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单独召见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
接着他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
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
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这次见面便谈到这里。我辞出后，由侍卫长王世和陪我一同到办公室主任商震的房内，戴笠紧接着就进去和蒋谈了好一会儿才出来邀我一同回去。在车上，戴又给我戴高帽子，他非常兴奋地说："校长能这样对你，真是不容易呵！"
大约是和蒋介石见面后的第三天，他便约我和戴笠一同去他的官邸吃晚饭。这次吃饭只有蒋介石夫妇和我们两个人，饭前饭后都谈了不少问题。他问了我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很注意听我回答他我过去和这些人的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表示出对我的关怀，叫我去了以后，一定要随时与戴笠取得联络，好让他随时了解我的情况。同时，他还用很含蓄的口吻对我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所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作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第一次见面他说要送给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已由他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等之后，这次当场交给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抗战时是存放在我母亲身边；胜利后我一直是悬挂在我的客厅中。许多朋友看到，都不明白这幅照片的来历，为什么蒋介石夫妇要送照片给我母亲，过去我也不便说出这一段经过。
吃完饭以后，蒋介石当面送给了我一万元特别费，当时值黄金20两左右。
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我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随时知道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戴笠传达他对我的指示。
最后，他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听他的口吻和说话时的神情，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我还没有回答，戴笠便抢着说，许多问题还正在研究，要等一等才能走。他点了点头，叫我们要仔细研究，并叫戴笠随时去报告他。
当我向他辞行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吧！"
究竟是个什么任务？
经过蒋介石的"召见"、"垂询"、"训示"和请吃饭、送照片、发特别费等一系列过程，把我的问题肯定了之后，戴笠才正式向我传达蒋介石给我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说明蒋介石指示我去的形式是不同于一般特务的秘密派遣，而是叫我以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作为借口，公开地去，先以到上海去住家为名，再逐步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计划的活动。
戴笠在传达这些任务时，虽一再说明不是硬性规定，可以看实际情况相机行事，便宜从事，因为到那里以后的变化必然很多，应根据环境而变化；但由于任务的性质，主要目的必须交代明白。他是由浅入深，一件件反反复复地告诉我，叫我不要忘记，牢牢摆在心上。所以多年来我还能大致记得些。
第一是要我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戴笠说得非常仔细，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感到这是最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还记得他在传达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时，态度显得很慎重，他先介绍和分析当时江南一带的情况。
他说："在那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力量，除了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是新四军所占领。你去了以后，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我们对于发展忠义救国军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军却一天天在壮大。"
他停了一停，便咬牙切齿地说："这是我们的耻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我们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领袖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
他越说越愤慨，我也记得很牢。我至今还记得，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心里还动了一下：新四军能在敌后发展得很快，这不是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不过我了解到只是由于新四军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能让它发展，虽然它是在打日本人，对国民党也是不利的。我在那种情况下，不但没有反问他，而且还要接受这个"任务"。
我在重庆停留有一个多月。戴笠除了向我讲明去的任务外，也常常向我介绍上海和南京方面情况，还分析过许多大汉奸人事间的种种矛盾，又给我增加一些任务。他叫我要好好利用他们之间利害冲突，在无形中去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便有可能把他们当中一些人拉拢过来。他特别叫我注意要把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拉拢好，他认为通过这个人和这个组织，就可以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
戴笠派情人为我打头阵
我们还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我如何去的问题。戴笠决定不要运用军统特务的关系，叫我凭过去旧的人事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避免日本人对我的注意。
经过几次讨论，戴笠决定要他的女朋友张素贞先去打头阵，她也很乐意担负起这一工作。计划先由她去上海放空气，说我过不惯后方的生活，苦闷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事都不想再干。主要是她先去找一个开赌场的老板潘三省为我作好准备。潘在上海多年，过去是经常陪我在上海玩的白相人。这人当时在上海开设了好几个大赌场，与不少大汉奸有往来，各方面都能吃得开。
办法决定之后，张素贞便提早半个月从重庆飞香港，戴叮嘱了她一番，亲自送她上了飞机。
关于我去以后的联络问题，戴笠决定在上海拨一部电台给我使用，他叫我定一个化名。我记得当时他批阅公文的化名是余龙（这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我也开玩笑地说："我就加一个字叫余化龙。"他听了很高兴，说这一化名很好，"你从此以后便是鱼化为龙了！"其实我以后用的化名很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们都知道我会花钱，戴笠对这一点曾特别提出来，说对我用钱决不加以限制，只要有电报给他，要用多少，随时派人送给我。在生活方面，他叫我越腐化越好，这样可以使人不注意我，而且容易和汉奸们打成一片。
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没有半点问题。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我在重庆逗留期间，沈醉也被戴笠调到重庆，很久没有决定他的工作。有一天他到曾家岩戴笠家中见到我，我顺便问戴为什么不给沈安排工作？他说，沈过去在上海多年，对那方面情况也相当熟悉，我去了之后，必要时也可以派沈去上海和我一道工作。当时我还想到我爱人的哥哥徐宗伯，他是刚从上海出来，在上海有些熟人，他是很可靠的人，可以帮我去工作。戴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后来知道徐宗伯是学土木工程的，当时他正在重庆大兴土木修建房屋，我走之后，便把徐临时拉去帮忙搞建筑。他当时答应派给我这两个人，却一直没有兑现。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戴笠最高兴的一件事是蒋介石把张国焘交给他，他感到非常得意。他告诉我这一情况时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他更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
"御点"特使入敌穴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所认识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不少知道我要去香港，他们也曾为我饯过行。这说明当时有人是了解我的。戴笠也没有叫我不要露面，我去和我大哥商量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许多人。我大哥虽不完全赞同我去，但知道是蒋介石亲自找我去布置的，以后并且也和他说明了一下，他除了叮嘱我一番外，也只好勉强同意我去。
我离开重庆时，戴笠亲自送我到珊瑚坝机场，由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照料我上飞机。到桂林后，杨继荣早得到戴的通知，为我准备好回东安的车票。
当天我就回到家里。我把蒋介石送我的一万元分了一半给我母亲，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把这笔钱看成是我卖命的钱一样。
我母亲听说我要去上海，很不愿意；她对蒋介石夫妇送的那张照片丝毫不感兴趣；经我再三安慰她，才答应我们走。
我带着爱人孩子和保姆等再到桂林，杨继荣曾公开为我饯行，邀了驻桂林的空军地区司令邢某、铁道运输司令蒋锄欧、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林蔚等人作陪。林办公厅副主任林蔚等人作陪。
戴笠原来叫杨继荣为我们包一架飞机飞香港，当天恰好有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放空回去，我们便改乘这架便机。半夜12点才起飞，因为白天怕路上遇到日本飞机袭击，不敢早走。到香港是清晨3点左右，军统在香港的华南区区长王新衡、香港站站长刘芳雄和戴笠派在香港搞经济活动的张冠夫等都早得到戴的通知到机场迎接我们。张在机场即送给我港币5000元作零用钱。
我在香港是住在跑马地龙潜台一号我大哥的房子里。去了没有几天，张冠夫又给我送去港币5000元。
我到香港去，主要是等候张素贞的消息。她先在上海替我活动，我自己在香港也同样放空气，在任何公开场合中，我都表示决心要去上海住家，什么事都不愿再做。
在香港了解我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除军统几个大特务外，只有杜月笙我没有瞒他。他也尽力帮助我，为我介绍关系，还特别写信给他上海的两个管家万墨林和王某，叫他们多帮助我。
等了一个多月，张素贞才从上海到香港接我们。她把一些关系都打通了。潘三省也同各方面接洽好，都欢迎我去。
动身前，我给戴笠打了个电报，他回电叫我谨慎从事，并祝我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更愉快地见面。
我们在张素贞陪同下，于旧历八月中秋那天，乘搭虎脱总统号邮船离开香港去上海。
【唐生明（1906年10月10日—1987年10月24日），字季澧，湖南省东安县人，原长沙警备区代理司令、国民党中将。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先后在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学生队副总队长和警卫二团团长，第三十五军独立团团长。1928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1929年任第四路军新编第八师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护党救国军第十二军第一师副师长兼旅长。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宁粤合作后，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秋，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学习。1935年秋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等职。1940年秋，奉蒋介石之命打入汪精卫汉奸政权，以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和竭力限制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曾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军务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部员、总统府中将参军、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8月，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活动。11月，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副司令员。旋赴香港经商，1956年由香港回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