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毛主席特意叮嘱刘伯承:不要担心我的安危，到了山西给我狠狠地打。

毛主席此去重庆危险重重，可他老人家为何要叮嘱刘伯承狠狠的打呢，国民党军在山西的攻势究竟有多迅猛呢，为何李达不敢负指挥之责，执意要刘伯承、邓公前来指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刚宣布投降没多久，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连续3次致电延安，力邀毛主席赴渝“共商和平大计”。

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为了打内战，他把外蒙古拱手相让于苏联人；为了打内战，他赦免日本战犯，把冈村宁次奉为顾问。除了他的小集团利益，在他心中民族和国家利益根本不足挂齿。

然而，蒋介石要甩开膀子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主要集中于以下3方面

1、首先全国人民迫切的渴望和平，不希望再有战事。

2、美英苏等世界强国都不赞同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

3、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全都集结于西南、西北一带，运送这些部队到前线需要时间。

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背负挑起内战的骂名，因而生出一个力邀毛主席速到重庆“共商大计”的计谋，蒋介石想通过此举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主席拒绝来重庆，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断定毛主席不敢冒险来重庆的）；

如果毛主席敢来，就随便给他几个内阁之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另一个是，可以利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需的时间。

蒋介石未免高兴的太早了，中共中央早就识破了他这一阴谋诡计。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无非是企图用和平谈判来麻痹我们，欺骗人民群众，同时为他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争取时间。”

为了让老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揭露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面对蒋介石在重庆摆下的“鸿门宴”，毛主席大手一挥，“可以去，必须去。”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双方围绕着和平建国的方针、在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特务机关、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权等问题上争锋相对，谈判中多次出现剑拔弩张、唇枪舌战的局面，几乎陷于破裂。

为打破谈判僵局，促成和平协议的签订，中共代表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和平安定为重，做出很大的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同意将党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甚至是20个师，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等，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谈判的诚意。

俗话说：文官提笔守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

国共两党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桌上进行唇枪舌剑斗争之时，国共两军在晋南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大打出手了。

蒋介石想要在战场上占得便宜，以此向中共施压，增加谈判筹码，迫使毛主席屈服。于是密令阎锡山的进至太原，兵峰直指八路军所控制的上党。

面对蒋介石杀气腾腾的攻势，毛主席则胸有成竹，临行前道：“同志们担心我去判断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你们在前线打得好，我就安全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斗则就困难些。”上党战役的背景由此而来。

晋军并不难打，早在红军东征之时就被我军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关键在于此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有些手无缚鸡之力。

从1942年之后，129师主力部队就被分散到各军分区进行活动，直到反攻开始，才逐渐集中起来。就总数而言全军区近30万人，但绝大多数为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以太行军区为例，每个团都只有两个营，不足千人。

由于常年打游击，各部都已习惯于游击战，对正规战反而有些生疏了，互相之间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用邓公的话讲，那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更像是一群散兵游勇，游击队的集合”。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装备较差，全军区仅有6门山炮，仅半数的团有2到4门迫击炮或掷弹筒，以及3到4挺重机枪。新战士主要使用大刀长矛，老战士虽有步枪、机枪，但弹药奇缺，平均每人仅有2到3发子弹。

为了迷惑敌人，显示自己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干部战士只好把高粱秸截成子弹一样的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拿来塞满子弹袋。部队行军时，沿途老百姓搞不清真相，还夸赞：“这队伍真棒，子弹真多！”

此战不仅是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仗，更事关毛主席的安危。留在太行的李达等人压力巨大，感到难负指挥之责，于是便出面起草了一份电报，请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

当刘邓二人抵达赤岸的师部时，李达上在襄垣一线指挥。

大仗就要集中优势兵力。刘伯承认为，有没有胜机，就看谁集中的快，是否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根据他的指示，太岳、太行和冀南军区采取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快速组成3个野战纵队。当时晋军在上党已有1.6万人，而3个野战纵队的兵力加起来有2.8万人，在数量上占据很大的优势。

人多，并不意味着集中部队一冲了事，那样再多人也于事无补，何况刘伯承历来都不主张硬拼。

9月1日，在李达的指挥下，太行军区占领了原由晋军控制的襄垣城，这为刘伯承掌握对手的作战特点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标本。

他得出的结论是，晋军在组织防御上很有章法——襄垣外围配置有据点、城外高地上又筑有“品”字形高达碉堡，相互成倚靠之势。城墙上的火力点和暗堡布置的竟然有序。此外后方还有战斗力较强的预备队，可以对工程部队实施反突击。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上党战役的重点目标是攻取长治。长治从外到内的防御结构基本与襄垣类似，当然其工事的坚固和复杂程度又不及襄垣。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晋军的短处是不擅长近战、夜战、野战，这样刘伯承便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即先逐个攻取长治外围各城，以此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兵予以歼灭，最终攻克长治。

刘伯承说，敌人好比一口大猪，我们一口吃不掉，只好把它分成几块，一块一块吃掉。9月7日到17日，他连续下达4个作战命令，依次让各纵队攻取长治外围各个县城。

攻城时，为解决重武器不足的问题，各纵队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还普遍采取了晋军比较惧怕的近战、夜战的方式。9月12日，陈锡联太行纵队率先攻取了屯留。

太行纵队攻取屯留期间，长治守将史泽波曾派6000余人救援，但援兵深知自己缺点所在，与打援部队刚一接触就缩回长治。此后再未出城，直到另外三城也全部被八路军所攻取。

刘伯承常说：“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之明也。”攻取外围县城，使长治之敌完全孤立，成了无足之蟹，不足之处则是围点打援的初衷没有达到，各部队只能就地投入长治攻坚战。

3个纵队齐聚长治城下，按照分工分别展开攻击。长治此前在日据时期就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城市，城高壕深，晋军入城后更进一步进行了加固，并且史泽波所部装备齐全，因一直缩在城里而未消耗。对于缺乏山炮等重武器的八路军而言，要攻下这座敌重兵把守的城池，难度自然并非外围小城可比。

偏偏这时老天又来帮倒忙，秋雨连绵，导致道路泥泞不堪，城墙湿滑。各纵队莫说攻城，就连在城外修筑工事都很费劲。史泽波见状，顺势组织反击，攻守双方很快就形成了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派国民党军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这种情况下，不论长治攻不攻下来，晋冀鲁豫野战军都必须要转入平汉。原因是此时八路军尚未在东北完成集结，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就不能掩护东北的集结计划。

长治打不下来，就等于背后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届时兵力无法抽脱，必然会陷入左右为难，又不得不兼顾的困境。刘伯承当然不可能不着急，但他也十分理解和体谅前线部队的处境，并没有一味下达限期必克的死命令，而是在攻城技术上和战术上想办法，强调“多方研究敌方守城战法，以准备对策”。

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即部署部队由城东、西、南三面展开攻击，唯独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其用意就是引诱守敌外逃，一边在野战中予以歼灭。可是史泽波却自恃八路军攻不进来，视“围三阙一”而不见，始终按兵不动。

刘伯承再怎么足智多谋，可毕竟不是活神仙。如果史泽波始终做缩头乌龟，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侦察员送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内线情报：阎锡山欲派彭毓斌率重兵增援长治。

阎锡山终于按耐不住了。刘伯承喜不自胜，立即命太行、太岳纵队北上打援，冀南纵队则伪装主力，继续佯攻长治，以吸敌来援，同时随时准备打击长治外围之敌。

虽然晋军并不擅于野战，但考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样对正规战有些生疏，所以在战前准备上，刘伯承是将野战与攻城战同等看待的，从诱敌、设伏、围攻方法到追击、阻击、截击，都一个不漏的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和指示。

太行、太岳纵队北上之后，迅速将彭毓斌部分割包围于磨盘垴、老爷岭。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同时晋军又善于赶筑工事据守，部队一往上冲，就被滚雷打了下来。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各部队攻击屡不见成效，除了受制于地形、进攻难度太大外，缺少弹药是主要原因。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说，要是他的部队有20万发子弹，磨盘垴早就拿下来了。

刘伯承亲临战场指挥，野司指挥所直接设在了打援前沿。一天夜里，刘伯承在李达和陈锡联的陪同下到阵地视察。虽然知道部队缺乏弹药，但当他听到前线稀疏的枪声时，还是感到吃惊，问陈锡联为什么会这样.

陈锡联如实相告：“现在每个老兵只有5发子弹！”

陈锡联为此想出的办法是抓俘虏。彭毓斌所部每个兵都携带着300发子弹，其中100发自己使用，200发准备送到长治守军手中。陈锡联告诉刘伯承：“每抓一个俘虏，就能得到200多发子弹。”

刘伯承听了大喜过望，说消灭一股敌军，收获还不小嘞。

几天激战下来，通过火力侦察和审问俘虏，刘伯承还发现原有情报上有一点不准确，上面说的南援之敌只有7000余人，但实际上有2万之余。

太行、太岳纵队也是2万人，数量上与敌军旗鼓相当，加上敌军火力较强，弹药充足，用于打援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为了重新树立优势，刘伯承遂调冀南纵队参加打援。他在电话里对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太岳、太行纵队北上时，都是趁夜间和滂沱大雨而悄然行动，冀南纵队则是一反常态，刘伯承命令他们在白天，大摇大摆的行军。

有人为此对陈再道提出质疑：“为何要在白天行军，不怕暴露目标吗？”陈再道一时无法解释，只能遵令而行。

后来才明白刘伯承此举是一箭三雕，即故意让史泽波看到，这样对方反而心生怯意，不敢贸动；

又示形于彭毓斌，让他知道围攻的部队越来越多，可减弱其防守意志，继而紧紧钳住对方；

白天行军路好走，看得清，不会有掉队的，冀南纵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投入围歼战。

10月5日黄昏，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对彭毓斌部发起全线攻击。

捕捉和利用敌军的弱点，将其予以合围，相对而言是容易得，但合围说到底，只是防止敌军突围逃走，最重要的还是合围之后的歼灭。

打歼灭战，刘伯承的心得是何要领是钳形突击。

前面几番攻击，虽然都未能成功，但已经让彭毓斌部防御体系上的脆弱位置暴露无遗，它们集中在各部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以及展开态势的间隙等。

刘伯承以敌军的这些脆弱部位为突破口，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指挥各纵队的突击队实施了向心会合的钳形攻击。

由于缺乏子弹，突击队主要靠手榴弹开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投掷，而是用担土的柳条筐盛装，一人一提筐向敌人投掷。投掷完了，再由百姓一筐筐往上送。

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像一团焰火，此起彼伏，把磨盘垴、老爷岭映得通红。太岳纵队的突击队率先攻上了老爷岭主峰，之后攻击部队一边向纵深穿插，一边顺着突破口两翼合击。随着正面突破越来越大，彭毓斌部的防御体系也逐渐瓦解。

在突击队主攻的同时，其他部队还从别的地方阶段性的钳形攻击。概而言之，就是要让彭毓斌部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实行抵御或突围。

为避免对方作困兽斗，刘伯承继续实施“围三阙一”，在北面虚留了生路。在全线动摇的情况下，晋军虽然脱离主阵地向北突围，结果到了北面一看，其退路早已被解放军的迂回部队截断了。至10月6日，除2000人逃脱外，包括彭毓斌部在内的大部被歼灭。

冀南纵队从长治城撤走的时候，站在城墙上的守军能一清二楚的看到他们的行军队列，但史泽波根本不敢出城截击解放军。等到彭毓斌部“全军覆没”，他又不敢再坚守下去了，只能来个弃城而逃。

史泽波此举可谓正中刘伯承下怀——“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各部队马上展开追击，史部被全歼，史泽波本人也束手就擒。

上党战役不仅实现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开门红，更积累了打运动战的经验，突破了“攻城阻援”和“围城打援”的老规矩，既求攻克敌城，又求歼灭援敌，共歼敌3.5万余人，其中俘虏3.1万人，包括将级军官27人，缴获山炮24门，迫击炮30多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不仅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而且加强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地位。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在战场上遭受重创的蒋介石，不得不在谈判桌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同意了中共的建议。

就在上党战役结束的前两天，10月10日，经过43天的商谈，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宣布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7日，刚刚由重庆返回延安的毛主席在干部大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上党战役给与了高度评价，指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部队共计3.8万余人，我们出动3.1万人。他们的3.8万人被消灭了3.5万人，逃掉2000人，散掉1000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大，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