来要多出一些干部!”这一仗，独六旅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十八团团长陈贵林同志就牺牲在这里。在张仲瀚面前谁都不能提陈贵林的事，一提他就流泪。这一仗王震同志因为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指挥。战后听了汇报，他不止一次对我们感慨地说:张仲瀚的长处就是有全局观念呵！
进疆以后张仲瀚改任九军政委。他有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特点，就是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不论是新同志、老同志，也不论是工农分子、知识分子，他都能和人家谈得拢，说得来，亲亲热热，打成一片。对起义官兵，他总是以心换心，以诚相见，不仅从政治上关心爱护他们，在生活上也处处为他们着想，关怀无微不至。当时，下级官兵的年纪一般都比较大，大多数都还没有成家，找个对象十分困难了。对这类事情，国民党是不管的:当兵吃粮，管你有没有老婆!他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了，我们不管谁管?”他到处奔走，逢人便谈，想了很多办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大家很满意。
1954年，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受命担任兵团第二政委，从而暂时离开了国防部队。他为了搞好生产兵团这个大事业，专门研究了历代守备边防的大略方针，联系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我们屯垦南泥湾、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他深感在新疆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伟大而英明!
有些同志说，生产兵团非军非民,四不象,不安心兵团工作。他总是笑着问人家说:“同志，请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好不好?我看呐，历史终将证明，生产兵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历史创举。这里有一番伟大的事业。我们就是要工农商学兵同时升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就是要搞得家大业大，猪羊成群、兵强马壮，人人满意。”
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困难，生产兵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不承认是不行的。否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怎么能够有八千多万斤余粮去支援甘肃、河北、河南等省?怎么会有那么多高质量的原棉年年运销给全国的各大纱厂?怎么可能吸引了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劳动青年踊跃参加兵团?当初我们唱“戈壁滩上盖花园”，绝不是一句高调，后来我们唱“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同样也是发自肺腑,充满了自豪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张仲瀚殚思积虑，兵团的事业方兴未艾。然而，十年内乱爆发了，一切全都乱了套。我只能说，人们对张仲瀚的实际情况确实是不太了解，而那些家伙的话言也确实是太可恶、太狠毒了!
他蒙冤入狱，长达八年之久，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他原来身体魁梧，一表人才，偶尔在篮球架下作几个跃起转身、勾手投篮的动作，还是很“帅”的。从监狱里出来后，我去北京看他，见他的腰已经佝偻了。
那时，“四 人 帮”还在台上，他也还没有得到平反。他突然见到我，精神特别兴奋，抓住我的手一股劲地摇:“老熊啊，你能从新疆到北京来看我，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我在狱里，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新疆、多么想念新疆的那些同志。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到了新疆，一幕一幕，全是当年战斗、生产的那些事……”
那时，他的病情还没有恶化，健康状况尚可，兴奋之余，拉上我，非要去逛八达岭不可，还意味深长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回到住处，他亲自下手，为我们做了几个好菜吃。当听到由于林 彪、江 青一伙干扰破坏，生产兵团的情况已经一蹶不振时，他连声叹气，深感惋借，气愤得骂娘。但是，他对未来却抱有信心，眼里黑亮黑亮地说:“只要架子还在，总会好起来的!”还说:“难道能永远是这个样子?我看不行吧?”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四 人 帮”的垮台，他在政治上的彻底平反，竟未能阻止住他那心脏病的暴烈发作。当我后来再去北京看他时，他已经住进了医院，而且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病床，身子突然瘦下来，活象一把干柴，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让人看了，实在心酸。但是，只要医生准许他谈话，每谈必不离屯垦戍边这个题目。
后来，他趴在病榻上写怀念总理的文章，作古风三十二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上书中央，全都是为了向党申述恢复兵团、保边卫国的这桩大心愿。“兵团多勇士，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仲瀚同志他那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也都是为着党、为着我们的祖国的!由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开创的屯垦成边这番壮丽的事业如不继承下去，我想，即便在九泉之下，他也是难以瞑目的!
现在，党中央作出了英明的部署，终于又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了。让我们用张仲瀚同志那种呕心沥血的精神来继承他这未竟的事业，真正把兵团建设成塞上天堂、钢铁长城吧。
我暗自勉励自己:努力干吧，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