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治者并不会天然地关注民众的福祉，他主要关注的无非是自己的三个目标：政治生存、统治成就与个人享受。所谓历史上好坏统治者的差异，无非是好的统治者更关注统治成就，并把统治成就跟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等跟民众福祉有关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坏的统治者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享受，而根本不在意普通民众的苦难。

2、从制度规则与权力结构上看，由于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且不受法律约束的，故即便是好的统治者，仍然主要依赖于他的统治自觉与自我克制，而非其他的制度约束或权力制衡。然而，这种自我克制与统治自觉不仅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未必是靠得住的。事实上，只要不激起普通民众足以威胁现有统治秩序的抗争，统治者便不必花许多心思来认真考虑民众福祉。

3、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笃定认为，绝大部分君主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私利，而非天下的公义。按照黄宗羲的观点，君主不仅只关心自己的“大私”，而且把自己的大私建立在天下人普遍地“不敢自私”“不敢自利”的基础上。换言之，君主不太可能关心民众福祉。这在黄宗羲看来乃是近世以来的常态。

4、在面对许许多多的被统治者时，固然统治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非民众福祉，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新古典国家理论看来，统治者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换取统治租金，统治者的目标函数是实现统治租金的最大化，但其行为要受到两个约束：一是交易费用约束，二是竞争约束。

5、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约束条件，是至少要得到被统治者的消极服从。如果被统治者做不到消极服从，那么统治者就会面对叛乱四起、政治动荡的局面。这样，即便统治者仍然能够勉强维持统治，但这种统治也将会变得非常艰难。这种局面对统治者来说，无论在风险上还是成本上，都会变得相当之高。

6、进一步说，统治者其实还希望被统治者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合作。比如，统治者要征税，民众大体以政府要求的方式来缴税，就是最低限度的合作。如果被统治者不能做到最低限度的合作，统治者就需要以更高的成本去迫使被统治者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但这又会提高统治的难度。对统治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努力提高民众的自愿服从程度和自愿合作程度。

7、从君主统治模型的制度规则与权力结构看，民众注定是无权的。所以，普通民众或被统治者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不被重视、不被关注、不被作为有价值的“政治顾客”而得到关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进一步说，考虑到君权的随意性比较大，考虑到官僚权力的随意性同样比较大，民众的利益与福祉不只是容易受到来自君主权力的侵犯，而且也容易受到来自官僚行为的侵犯。

8、总之，在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上，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从被统治者那里不断获取统治所需的资源，即汲取资源；二是对被统治者实行有效政治控制，防止他们的抗争或反叛。所以，在君主统治模型之下，如果统治者较为理性，他对民众利益与福祉的考虑，要以他能持续地汲取资源并避免可能的政治抗争或反叛作为边界条件。

9、无论是以君权神授的名义，还是以君权天授的名义，君主通常都希望扮演某种道德化身的角色，强调其自身统治在道德伦理上的正当性，这样做或多或少有助于提高君主及其家族统治的合法性。进一步说，良好的伦理秩序不仅关乎君主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还关系到这种统治的有效性。

10、即便如此，在君主统治模型下，一个社会往往很难成为在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上真正值得称道的社会。为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巨大随意性，往往会破坏一个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

11、当手握政治权力的人——无论是君主还是文武官员——可以不负责任，无须基于问责制进行统治，跟普通民众或臣民的关系完全不对等时，一个社会就很难塑造良好的伦理秩序与社会风尚。这样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腐败往往是普遍而严重的。这就使得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从上到下，很难真正成为一个有德行的阶层。

12、实际上，唯有受约束、有节制的权力行使者，跟拥有自由意志、负责任的公民个体的组合，在一个规则意识明确、法律可预期性高的环境中，才能塑造出良善的伦理秩序与社会风尚。

13、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曾经在《自然政治论》中用大量篇幅讨论君主制条件下的伦理道德与社会风尚。比如，为什么说爱国主义和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爱国主义往往既跟国民的自豪感有关，又跟国民愿意为国牺牲的精神有关。但问题是，在霍尔巴赫看来，“在专制君主统治下臣民没有祖国”，他们也不会拥有“自由国家公民充满内心的那种高度热情”，“自然就激发不起高尚的自豪感”；同时，专制统治无法激发国民们“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斗”的精神，原因是他们“一无所有，因为一切都属于统治者”。

14、又比如，为什么说专制制度影响人民的性格？霍尔巴赫认为：“专制制度对人民性格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它采取极端手段使人民陷入萎靡不振、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的状态——总而言之，即陷入垂死状态。”这样一来，人民就只能“以无聊的吃喝玩乐麻痹自己，试图摆脱各种纠缠不休的烦恼”。实际上，在自由政体下，人民才有可能养成自由而勇敢的性格。君主专制通常会让人民变得怯懦而心怀恐惧，这种怯懦与恐惧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专制制度下权力运作与规则执行不确定性的深刻担忧。进一步说，让人民变得怯懦而恐惧，或许正是一个拥有专断权力的君主所需要的。

15、君主制下的官场本身就是一个筛选机制，最终会把那些从价值理念到行为规范更符合君主制真实运转逻辑的统治精英们挑选出来，而把那些不符合这套逻辑的统治精英们淘汰出局。结果必然是对上唯唯诺诺、善于揣摩上意、态度毕恭毕敬、全力应付上级，成为官僚阶层的普遍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

16、由于君主和大大小小的官员，行使权力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往往掌握着可以决定许多普通人命运的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结果由此导致普通民众容易产生不安、怯懦和恐惧，并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心理甚至也会成为一种在民间较为普遍的社会风尚与政治文化。

17、面对权力的随意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较为明智或经验老到的普通民众可能会选择尽力取悦手握政治权力的基层官员，甚至努力发展跟这些官员的私人关系，以便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某些确定性。所以，不难理解，在君主制下，送礼往往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行为。

18、对此，一种消极的解释是，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跟体制中的掌权者建立私人关系，以便抵消体制的不确定性可能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一种积极的解释则是，面对权力的巨大随意性，人们通过送礼这种方式提前支付了贿金，以便预期能在权力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间中获得合理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