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家认为，优秀的将领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是勇战派，一派为谋战派。如果用此标准来划分开国将帅的话。那彭德怀无疑是勇战派的代表，而林帅、粟裕、刘伯承则属于谋战派。

身为谋战派的将领，刘伯承一生都主张以智取胜，在“神奇”上下功夫，如何才能做到“出奇”？就是要戒骄戒躁，平时多研究、多总结、多思考。你会发现，凡是刘伯承指挥战斗战役，从开始到结束，每一步都部署的周密细致，扎实稳妥，期间极少出现大的失误和疏漏。

如果要推选出最能代表刘伯承用兵谋略，出奇制胜的一场战役，非神头岭战役役莫属，此战刘伯承反常规用兵，打得日军心有余悸，胆战心惊，期间的过程实在精彩。

刘伯承元帅

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析这场战役，一睹中国谋帅的用兵风采。

1938年2月，阎锡山提出了反攻太原的计划。根据计划，经过几个月休整已逐渐恢复战斗力的国民党军负责向太原进攻，八路军则负责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侧击由邯郸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刘伯承立即率领129师主力进至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准备趁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

阎锡山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途径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是晋南日军从平汉线获取补给的重要交通路线。沿途来往的日军车辆络绎不绝，为了确保邯长大道，日军在沿线各据点都屯集了重兵，其中涉县驻有400余人，黎城驻有1400余人，潞城最多，足有200余人。

刘伯承打算采用和长生口伏击战一样的战术歼敌，他称之为“吸敌打援”，通俗点讲，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军的碉堡、要塞，另外用主力埋伏在敌军增援的必经之路，待机予以重创。

选取主伏击点是“吸敌打援”的重要前提，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但兵力薄弱，而且这一带山势陡峭，地形复杂，又有漳河与黎城相隔，是打伏击的理想场所。

刘伯承手持放大镜，盯着地图反复观察该区域，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潞城东北25里外的神头岭。

从地图上来看，神头岭被一条深沟贯穿，公路正好从沟底通过，两边山峰林立，既利于部队隐蔽，又利于冲锋。这样的伏击地形可谓百年难遇，纵观整个邯长大道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刘伯承指挥作战有一习惯，那就是每逢大战，他都要亲赴一线勘察地形，这次也是如此，他带着几名参谋，沿着军用地图上所标注的公路前进，对神头岭进行现场勘察。

当众人到达神头岭时，全都立在原地。他们吃惊的发现，地图上标注的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神头岭并非是从山沟里经过，而是蜿蜒着从山梁上爬过。

“也不知这段地图是如何标注的”，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道：“画图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来过此地”，来了个“想当然”。

刘伯承做事严谨的性格使其避免了一次失误，假如他也来个“想当然”，不提前勘察，而是按图就搬，纸上用兵，让部队于神头岭设伏，后果恐不堪设想。

实际勘察地形，神头岭作为伏击点不禁让人大失所望，山梁光秃秃的，公路两旁稍微高出，但没有任何掩体。

若是不在神头岭设伏，在这方圆40里的地段上，就没有什么理想的伏击点了，刘伯承并未立即发表意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

古代兵法有云：“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它的大致意思是，打仗一定要出乎敌人的意料，而不能墨守成规。的确，从地形上而言，在山梁打伏击确实不是理想之地，但也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才能让敌麻痹，也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伯承观察到，离公路不远处，还有之前国军修筑的工事。这些工事距离公路最远不过百米，最近的只有20多米，敌人频繁从此经过，早就习以为常。若是将部队隐蔽到工事里，藏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并切实做好伪装，敌军是难以发觉的。刘伯承认为这一点就足以代替山梁不利藏身的缺点。

神头岭山梁还有一缺陷是较为狭窄的山区，整个宽度不足200米，众参谋各抒己见，有人认为这里不利于展开，有的认为适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着。

根据刘伯承的想法，衡量战场地形的好坏，与是否险要一样，不能单方面进行评估，而应该结合敌我双方是因素来考虑，换言之，若是我军便于展开，那敌军同样如此，而且日军装备精良，有技术兵种和骑兵，作战时更利于敌军。

放在神头岭山梁，日军的武器、技术兵种更难以展开，即使是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相较而言，八路军的伏击队伍只要做到迅猛、出其不意便可迅速解决战斗。

定好伏击地点，接下来就是选择佯攻目标，刘伯承认为，“吸敌打援”战术的胜败与否，很大概率取决于佯攻目标的选择。标准有二，首先必须是敌人最要紧，举重若轻的地方；再有就是它本身不具备独立坚守能力，非得靠援兵支援不可，这便是“攻其所必救”。

根据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日军正在组织一次对八路军的9路围攻，而黎城108师团准备进行9路围攻的重要兵站基地，同时守备兵力也比平常要少很多，只有700余人。

第一个标准合格，可对于第二个标准，刘伯承觉得700人有些不符合，他本想动身前往黎城附近侦察一番，将情况摸清，但总部临时通知他到友军曾万钟去谈一下，以便战役打响时曾万钟部予以配合。

这样李达便带上几名参谋前去侦察敌情。到达黎城附近后，他们便和我党的地下人员取得联系。从情报人员这里得知，几天前约有500名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估计现在黎城守军只有300人。

李达等人又潜伏在一处，对公路上的来往车辆进行了观察，随后才向刘伯承发去电报。

第二个标准也符合了。刘伯承才下定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敌军增援。他估计到时涉城、潞城之敌都会派出援兵，因此除将潞城方向的神头岭设为主伏击点外，还确定了涉城方向的东西黄须为次伏击点。

“吸敌打援”，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刘伯承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要使人一看就明白关键点是打援。按照计划，129师参战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其中左翼部队769团一营负责袭击黎城，主力则用来伏击涉城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凌晨3点半，769团一营一举突出黎城城内。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头一天有1200余名日军步骑兵正好入驻城内，两股敌人兵合一处，有1500人之众，这霎时让一营陷入了险境。

幸亏当时天还没亮，日军也不敢轻举妄动，认为八路军既然敢攻入城内，一定是有大批人马在外等候，所以他们一边据房以固守，一边向相邻据点紧急求援。

一营借此机会且战且退，激战至上午9点，终于得以抽身撤到城外。

接到求援信号，涉城、潞城日军果然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黎城而来。设伏在东西黄须的769团主力被敌人提前发觉，涉城日军眼见有中伏危险，双方刚一交火，便紧急撤往涉城。

涉城可用的增援兵力本来就不足，缩回去也很正常。潞城是3个据点日军数量最多的，特别是在黎城调兵后，已达到3000人。386旅旅长陈赓为此抽了一个连到潞城背后打游击，潞城守敌害怕八路军乘虚而入，不敢全部出动，只集中了1500驰援黎城。

因为觉得自己是大部队行动，八路军不敢贸然出击，日军便大摇大摆的前进，1500人里除去一首一尾的步骑兵外，主要还包括两支辎重部队，即180师团笹尾部队，第16师团林清部队。

设伏神头岭右翼的是386旅的3个团，即771团、772团、补充团。上午5点，在看到日军通过漳河之后，771团特务连炸毁木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日军误以为这又是八路军惯用的游击伎俩，并没有过度警觉，仍然大摇大摆的前行。

9点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根本没有发现隐蔽在旧工事里的八路军伏击部队。在772团指挥所的攻击信号弹升空后，3个团齐刷刷的从三面杀向日军。

在之前的长生口伏击战中刘伯承运用和今天一样的战术，但刘伯承认为并未打出理想的战果，他对此一直铭心镂骨。面对送上门的日军，刘伯承决心用快和狠的手段来“狠狠的赚一笔”。

所谓快，就是古代兵家所说的“势险急短”，即进攻敌人时呈险峻态势，发起冲锋时力争用最短的距离接敌。刘伯承认为，伏击是遭遇形势的进攻作战，唯有采用横宽的围攻队形，才能做到速战速决。八路军在神头岭所摆的就是这种横宽的迂回式阵型，战士们从工事、草丛一跃而起，瞬间便能冲到日军跟前。

刘伯承还讲到，他心目中最佳的袭击效果是，“敌人炮兵还未放列，骑兵还未上马，机枪还未开火，霎时间就把他们解决了”。神头岭伏击战的突袭效果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震耳欲聋的手榴弹、迫击炮声，怒吼的机枪声，都以最快的时间压制住了日军惊恐声。

日军既没有喘息之机，又找不到任何掩体，就只能眼巴巴的瞅着八路军从三面向他们飞奔而来。笹尾部队指挥官笹尾二郎中卫还没来得及发号施令，刚喊了一句“大家散开，准备战斗”就被一发迫击炮送上了天。

紧接着，接替笹尾指挥的小山正美少尉、成田利秋少尉也先后报销，失去指挥官的笹尾部队顿时乱做一团。

狠，通过对此前伏击战的总结，刘伯承归纳了打仗分三部分动作：“枪要向敌人的头上招呼，刺刀要插向敌人的肚子，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 这三部分动作全都运用在了神头岭伏击战中，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各显神通。

从阳明堡夜袭战开始，129师在和日军的肉搏战中总是被碾压，除了自身枪支没有上刺刀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士们拼刺刀的技术还不过关。早期的侵华日军，即便的辎重部队都受过严格的格斗训练，刀法娴熟，力量大，攻速快，若一对一单挑，八路军战士一般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日本兵在拼刺刀前都会将枪的保险关掉或者卸掉子弹，八路军原先是打光子弹再冲锋，有了这个发现后，便会有意留一两颗子弹在枪膛里，拼刺刀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俗称“救命弹”。

日本人对此颇有微词，觉得这是在“作弊”。其实不能怪八路军如此，也是迫于无奈。为了弥补刺刀不足的缺点，129师开始大量的配备土地革命时期赤卫队使用的红缨枪。一般新战士用的都是红缨枪，补充团除两个装备较好的连外，其余连队用的也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

冷兵器里有一句行话，叫作“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红缨枪的长度让它发挥了特有的威力，狭长的公路上，随处可见的红缨翻飞。慌乱不堪的日本兵看不起清八路军手里拿的到底是何武器，以为是“长剑”，他们有的吓的当场缩成一团，有的浑身都被“长剑”戳成了筛子，大部分人则被刺得在公路上抱头鼠窜。战斗结束后，一个被俘虏的日本兵说道：“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唯独怕你们的长剑”。

下午1点，黎城、潞城两地日军开始向神头岭增援，每次二三百人不等，但都被伏击部队歼灭或击退。

下午4点，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至黄昏时分，八路军伏击部队全部撤离战场。

此役，129师一共打死打伤日军1400余人，击毙俘虏骡马600多匹，缴获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量的军需物品，另外还俘敌80余人。

战前，凡是扛着红缨枪的八路军，每个人都发誓要用红缨枪换鬼子的三八式，等他们从神头岭下来时，果然很多人都换上了日本兵乌亮的三八式步枪。甚至于陈赓在以后抗战中经常视若珍宝的相机，也是在此次伏击战缴获的。

战后没几天，日军一名汽车兵伍长在日记中写道：“第180师团这样的损失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潞安到黎城道上的鲜血这边那边的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的很伤心，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另一名在伏击战中幸运逃脱的随军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脱险记”的通讯报道，感叹八路军战术灵活，令人捉摸不透。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伏击战体现了“八路军第一流的游击战术”、“八路军的典型战术”，他们还以此战为特例，仔细分析研究如何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由于伏击地点选择和兵力部署得当，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打的漂亮利索，而且自身损失也不大。129师报称的伤亡人数是240余人，虽然比长生口战役多了一倍，但相较于战果而言，还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刘伯承视神头岭伏击战为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在做129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上，他首先对“吸敌打援”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然后说：“引用一个战例来结束我对于吸敌打援的报告。”他提及的好的战例就是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为什么能够大获全胜，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

1.刘伯承细致入微，多年的好习惯有关：众所周知，刘帅戎马半生有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每逢大的战役战斗，都会实地勘察地形，做到成竹在胸。但这次的伏击地点和地图上却存子着很大的出入，从实力勘察的效果来看，这里并不适合打伏击，要是一般的军事主官，大多会选择放弃而重新挑选伏击地点。

2.反其道而行之，就将伏击地点选在神头岭：而刘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地形而言这里没有可用于隐蔽的掩体，也不利于八路军快速展开，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既然不利于我部展开，那就更不利于鬼子的奇兵和机动部队展开，而且鬼子每天都从这里大摇大摆的经过，根本就不会想到会有人在这里设伏，而刘帅就抓住了这点，打出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便是神头岭伏击战大获全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