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为共和国操劳了一辈子的周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临终前有三个遗愿，由他的妻子邓颖超代为转告中央。

然而当邓颖超将周总理的遗愿转告给中央后，中央并没有完全同意，李先念更是直言:我们不能拿总理开这个先例。

周总理的三个愿望是什么？中央为什么不肯全部同意，周总理的遗愿转达到中央后，中央是何态度？

从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始，周总理便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深的绑定在一起。

周总理迈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步，对于他一生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初入黄埔军校时，周总理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教官，他的主要工作是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偶尔也会讲讲形势课。周总理十分有魅力，讲课形象生动，受到党内外教官和学生的一致好评。这也是他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被聘请为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埔军校从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政治部主任接受校长、党代表和副校长的命令，受教育长的指导，掌管该部一切事务。政治部专门负责学校的政治教育训练事宜。不过，刚开始的政治部组织很简单，除了主任及几个临时教官外，几乎找不到其他人。

在周总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曾有过两位主任。第一位是戴季陶，他刚一上任，便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而愤然离去，走的无声无息。第二位是邵元冲，工作能力一般，未能将政治部的工作真正开展起来，孙中山北上时他相随而去。商团事变后，国民党军政要员忙于应付时局，从而忽略了政治部的工作。这种混乱的局面直到周恩来就任之后才得以解决。

周恩来的工作是从零开始的。

那时，周总理住在广州市内文明路广东区委办公地。每天天蒙蒙亮，他就匆匆起身赶路，到马头乘坐小艇渡过波浪滚滚的珠江，到对岸的黄埔岛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大量广东区委的工作等着他去处理和商讨。周总理常常要忙到深夜。

对于学生的政治教育，周恩来突出了两点：一是为什么要革命，二是如何处理军民关系。

周总理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他在讲到黄埔学生所担负的任务时说：“依照孙中山总理的训示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为人民前锋，救国救民，扫除一切害人虫，建设新中国，进入大同世界。”

周总理每天到校后，用少量的时间浏览政治部同志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和学生谈话和抓工作落实。经常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他思考事物细致无微，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情几乎都是水到渠成的。”

当时，上政治课多半是四个队集中在一起听周总理讲课，他的特点是先讲个概要，紧接着让听课的学生提问题，他用笔记认真地记录下来。一般情况，他都会现场给出详细的解答。凡是遇到不能现场解答的，他总是相约下一次一定解答。周总理讲课深入浅出，简单易懂，同学们都愿意上他的课，称他是最好的老师。甚至几十年后，许多黄浦学子依旧清晰地记得周总理当年的精神和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

在黄埔期间，周总理还十分注重革命军队建设，并开始摸索创建革命军队的办法。

周总理担任政治部主任没多久，便和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一起商讨创立由中共自己领导的军队问题。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开始筹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当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周恩来从中挑选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三人分别担任铁甲车队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

后来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将一大批黄埔军校响当当的人物凝聚在一起，创建了国名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还建立了营党小组，制定了相关制度，这便是人民军队的雏形。

这不仅注入了周总理的心血，更是为之后创建人民军队攒下的宝贵经验。

试问没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和军事才能，怎会让陈庚、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周逸群这些牛人聚拢到一起吗？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政治部工作局面终于打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大江南北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此时此刻，周恩来、陈毅、朱德、贺龙（此时还未入党）党内一众精英，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南昌起义。

直到此时很多党员仍处于吃惊的状态，我们是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的？

不仅党员吃惊，也蒋介石都吃惊不已，我一不留神，你们居然组织起这样一支武装力量？

要知道，在“4.12”、“7.15”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下，中国革命从此跌落低谷，南昌起义打响了组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好比春笋怒发，欣欣向荣，意义非凡。这一幕与毛主席在抗日初期，举国一片悲观情绪之际，写出《论持久战》的效果如出一辙。

从人人敬仰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到铁甲车队、独立团的创办者，再到领导秋收起义，这是一个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

周总理在其中的贡献，诚如毛主席在党的战争史所讲的一样:

“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到1924年的3、4里，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以至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朱德也说，没有周恩来创建独立团，就没有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周总理一生心系人民，时时刻刻关心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穿衣冷暖，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

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到延安。自1947年，周总理和毛主席从这里踏上陕北的征途，距此已经26年了。分别时周总理正值英年，而今已是两鬓斑白了。但他依如旧日那般身躯挺拔，笑声爽朗，他对老区人民的一片爱心也依旧深情真挚。

“我又回到老家了。”这是周总理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到宾馆只喝了一口水，便又陪同外宾到了毛主席在延安住过的地方——枣园。一进枣园周总理就询问了当年的老邻居高同有在不在，高同有老汉由女儿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赶来，周总理急忙拉他坐下，亲切地问:“今年多大年纪了？”高同有老汉说:“70了。”周总理用手比了个六说:“你比我小六岁，正好活。”

听说高老汉有哮喘病，周总理关心地问他:“看了没有，睡眠好不好？”外宾来了，他拉着老汉的手向外宾介绍说:“这是我们的老同志，他打过胡宗南。”一位记者介绍说老汉的女儿叫“高秀莲”，周恩来笑着纠正她:“是高秀林，森林的林。”

临上车了，周总理又和老汉话别:“好好治病，好好活着。”上车后，他又伸出头来叮嘱老汉的女儿:“你要照顾好老人家。”

周总理此行最关注的就是老区人民的生活。当时延安地区有些地方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他听了心里很难过。

吃午饭时，周总理要吃延安的家常饭:小米和荞面饸烙，他让省委的同志到另一桌去，他和延安的同志坐一桌，边吃边问延安的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问得特别详细，连农家的厕所，猪圈都问到了。他和同志们商讨怎样在三五年内让延安人民吃上饱饭。

他问大家:三年农业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在座的同志都说有这个决心，他听了十分高兴，请服务员拿酒来，又一杯杯为大家斟满，他举起酒杯说:“我替延安的娃娃们敬你们这杯酒，一定要干了！”

午饭后趁大家都休息，周总理登上宝塔山，俯视延安城，远眺延河水。他语重心长地说:战争的创伤是恢复了，可是文化、经济建设还没有跟上。下山后，周总理的车陷在延河河滩里，群众发现了他，刷一下围了上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周总理！周总理！”齐心协力地抬起了陷落在泥潭里的车。延河两边都是人，警卫员担心周总理的安全，想马上开车走，而周总理则示意把车停下来，并亲切地向群众致意。

当天晚上，周总理召开了省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会上提及老区人民的生活。他伤心的落泪。他难过的是老区人民的生活如此贫苦，动情地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我们进了城，把你们忘了。我是总理，当家的，这个家没当好，我对不起你们啊！”他向大家提出要求:“首先要搞好团结，其次要抓紧把生产搞上去。等你们粮食翻番了，我一定再来延安看你们。”

深夜三时，周总理送走了省地的领导，喝了一碗小米粥，又在灯下看延安的材料，一直到鸡打鸣了，他才睡下。回京后，周总理亲自主持成立了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从财力、物力上支援延安。延安地区每年都向他汇报落实规划的情况。在他的关怀下，延安经济开始好转了。

周总理情系人民的故事多的数不胜数，这是一个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女工刘秀新保存着一件既普通又弥足珍贵的衬衫的故事。说普通，是指其用料、质地非常一般；说珍贵，是指它的来历非比寻常。

那是1972年8月3日傍晚，刘秀新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带着一种新奇感骑车上街。骑着骑着，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喇叭声，她慌了声儿，赶紧跳下车，正站在快车道上。司机一个急刹，但车边还是擦了她一下，把她的衬衫刮破了，后背蹭破了一点皮。这时小轿车的车窗帘其他的一下被拉开了，车里的人正关切地看着她。刘秀新一见:啊，这不是周总理吗？！司机马上下车问她:“同志，碰到没有？”小刘红着脸说:“没事儿，没事儿。”

周总理当时有紧急公务，需要先乘车走，但又放心不下，于是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留下来处理，叮嘱好要办好三件事:

一、立马送她到医院检查；

二、不要告诉她我是谁，不要批评她；

三、要给她买件新衣服。

工作人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小刘穿，并陪她到医院作了详细的检查。刚检查完，周总理就给医院打来电话，询问小刘的伤情。听说并无大碍，就擦破一点皮，他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匆匆赶来了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要小刘收下。小刘无论如何都不肯收，说:“我的衬衫破了，不怨司机，怨我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买呢？”这位工作人员一定要小刘收下，着急地说:“你不收下，我完不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小刘顿时明白了，这是周总理送来的衬衣。她激动得不知道如何表达，庄重地收下了这件新衬衣。

第二天，周总理又派人到小刘家里探望，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刘秀新全家万分感动，时常念叨:“这真是咱们贴心的总理呀！”

这件衬衣蕴含着周总理对人民的一片爱心，小刘一直非常珍视，舍不得穿，把塔小心地保存起来。

周总理把自己博大的爱心献给了人民。有人说，周总理的逝世，是她一生之中最伤心的事；有人说，父亲的逝世都没有像周总理逝世那样深切地影响自己。正如冰心老人所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欢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周总理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忘我。他往往可以连续七八个小时负案批阅文件。这期间，他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超过10个小时后，由于疲劳，他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浓茶提神，待到茶叶不管用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起身，围着办公桌边揉眼窝、太阳穴，边快速走动。时而，他还会打开桌上的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每当疲劳到极致时，周总理便会流鼻血。

为新中国向苏联争取150项援建项目时，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总理曾多次因操劳过度而大量流鼻血。

在抗美援朝战争最提心吊胆的阶段，周总理三天三夜未合眼。夜晚，他的鼻子大量出血，血渗出棉球往下淌，堵都堵不住。卫士一再劝他休息，可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紧急电报。

卫士想强迫他睡一会儿，他突然发火了:“胡闹！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由于生气，他的鼻血淌得更凶了，卫士心疼的哭了起来。周恩来抹了一下鼻血，口气缓和下来:“我刚刚语气凶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数十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直到收到前方电报，又签发了复电，周总理才服药休息。此后，卫士们再也不敢强迫周总理去休息了。

这一天，周总理又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疲惫的他仍无半点休息的意思。护士小郑劝他说:“总理，像这种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正在计算什么，他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了小郑一眼，一声不吭，接着算，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揉揉酸胀的眼睛。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的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他的语气沉甸甸的，“前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是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绝不能少了丝毫。你们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听完这些，小郑久久不语，她的泪水一涌而出，只是哭着用力点头。“好了，你去睡吧。”总理把药喝完，又戴上老花镜，拿起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晚，周总理又没有睡......就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工作中，他的生命逐渐耗尽。

1972年5月18日是个不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

此后，周总理非但没休息，反而更加忘我的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博，他要“抓紧时间多干一些工作”。

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到西花厅后，半天起不来身。最后，还是卫士把他扶出车。

从下车地点到他的办公室只有30多米的路，他自己已无法走完，只好由卫士架着他走。

他的身子软得直下坠，不得不对卫士说：“我太疲乏，让我喘息一下。”

喘息片刻后，他说：“好了，我们走。”

卫士要扶他回卧室，他不肯，挣扎着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卫士哭着求他：“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一下吧，恢复一下体力。”

周总理一句一喘地说：“你叫我什么？总理。我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正是困难时期，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的了啊？”

就这样，周恩来又回到了办公桌前，卫士帮他套上袖套，扶他在椅子上坐下来......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终于离开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

住院后，也就是从1974年6月1日起，他动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

他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会见外宾63次。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6年1月7日晚11点，周总理睁开眼睛，望着四周。他认出了人群中我吴阶平医生。

周总理吃力地张开嘴说话，气若游丝：“我这里，没其他事情了......我，一个人，你们......顾全大局，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话说完，他自此陷入昏迷。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周总理病危，全体医疗组成员来到周总理的病房内进行紧急抢救。但周总理的手越来越凉。显示周总理脉搏的示波器上，那条线跳动得越来越缓，越来越弱......终于化作一缕不再气促的游烟......

公元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当天，邓颖超向党中央转达了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不要遗体道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听到这儿，李先念急了，他双眼噙泪道：“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不答应的。”

邓公也赞同：“先念同志的意见对。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邓颖超再三强调，这三条是她与恩来生前的约点，她要对周恩来负责。

有人提议，骨灰保留一部分。邓颖超坚决地表示：“一点都不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就约定好了，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最后，中央领导同志作出了决定：“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举行，骨灰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