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家族，曾经相当阔绰。
在他所著的《故乡》一文中，就能窥知一二，当初鲁迅童年时，家里不仅请得起长短工，并且在过年时祭祀所用的器皿均是银器，数量之多，还得专门找人来看着，防止被偷。
包括鲁迅自己都说，那时的他，是个少爷。
但没几年，鲁迅就家道中落，除了迁居乡下外，为了给父亲看病，他不得不每天出入于质铺（当铺）之中，干嘛？把家里的东西当了换钱给父亲抓药。
在这期间，鲁迅倍尝生活之艰辛，各种人情冷暖和冷眼遭遇，也让他感慨无比。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
缘何会在短短几年时间落魄于此？说起来，这都是鲁迅家里一个愚笨仆人说的一句话，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鲁迅在小的时候，家里真的十分富有、
他曾在《鲁迅自传》里就说过，在他幼年时，家里“就有四五十亩水田，根本不愁生计”，要知道，在当时能有几十亩地的人家，不说大富大贵，但也算是殷实之家了。
但这一切，在他十三岁时戛然而止。
用鲁迅的原话说就是，“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为此，他不得不寄住在一个亲戚的家里，还被人称为乞食者。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则源自他的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生于1838年，小时候就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因此科举之路走的十分顺畅，先是考中“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又在1871年，考中“辛未科进士”。
那个时候能考中进士，就算是稳稳的踏入仕途了，而周福清也不出意外的被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并在1874年正式上任。
正是由于周福清踏入了仕途，并成功当上了知县，所以周家自此开始发达。
按理说有这样的人生，周福清理应是春风得意，没什么烦恼才对，但其实不然，即便是当了知县，周福清还是很烦。
烦什么呢？烦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作为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却并没有继承父亲的“学霸”基因，在读书方面实在是相当一般，苦读了好多年，才勉强考中一个秀才。
作为父亲，周福清看到儿子自然是急的不行，但周伯宜还不是读书的料，在之后任凭怎么努力，始终就止步于秀才了，参加了多次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却始终是名落孙山。
在这种情况下，周福清更着急了，为此更是忧心忡忡，但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总不能他替儿子考试吧。
也正是这种心理，为之后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不久之后的一天，周福清正坐在衙门里长吁短叹，忽然下人通报，说有五个他的会稽老乡想要见他。
本来想着不见，但周福清想了想毕竟是同乡，所以最终还是见了这五个人。
见面一阵寒暄后，周福清就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寻思着这几个人肯定是有需要自己帮忙的事才会来找他，结果这五人愣是不说，非要请他吃个饭。
盛情难却之下，周福清就参加了这个饭局。
而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在周福清的一再询问下，这几个人才吞吞吐吐的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原来，这几个人家里都有个读书的儿子，但儿子们读书实在不行，指望着他们靠考试获取功名肯定是不可能了。
而这几个人得到消息说，这一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因此朝廷特别开设了恩科。
当然，就算是特别开设了恩科，该怎么考试还是怎么考试，所以要是依旧按照正规渠道去参考的话，这几个人的孩子还是考不中。
在经过商量之后，这几个人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啥主意呢？也很简单，就是几个人凑齐一万两银子，然后对主考官进行行贿，让主考官关照关照，以便给自己的孩子开个方便之门。
若是放在以前，这种想在科举上弄虚作假的事儿肯定没人敢干，但这时候已经是清末了，许多官员哪里还管这些？都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多捞钱，正因为如此，这几个人才敢走这条路。
不过，凑钱倒是小事，可钱凑齐后几个人却面临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把这银子送到主考官手里。
他们都是普通商人，因此很难有机会能接触到主考官的，更别说送钱了。
而就在几个人焦头烂额之际，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谁呢？正是周福清，之所以想到他，是因为今年的主考官殷如章，与周福清是同年的进士，并且据说两人私交还不错。
所以，这几个人在商量之后，就来到江西找到了周福清，想着让他从中帮忙穿针引线，以便办成此事。
二、听完这几个人的请求之后，周福清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开玩笑，这就是科场舞弊啊，真要是事发被追究起来，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周福清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实在是因为区区的同乡情谊而冒这种掉脑袋的风险。
所以，周福清沉吟了片刻，心里也开始组织怎么回绝的语言，但就在他准备张口把这些拒绝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让他生生的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什么年头呢？周福清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周伯宜学习不咋地，要是靠着正规渠道参加科举，那能考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并且这也是验证出来的，前后三次参加乡试，一直是名落孙山。
所以，周福清就想，要是自己答应这五个人的请求，然后再向主考官殷如章送银子和递名单的时候，顺便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加在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用别人的钱办了自己的事情呢？
而一旦事成的话，那么不仅自己的烦恼得以解决，并且这五家人还能欠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更重要的是，自己还一分钱不用花。
思来想去，周福清越发觉得此想法可行。
打定主意后，周福清表面上假意推脱了一番，说什么不好办、风险太大等等托词，但最终还是在半推半就之下，同意了五人的请求。
此时的周福清，自认为自己高明无比，殊不知一场大灾祸即将来临。
几天之后，周福清打探到消息，说主考官殷如章的船已经到了杭州，因此，周福清就决定赶紧把这件事办完。
他把名单以及银票，仔仔细细的装在一个信封里封好，然后找来一个可靠的仆人，安排他火速赶往杭州。
只要殷如章接到信，看到来信人是周福清，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仆人，名字叫做陶阿顺，跟了周福清好多年了，十分的可靠，所以周福清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去办。
由于事关重大，因此在临行之前，周福清对陶阿顺是千叮咛万嘱咐，并告诉他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封，里面可是装了一万两银票的，因此要求陶阿顺，务必务必在路上小心，并把信封当面交给殷如章。
而陶阿顺一听，乖乖，一万两银子，自己长这么大，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么多钱，这要是丢了，那八辈子都赔不起啊。
所以，陶阿顺这一路上是相当的小心，由于他十分负责，因此也不负周福清所托，终于安全的在杭州见到了主考官殷如章。
按理说，既然见到了殷如章，把信封交给他，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事实上，陶阿顺也确实是顺顺利利的把装有银票的信封交到了殷如章的手里，所以正常来讲，此事算是圆满结束了。
但偏偏，就是在一切都基本结束的情况之下，出了大问题。
三、在陶阿顺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见到殷如章后，他恭恭敬敬的把信封递了过去，不过，在场的不止是殷如章一个人，而是还有副主考，当时两个人正在喝茶聊天。
因此，当陶阿顺说“这是我家周老爷的亲笔信”后，殷如章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周福清专门派个人给自己送来一封信，自然是跟这次科举有关，不过，虽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殷如章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连伸手接信封都没有，而是示意陶阿顺把信封放在桌子上。
之后，他十分随意的说，“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到家后替我向你家周老爷问个好”，而一旁的副主考也是个人精，赶紧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这意思就是，自己啥也没看到。
到了这一步，一切都十分完美。
陶阿顺把信顺利送到，算是完成了任务，而殷如章也明白了周福清的目的，同时在场的副主考也做出了“避嫌”的姿态，所以，一切都完美至极。
但就是在这完美至极的情况下个，已经转身走出来的陶阿顺，突然脑子里想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按照他的人生经验，对方在收到钱或者货后，应当打一个收据才行，表明自己收到了，这样一来可以让自己回去好交差，二来也有个凭证。
不然的话，万一老爷认为自己把钱吞了或者丢了，到时候说不清楚。
所以，陶阿顺马上就掉头回去，而看到他又回来，殷如章十分吃惊，问他回来干嘛，结果陶阿顺当场就说，“你收了我家老爷的钱，你得给我打一个收据吧？”
这句话，令殷如章脸色大变。
当时他就马上脸色一沉，呵斥道“我什么时候收你家老爷钱了，来人，把这个胡言乱语的狗奴才给我赶出去”。
殷如章这么说也是没办法，毕竟副主考还在旁边坐着呢，帮不帮周福清办事暂且不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撇清嫌疑再说。
这边殷如章在呵斥，而那边陶阿顺心里也在犯嘀咕，当时他就想，你看，这人果然要不认账，一万两银子要打水漂了，这可是自己几辈子都还不起的钱啊，回去咋跟老爷交代，要是老爷知道一万两银子打水漂了，那不得打死我啊。
大脑急速运转下，陶阿顺越想越着急，这边殷如章又在呵斥，种种情绪交织之下，陶阿顺失去了理智，彻底爆发了。
他站在门口对着殷如章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一万两银子说昧就昧，还算个人吗？
总之，陶阿顺是怎么难听怎么骂，来来回回反正是“一万两银子”不离嘴。
见此情景，殷如章也是破防了，一边心里暗骂周福清咋会派了这么一个玩意来，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嘛，一边暗下决心，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于是，殷如章马上回头，对着副主考拱手说到，“请兄台为我作证，这封信我连摸都没摸过，里面装的什么我更是不清楚，既然里面是银票，那劳烦兄台与我一道，向知府大人揭发检举周福清公然行贿现任主考。”
不得不说，殷如章脑子转的是真快，简单几句话，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至此，周福清算是惹上了大麻烦，在此之后，当地知府开始接手审理此案，其实若是其他事情，依周福清的地位加上一定运作，那么绝对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偏偏这牵涉到了科举。
不仅如此，当时正值光绪皇帝刚登基不久，而此时的光绪满脑子都是励精图治，一心要整顿朝纲，所以在得知此事后，当即下令一定要严查严办。
由于有皇帝的授意，下面的人自然不敢随便糊弄，所以最终，周福清被重判。
不过好在周福清的同乡几经走动，得以让他没被判“斩立决”，而是判了个“斩监侯”，这就给了周家一定的缓冲时间。
为了救周福清，周家变卖田产，几乎是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这才保住了周福清的性命。
但也是因此，周家迅速衰落，全家人不得不去了乡下居住，期间少年鲁迅没少吃苦头，所以才会感叹世道无常和人情冷暖。
1901年，在牢狱中被关了好几年的周福清终于得以被释放，此时他的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早已病死数年，面对儿子的病死，以及家道的中落，再想想自己这一生的遭遇，周福清是悲从中来。
在此之后，周福清脾气变得极为古怪，基本上是逮谁骂谁，除了家里人，甚至连曾经帮助过他的同乡被他骂的拂袖而去，总之就是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人人看到他避之唯恐不及。
1904年，周福清病逝，由于他出狱后的这几年骂这个骂那个，所以他的葬礼基本上没人前来参加。
这便是鲁迅家族从富有到衰败的过程，就因为那个陶阿顺的一句话，引发了后续的这一切。
而这一切也给鲁迅造成了不少磨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遭遇，才让鲁迅从一个纨绔子弟，最终踏上了文学巨匠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