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中央军委对全军番号进行了统一整编，此次整编的目的，一是为避免各部队番号出现重叠从而影响大部队协同作战，二是加快部队正规化建设，以便适应更为复杂的战场形式。

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以及《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全军番号改编如下：

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

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

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

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

四大野战军，各自下辖数量不一的兵团，其中，一野下辖第一、二兵团，二野则下辖第三、四、五兵团，三野下辖七、八、九、十兵团，四野则下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

除此之外，原华北军区的部队，则整编为十八、十九和二十兵团。

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又分别整编了三支国军起义部队，即原湖南陈明仁部、原新疆陶峙岳部以及原绥远董其武部。

这三支部队在起义之后，分别被改编为我军的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兵团，如此一来，我军在1949年年初时拥有的兵团单位，就达到了19个。

说到这里，就有人看出问题所在了，在这19个兵团中，咋就没有6、11、16、17这四个兵团呢？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得从我军兵团这个单位出现开始说起。

在我军的历史上，主要的部队番号，从小到大分别为班、排、连、营、团、旅、纵队、军、军团、方面军、兵团以及野战军。

这其中，相较于其他如军、军团、方面军和野战军这种常见的部队单位，兵团的出现时间是比较晚的。

按照资料记载，我军最早使用兵团这个单位的时间，要追溯到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打响之后，陕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并迅速奔赴各个战场，而主力部队奔赴前线，就造成了陕甘宁边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

针对这一情况，也为了加强那陕甘宁边区的防守力量，同时也为了保卫中央，在1937年的8月25日，党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

这支留守部队共有9000余人，主要组成是以八路军120师359旅的718团、385旅旅部以及770团等部队构成。

部队成立之后，为便于统一之后，中央又成立八路军留守处，由萧劲光担任留守处主任。

到了1938年的8月，这支留守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之后，正式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担任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而八路军留守兵团，便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兵团建制。

当然，就部队的规模来讲，这个八路军留守兵团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兵团番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我军首次使用兵团番号。

而真正战略意义上的兵团，则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

进入解放战争后，尤其是自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与陈粟、陈谢两支大军配合，拉开了我军全面战略反攻之际，中央军委就根据战争形式的变化，决定组建野战兵团。

组建约野战兵团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

截止到1948年11月之前，我军相继出现过十个兵团，这十个兵团，分别分布在华东、东北、中原以及华北四大系统之中。

其中，华东系统就有四个兵团，按当时的番号顺序分别是一、二、三、四兵团，不过，因为当时我军部队番号有重叠现象，所以一般都是按照这四个兵团的司令员来称呼。

而这里面的第一兵团，司令员为粟裕，当时下辖华野下辖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因此就被称为粟裕兵团。

第二兵团，司令员为许世友，政委为谭震林，因此也被称为许谭兵团，下辖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在济南战役中，就是这支兵团一马当先，解放了济南城，并活捉了王耀武。

第三兵团，司令员则为陈士榘，政委唐亮，因此也叫陈唐兵团，下辖第三纵队，第八，第十纵队，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支兵团虽说建制归华野，但实际指挥却是刘邓。

而第四兵团也叫苏北兵团，司令员为韦国清，政委为陈丕显。

这便是华东系统的四个兵团，除华东之外，华北当时也有三个兵团，这三个兵团的司令员，分别为徐向前（一兵团）、杨得志（二兵团）、杨成武（三兵团）。

与此同时，当时的东北我军，同样也成立了两大兵团，其中，一兵团司令员为萧劲光，二兵团司令员为程子华。

最后就是中原系统，中原系统当时只有一个兵团，即陈赓兵团，不用说，司令员便是陈赓陈大将。

上述便是在1949年全军整编之前，我军各大野战军、军区成立过的兵团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兵团司令，就能力而言，相对要厉害的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当时我军各野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纵队，而纵队属于军级单位，所以兵力并不是太多，而按常理来说，既然兵力不是太多，那野战军指挥机构是完全可以胜任指挥工作的。

在这种情况下，却把兵团级建制普遍推行，原因就在于为了应付更为复杂的军事形式。

以陈赓兵团为例，该兵团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障刘邓大军的后路，扯住国军进入中原的节奏，以配合刘邓大军。

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兵团司令的军事指挥能力是要求相当高的，如何达到战略目的，又如何在此基础上最大化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都是兵团司令需要考虑并下决断的事情。

总的来说，当时的兵团司令，个顶个的都是人中龙凤，军事能力更是数一数二之资。

而正如前文所说，到了1949年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就阶段，在这种局势下，加快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成了极为必要的工作，因此在当年年初，中央军委就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

整编之后，西野、中野、华野、东野改编为一野、二野、三野和四野，加上华北军区部队，共整编出了16个兵团。

此外，三支起义队伍加入后，则增加为19个兵团。

但问题就在这里，19个兵团，理应按照顺序排下来，可为何偏偏少了6、11、16、17这四个兵团呢？

我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6兵团，按照文章开头提到的各野战军所下辖的兵团顺序，若是真的成立6兵团的话，那么大概率是属于二野的。

实际上在最初，中央军委还真的有成立6兵团的计划。

二野的前身为中野，而在中野最初组建的同时，中央指示重建中原军区，于是在1948年的5月，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之后，中原军区也随之成立。

成立之后的中原军区，下辖七大军区，分别为：

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鄂豫军区(王树生任司令员)、皖西军区（曾绍山任司令员）、豫西军区（李成芳代司令员）、桐柏军区（王宏坤任司令员）、江汉军区（张才千任司令员）、陕南军区（刘金轩任司令员）。

而在这其中，鄂豫、江汉、桐柏这三个军区的驻军，都是由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部分部队负责的。

如鄂豫军区，是从原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19旅、2纵5旅以及6纵3旅中，各抽出了一个团，组建了驻守部队。

而江汉军区，则是原晋冀鲁豫野战军10纵就地组建而来，至于桐柏军区也是如此，其是由原晋冀鲁豫野战军12纵组建扩充而来。

也就是说，这三个军区的部队，其实都是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老底子，也是真正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正规部队。

到了淮海战役结束之后，由于中野在此战中损失较大，加上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又要参加渡江战役，所以军委就考虑，有必要给二野增添病病员力量，以便打好渡江战役。

而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如果要增添兵员，自然是正规部队要比地方部队合适，这么以来，鄂豫、江汉、桐柏这三个军区的驻军，显然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所以，当时军委的考虑是，如果确实需要给中野增加力量，那就把这三个军区的部队组建成第六兵团，加入到中野序列之中参加渡江作战。

但我们都知道，三大战役让国军基本上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而随后确实也是兵败如山倒，解放战争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而放到中野这边，在渡江之后，以雷霆之势迅解放了江西，又在西南地区歼灭国军90余万人，整个过程是相当之迅速。

在这种情况下，再组建第六兵团的的意义也就不是太大了，所以最终第六兵团并未建立，不久后这三个军区也被撤销并并入湖北军区，更无从谈起建立6兵团了。

而11兵团与6兵团的情况类似，中央原定的是将山东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为11兵团，并且司令员也暂定为许世友，为三野渡江之后若在攻打大城市中出现大量减员的话，就让11兵团南下。

但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形势比人强，三野渡江后打的基本上也是比较顺利，并且麾下的七、八、九、十兵团也各自有了各自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没有再把山东的地方武装组建为11兵团的必要。

况且，在1950年，由原山东军区地方武装升级而来的32军也划归了三野十兵团建制，这就更不可能再组建11兵团了。

最后就是16 、17兵团，按照顺序，这两个兵团的番号，自然是留给百万大军四野的。

但为什么四野没有成立这两个兵团呢？其实说起来是被耽搁了。

东野入关时，下辖共有12个纵队，而在平津战役之后，原傅作义的一部分部队也被划归至东野，这么一来，东野的实际人数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百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东野改编为四野，并将原有的第一、第二兵团番号裁撤，成立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司令员分别由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和邓华担任。

但由于四野兵力已达百万，所以中央就考虑，在四个兵团的基础上，再各自抽调一部分出来，从而组建两个新的兵团，也就是16、17兵团。

并且，当时就有说法认为，若这两个兵团成立，那兵团的司令员将分别是李天佑和黄永胜。

但就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夕，为了保证二野、三野渡江战役的顺利，同时也为了避免白崇禧对我渡江部队造成威胁，所以中央就决定，让四野在1949年的4月1日前完成南下准备。

按照这个部署，四野派出了由40军和43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先行南下，以配合兄弟部队顺利完成渡江战役。

正因为如此，四野大部也只得暂时停止了组建16 、17兵团的工作，开始全力南下作战。

再往后，就是四野主力渡过长江，进军中南，并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之后，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愈发加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更没有时间再去组建16和17兵团了。

总结一下就是，全军整编后的19个兵团中，之所以会缺少6 、11 、16 、17兵团，主要是因为一句话，形势不等人，由于解放战争的进程大大加快，很多原本预想中的计划，就有必要作出调整和改变。

比如在1948年的3月，毛主席曾预测解放战争一共需要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但在当年的11月，毛主席就在他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提到，“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之所以形势会变化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为我军摧枯拉朽的英勇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当时在南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多年的胡愈之就说过;”“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人心也崩溃了。如今都希望解放军胜利，老百姓已经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