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7年，被赶出国的卫献公为回卫国，派使者给卫国执政卿宁喜许下一个承诺——“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如果我能返回重新为君，那么以后卫国的“政”归你，“祭”归我。这句话在三国时又衍成刘禅的一句承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现代人以为这是将国家交给某位大臣，是托国的表现，毕竟在现代人眼中，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政”，而不是“祭”。

其实，这完全是理解反了，以现代思想代入古代。

古代“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古人认为“国家”存在核心是“祖先灵力的护佑”，后人如果不“祭祀”祖先，惹祖先不高兴，祖先不护佑“国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所以古代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祭”，而“政”是为“祭”服务的。

先从“君主”二字的起源说起。

主的字形，是灯中的火苗，春秋时代宗庙中祖先的牌位也叫主，这是人类对于“火”崇拜的衍生方式。家有家火，国有社火，后来的祭祀才改为木制的木牌。

古代出征打战，要先到祖庙祭祀，主祭者将“肉”献给祖先，用社火烤熟后分给众将士，这称为“胙”肉。这种肉含有祖先的灵力，会护佑出征之人。

“君”本义是主祭人手持神杖，口中念道祷词。

“君主”这二字演化自祭祀。因为古人认为“神（祖先）”才是天下的主人，而“祭祀”者负责祭祀事业之语互通，所以才能代“神”统治天下。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君主的权力来源于“祭祀”，特别是作为祭祀祖先与神的主祭人，祭祀也成了君主的责任与代称。比如宋穆公要立兄长之子为君时说；“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

这里的“社稷”指的是土神与农神，这二神的牌位放在祖庙中，且只有一国之君可以祭祀。

既然要“祭祀”祖先与神，那就么需要贡品等等，这就需要“政”。

“政”字出自“正”，最开始的“正”没有“正义”的意思，而是“向城邑逼近，义为征伐”。“政”字左边为步行，明确地表示为向城邑进攻，对被征服的城邑要求贡献即“征（税）”；政的右部“支”含有鞭笞、敲打之意，对被征服的城邑民人征税的统治方式即“政”。

“政”的原始义是向外征伐，抢外地东西回来上贡给神与祖先，或者本部落图腾。

关于“政”与“祭”的关系，可以用《国语》回答；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充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这句话讲的是；日祭所需，由邦内内甸服关系的氏族提供；月祀所需，由王畿外侯服关系的氏族国家提供；同理还有宾服与享，要服与贡，荒服与王。

这就是理想中的“周王之政”。

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扩展，对四周都有“朝贡”的要求，如果到期出现“不贡”的情况，就要惩罚。

如“刑不祭”，指的是对甸服要刑，毕竟甸服处于周王直接统治区。“伐不祀”与“征不享”都是用军队，因为侯与宾属于周王封的诸侯国，只不过一个是同姓（功臣），另一个是异姓。

“让不贡”与“告不王”就是派使者责备、通告要服与荒服。因要服与荒服属于自行建立的四夷政权，周王征伐的成本过高，一般不会有硬性要求。

古人认为“祭”是国君最核心的本质，而“政”是保证“祭”的物质条件。也因此，当国君保证不了“祭”时，就会发生政治动荡，如君主出奔，让国等等，这是一种合理的君位更替。

如春秋时期的师旷就说过；“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大意为君主的本质是祭神的主祭，如果君主逞一己之欲，使得鬼神缺乏祭祀，则（鬼神不降福而）百姓绝望、社稷无主，无处取悦社稷。这样的君主，为何不放逐呢？

还有卫灵公，在“辱社稷”为理，请求另选君主，而且是以“卜”的方式。“卜”就是占卜，这是在请祖先（鬼神）选择，下一任君主（主祭者）是谁。

“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

总之，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与祖灵，由与祖灵血缘最近的公室代理，君主仅仅是祖灵在人间“能保祭祀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不能保持对祖灵的“祭祀”，则不能成为君主，会被其它贵族所取代，这是春秋时期所有贵族包括国人默认的规则。

回到开头，“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并不是说卫献公要放弃国家，而是将国家的本质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它部分交给宁喜，宁喜虽然可以掌控国家大政，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君主。

另外，卫献公归国后，没守承诺杀了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