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虽然它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悠久岁月，但由于它本身的蒙昧性和缺乏文字的记载，我们除了从考古挖掘到当时的实物并加以联想、推断以外，只有从古代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中去探索。关于我国上古医药的起源，主要有伏羲、神农和黄帝三种传说：

1.有关伏羲的传说，主要就是伏羲制九针，为针术的创始，这见于《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一。

2.有关神农的传说有三条，假托为我国药物学的起源：《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搜神记》：“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按：“赭鞭”之说，最早曾见于《汉书·王莽传》)。

3.有关黄帝的传说甚多，今择其三条如下：

①《史记·仓公传》：“淳于意 师同郡公乘阳庆，受《黄帝扁鹊之脉书》”；

②《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③宋·高保衡等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说：“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受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当然，我们既可不承认“伏羲制九针”也亦可不承认“神农尝百草”，而黄帝作为医学始祖也是依托之谈，不过却可从传说中，约略窥见我国远古关于医药发展的先后层次。首先是“伏羲制九针”标志着外治法已被普遍应用；其次，神农阶段，才是实施药物的内治法时代；直到了黄帝时代，才开始有了有关医药、疾病的论述。我们尽管可以不承认传说是确有其事，但这些传说和假托中，不仅能反映医药学上的外治法早于内治法。

同时，就社会生产劳动的难度来看，播莳五谷（当时称为艰食）的神农阶段，是要比豢养牺牲（鲜食）的伏羲阶段要复杂、高级的多，那么社会生产发展层次的“先游牧，后稼穑”，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其后，传说夏禹时，有仪狄作酒；传说商汤时，伊尹制汤液。或见于《战国策·魏策》，或见于《甲乙经·序》；这都像《淮南子·修务训》所说的“世俗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罢了。我们对待神话和传说，应该剥弃其迷信的外壳而探取其合理的内核，才是正确的态度。

从我国对原始社会文化遗存的研究中，以及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原始社会的描述，都生动地表明了劳动与经验创造医药卫生这一基本过程。有些人把医药的产生归功于圣贤和神化了的传说中的人物，显然是附会的。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医家，他们为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某些人为的夸张，甚至导致迷信的说法，实则是歪曲了历史。

把医药学的发明和医学理论的形成归功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和黄帝，并把他们尊之为“医学始祖”或“医药之父”，这都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厌弃腐朽的东周政权无能，而游谈之士又思有以改变东迁以来扰攘混乱局面，“假托尊古，实欲有以革今”，故为说者多称说古帝、先王云云……影响所及，至于医药，这种学风直到两汉末趋于消失。我国古代文献流传到今天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药典籍，都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之下著于竹帛的，所以均未能避免这一不应有的烙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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