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赓的772团被重兵包围，徐向前：原地待命，不准突围

1938年3月，陈赓率领772团在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车队时，不料被日军重兵包围，当他把电话打到指挥部要求立刻撤退时，却遭到徐向前的严令：原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后退半步。

徐帅此举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何他会置众将士的生命于不顾，严令陈赓不准突围呢，陈赓率领的772团又是如何脱离险情的呢，这期间到底发生了那些精彩的故事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文章。

故事的起因要从响堂铺战役说起，作为八路军抗战史上足以纳入教材的经典战役，它的精彩程度、对细节的把握和对敌心理之琢磨，我认为，这是一场足以媲美平型关大捷的战役。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无论是抗战史相关的书籍还是民间传播中，人们对这场战役鲜为人知，即便是有人偶尔提及它的名字，但对战斗的细节、特别是对徐向前精彩绝伦的指挥，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之所以造成这个现象，究其根本，除了徐帅低调内敛的、不善言辞的性格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场只歼敌400余人的战役，的确很容易让人忽略。

响堂铺战役于1938年3月底打响。

当时的日军正从河北不断地向山西增兵，企图攻入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进而控制黄河各渡口。为了暂缓日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八路军决定在日军运输的关隘——邯郸公路（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给予敌军重创，伏击的地点就选在响堂铺一带。

行文至此，肯定很多人会有疑问，一个歼敌400人的伏击战有什么可大书特书的？无非就是找个居高临下的伏击点，然后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予以歼灭。你要是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场战役无论是中央军委、毛主席，还是朱老总都寄予厚望，并将战役的指挥权全部交由徐向前。

朱老总问徐向前，我想邀请国民党军的少将前来观战，你有多大的把握能打赢，能不能让他们看看游击战术的厉害？

徐向前听完一怔，随即表示问题不大，放心大胆的邀请他们来。

朱老总之所以要邀请国民党军的少将前来观战，一来的增加全国抗战的信心，二来是让国军了解一下什么是游击战，此前的平型关大捷、神头岭伏击战都因稍纵即逝的战机，根本来不及邀请国军将领来观战，此次将重任交给徐向前，这其中的难度和压力可不是一般伏击战能比的。

你要打赢，打出示范的效果，就要确保对整个战斗的进程有十足的把握，不能将伏击战打成击溃战，务必保证要全歼这股日军。

那么徐向前的底气来自于何处呢？

首先日军的战线在不断加长，运输补给的任务日益繁重，在邯场公路和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的运输车每天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昼夜不停地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久而久之，日军形成了麻痹、大意的心理，对我部打伏击十分有利。

其次，徐向前选择的伏击地点极佳。响当铺是邯场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子，位于河北涉县和山西至黎城间的东阳关附近，也是由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要塞。两侧山势险要，中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沿着河谷有一条临时修建的公路，路面是由鹅卵石和细砂铺成，很是松软。

公路南面是悬崖峭壁，山势险峻，只需派小股部队坚守，就能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公路北侧则是泥泞不堪的山地，地势凹凸不平，有多条谷口通向公路，很利于隐藏埋伏和伏击。

经过仔细的勘察和论证，徐向前认为响当铺就是绝佳的伏击地点。因为伏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伏击的对象是敌人的汽车运输队。若是将伏击地点设在这种绵延于河谷之间、河底狭窄的公路上，我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进可攻退可守，而敌人则处于既无回旋余地，又没有可依托地形的境地。

作战会议上，徐向前说：“这里的确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我们将伏击地点设在路北，既利于隐蔽，又可快速出击，；敌人一旦进入伏击地点便无路可退，且无险可守，集中于中间，是东阳关到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如此理想的地形，我们可以在南北两侧设下重兵，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彻底瘫痪敌人的车队，东西两面封堵住敌人的车头和车尾，让他无法遁形、插翅难逃。”

伏击地点选好后，各部于31日凌晨进入预定区域，具体部署为：

769团进入响堂铺以东，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另派小股部队到公路南侧隐蔽待机；

771团部署于响堂铺正面，即宽漳、后宽漳一线，并派出小股部队进到公路南侧，协同769团小分队歼敌；

772团进至指挥所后面的马家拐，并在东阳关附近和东北的苏家蛟警戒敌人，随时打击由黎城、东阳关进犯的援敌，掩护伏击部队右翼的安全。

陈赓的386旅指挥部设置在771团阵地后方。此外769团的4个连设伏于樟树岭、河南店一线，随时打击由涉县方向来援的日军；另一个连隐蔽于杨家山以东的王堡，确保本团左后方的安全。

然而，实际情况远超预计。此刻，早已日出东方，可公路上只有日军零星的辆通过，始终不见敌军运输车队的身影。等了一夜的官兵，都显得有些焦急。

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了指挥室里的宁静。

电话是陈赓打来的。他向徐向前报告说：“772团发现，东阳关方向的200敌军正向马家峪运动；长宁东南方向也有敌骑兵的影子。”

陈赓判断，敌人很可能知晓了我部的这次伏击计划，企图从右翼侧击，断我退路。因而向徐向前请示：是否将主力撤至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徐向前一时难以决策。

若是敌人察觉了我部的伏击计划来个顺势而为，断我后路，情况将不堪设想，这就需要立马撤出来，择机再战；若并非如此，敌人的兵力调动另有打算，或者仅仅是巧合，那么我部仓促撤出，错失如此歼敌的良机，反而有些弄巧成拙。

是继续伏击，还是即刻撤出阵地？徐向前对着地图陷入了沉思，而后他迅速决断，情报有误。若是敌人果真发现了我们的伏击计划，断不会这么一点兵力前来“敲山震虎”或“自动入翁”，定会以数倍的兵力对我形成围攻。因此，敌人极有可能有其他目的。

于是。徐向前立即电令陈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要坚守阵地，严密设伏，切勿暴露，情报先不要下发。”

而后，徐向前迅速派侦察部队前往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侦察，并一再嘱咐他们，一定要摸清具体情况，速去速回。

大约两个小时，侦察部队传来消息，原来所谓的“敌骑兵”，实际是几头驮着物资的毛驴，由百姓赶着向北而去了。

情况摸清了，悬着的心落地了，部队的情绪也稳住了，徐向前立即叮嘱各参战部队：打伏击一定要沉得住气，切记不可盲动，一定要抽丝剥茧判断敌情，切不能让纵横交错的敌情所蒙蔽，更不能因判断失误而致使行动有误，那样就会让整个伏击行动功亏一篑，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而付出代价。

战后，129师在战斗总结中强调：“尤其是在后路上的苏家蛟、传闻有敌重兵来袭，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沉着冷静，定力极强，因而获得这次战役的最终胜利。”

上午8时许，日军180辆运输车、在170余人的掩护下，从黎城经东阳关，大摇大摆的朝响堂铺开来。由于车队是在谷底的沙滩上通路，路面松软，行驶速度像只蜗牛，前后足足来开10里长。

9时许，日军车队前部率先进入伏击阵地。771团指挥员目不转睛，一辆一辆数着通过的汽车。根据此前的部署，769团主要负责左侧的车头部分；右翼的771团放过前面的100辆汽车，全部交给769团处理，剩下的80辆汽车，全部由771团负责。

当车队先头全部进入小河底时，徐向前一声令下，两个团突然向敌开火。

刹那见，步枪、机枪、迫击炮齐声怒吼，暴雨般地洒向敌车队。没有丝毫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打得措手不及、手足无措，汽车在山沟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横冲直撞。整个车队被拦腰截断，完全不受控制。

有的敌人在汽车上还未将迫击炮、机关枪架起来，就见了他们的天皇。有的敌人躲在汽车底下负隅顽抗，立即被八路军的火车打得无法动弹，难以组织起有效还击。

战士们找准汽车的弱点，率先打爆汽车的轮胎，让他动弹不得，彻底瘫痪，然后把道路两边堵死。尔后，集中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火力一起射向汽车的油箱，以致起火焚烧汽车，使敌人无法利用车身当掩体来还击，同时也能借助火势向敌人还击。

激战里，日军以小股部队向山下突围，结果大部分倒在了我军的机关枪和手榴弹之下。

徐向前果断下来，向残敌发起最后的攻击。埋伏了一夜的众将士犹如猎豹一般杀向敌人，以手榴弹、刺刀等武器迅速送鬼子见了他们的天皇。

历经两个小时的鏖战，我军共打死、俘虏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180余辆汽车歪歪扭扭、七倒八歪，全部被摧毁。日军第14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就在响堂铺战斗激战正酣之时，黎城及东阳关敌步骑兵400余人，携炮2门，快马加鞭而来。但援敌还未到达响堂铺，就被等候多时的772团击溃，退守至东阳关；随后，黎城又出动200敌军，携炮4门，会合东阳关之溃敌，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连续向77团发动数轮攻击，均被击退。

敌退守东阳关后，再也不敢出城增援，仅利用炮火优势压制八路军。与此同时，涉县的400敌军乘坐汽车倾巢而动，也被769团在樟树岭以东击溃。

下午5时，日军出动了10余架飞机，对响堂铺地区实施了数个小时的狂轰乱炸。然而，徐向前早就率部队撤出阵地，在秋树垣一带休整了。

此战，我军一共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0挺，长短枪130多支，子弹数万发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响堂铺伏击战，不仅给予日军当头一棒，更使八路军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极大提升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

刘伯承之后对这一仗称赞有佳，徐向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里素质，精准无误的判断，完全征服了擅长精准用兵的刘帅。

国军观战团也被八路军这样的战法所折服，八路军敢以如此简陋的武器，明目张胆的伏击日军，哪怕是小股部队，这样的战役放在国军这里万万是不可能的。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徐向前关于此战的惊奇之处，既在响堂铺战场，又在响堂铺之外，他敢于伏击的同时，还设置的阻援战场，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游击战的范畴了，而是复杂敌情下的战役运筹。

徐帅一生低调谦逊，遥想当年在黄埔军校，还因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被蒋介石定义为“难堪大用”，殊不知，正是这个他口中不堪大用的人，把他打得心服口服。而关于他的战场履历、关于战场战役，他总是很少提及，更多的是将战役的功劳推到129师首长刘伯承和邓公身上，或是力主这是386旅陈赓的功劳。

唯独对自己，他始终是那么苛刻，那么吝啬，不肯夸自己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