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的三月，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打针，冷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小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多穿点？”护士站里，王大姐一边整理药品一边说，“你这马上要结婚了，可得注意身体。”

我笑笑没说话，继续手上的工作。八点半不到，走廊里已经排起了长队。老太太们裹着厚棉袄，大爷们穿着老式的中山装，腋下夹着黑色的药盒子。

“小琴护士，轻点扎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撸起袖子。我一边给她消毒一边说：“张奶奶，您放心，一点都不疼。”

张奶奶是我们医院的常客，每周都来打胰岛素。她总说我的针扎得最轻，每次非要等我。

“听说你要结婚了？”张奶奶边整理袖子边问，“是不是就这个月？”

“嗯，下周六。”我低头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

“那可得好好准备嫁妆啊。”张奶奶笑眯眯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准备好多东西。”

我抬起头来，突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母亲坐在堂屋的炕上，膝盖上放着个黑色的布包，那是外婆留下的老物件。

“小琴，”母亲说，“你过来。”

我放下手机，走到母亲身边坐下。布包已经有些年头了，边角都磨得发白，上面还沾着些许灰尘。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里面是一匹暗红色的绸缎。

“这是你外婆的嫁妆。”母亲轻轻抚摸着绸缎，“临走前她说，一定要给你留着。”

绸缎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摸上去滑腻却不失厚重。我仔细看着上面的暗纹，蝴蝶穿梭在牡丹丛中，每一针每一线都透着岁月的痕迹。

“这么好的料子，外婆怎么没给您做衣裳？”我问。

母亲摇摇头：“你外婆说，这是她娘留给她的，她娘临终前说，要给能走出大山的孙女。”说着，母亲的眼圈红了。

张磊不知道这些。他是县城供电所的技术员，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退休干部。第一次去他家，他妈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现在结婚要求也不高，主要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可昨天，张磊来我家，看到母亲摆弄那匹绸缎，皱了皱眉：“现在谁还要这些老物件？结婚要什么有什么，别搞那些老古董。”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把绸缎轻轻包好，放回了箱底。

“小琴护士，打完了吗？”张奶奶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好了，您明天再来复查。”我笑着说。

走廊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忙着打针、换药，直到中午才有空歇一会。

手机响了，是张磊发来的消息：“晚上去看婚房的窗帘，你早点下班。”

我回了个“好”字，望着窗外发呆。春寒料峭的风吹过，我想起外婆留下的那匹绸缎，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这是要给能走出大山的孙女。”

我第一次见到那匹绸缎，是在外婆生病的那年夏天。

那时我刚上高中，母亲接到舅舅的电话，说外婆病重，要我们赶紧回去。坐了一夜的火车，天还没亮就到了外婆家。

外婆家是一座土坯房，青砖砌的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在晨风中轻轻摇晃。

外婆躺在里屋的小炕上，身上盖着一床蓝白相间的棉被。见我们进来，她勉强撑起身子：“翠英来了？”

母亲快步上前：“妈，您躺着别动。”

我站在门口，看着瘦小的外婆，记忆中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老人，此刻却显得那么虚弱。

“小琴也来了。”外婆冲我招手，“过来，让外婆看看。”

我走到炕边，外婆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长高了，也白了，像你妈年轻时候。”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外婆说：“哭什么，去，把我箱子里的布包拿来。”

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包袱，外婆示意我打开。包袱里是一匹暗红色的绸缎，在昏暗的房间里依然泛着光泽。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外婆轻轻抚摸着绸缎，“那时候日子苦，她说这是最值钱的东西了。本来是要给你妈妈的，后来看你妈在医院上班，有出息，我就留着了。”

母亲愣住了：“妈，您留着给我多好。”

外婆摇头：“不，这得给小琴。你外曾祖母说了，要给能走出大山的孙女。”

我不明白外婆的话，只觉得那绸缎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什么。

后来外婆告诉我，这绸缎是她母亲从山西逃难时带出来的。那时战乱，一路逃难，能带的东西不多，但她外婆偏要带着这匹绸缎。

“你外曾祖母说，这绸缎上的蝴蝶能带来好运气。”外婆说着，手指轻轻描摹着暗纹，“她说，总有一天，咱们家的女孩子要飞出去，像蝴蝶一样。”

那个夏天，外婆走了。临走前，她把绸缎交给母亲：“要给小琴留着，等她出嫁的时候用。”

母亲把绸缎收起来，放在箱底。偶尔整理东西的时候，她会拿出来，静静地看一会儿，然后又包好放回去。

现在，轮到我要结婚了。昨天张磊说不要老物件的话，我看见母亲的手在发抖。她默默地收起绸缎，眼里有说不出的心疼。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小时候外婆给我讲的故事。她说，那些活着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完成心愿。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

窗外春寒料峭，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那匹承载着三代女人期望的绸缎。

早上七点，母亲就把我叫醒了。

“小琴，跟我回老房子一趟。”母亲站在我床前，手里攥着钥匙。

老房子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在县城西边的老街上。那是一排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平房，红砖白瓦，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我们搬家后就一直空着，偶尔回去收拾一下。

“这么早去干什么？”我揉着眼睛问。

“去拿点东西。”母亲说着就往外走。

老街上已经有了些许人气，早点铺飘着豆浆的香味，几个老人慢悠悠地推着三轮车卖菜。母亲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有些佝偻。

推开老房子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院子里的柿子树长得更高了，枝丫伸进了檐口。母亲径直走进堂屋，蹲在东边墙角，用手扣了扣地板。

“帮我把这块地板撬开。”母亲说。

我愣住了：“地板下面有东西？”

“你外婆的东西都在这下面。”母亲说，“当年她怕绸缎放箱子里会遭虫子，特意找了块地板，垫了好几层油纸。”

地板下面果然垫着层层油纸，最里面是一个红木盒子。盒子不大，但很沉。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除了那匹绸缎，还有一个绣花针包和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这是你外婆的针包，”母亲拿起针包，“当年她给我做衣服用的。这本子是你外曾祖母的日记。”

我翻开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能看出来，那是记账的本子，每一笔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小女孩，背景是一间破旧的土屋。

“那是你外曾祖母和你外婆。”母亲说，“这张照片是她们逃难时在山西照的，那时你外婆才三岁。”

我仔细看着照片，年轻女人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却梳着整齐的发髻，怀里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好奇地看着镜头。

“你外曾祖母那时候还带着这匹绸缎，”母亲轻轻展开绸缎，“她说，这是她娘家陪嫁的，是最好的杭州织造。逃难的时候，她把所有值钱的都换成了粮食，就留下这一匹。”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绸缎上。我这才发现，绸缎的暗纹中还绣着细小的字。母亲说，那是你外曾祖母的名字，用秘法绣上去的，只有特定角度才能看见。

“她说，这样绸缎就不会丢，将来总能找到她的后人。”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抚摸着绸缎上的暗纹，突然明白了这匹绸缎的分量。它不仅仅是一匹布，而是三代女人的心愿，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妈，”我说，“这绸缎，我想做件旗袍。”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好，我认识个老裁缝，手艺很好，专门做旗袍的。”

回家的路上，母亲走得很轻快。我知道，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手机响了，是张磊发来的消息：“昨天看的窗帘，我觉得米色那款就挺好，你觉得呢？”

我看了看消息，没有立即回复。春寒料峭的风吹来，我裹紧了外套，想起那个逃难时还要带着绸缎的外曾祖母，想起临终前嘱托绸缎的外婆，想起默默把绸缎藏在地板下的母亲。

有些东西，比窗帘的颜色更重要。

距离婚礼还有三天，我跟着母亲来到了老裁缝的家。

老裁缝姓孙，今年七十多岁了，家住在城西的小巷子里。推开院门，就看见她坐在檐下的躺椅上，晒着太阳绣花。

“孙姨。”母亲喊了一声。

老裁缝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了看我们：“是翠英啊，这是小琴吧？长这么大了。”

母亲打开包袱，小心翼翼地展开绸缎：“想请您给小琴做件旗袍。”

老裁缝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着绸缎：“好料子，这是老杭州织造的，现在都见不着了。”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绸缎表面，“这暗纹的工艺，得有七十年了吧？”

“是我婆婆的嫁妆。”母亲说。

老裁缝点点头：“难得，难得。现在年轻人谁还穿旗袍，你们还知道保存这么好。”

量尺寸的时候，老裁缝说：“这料子虽然年头久，但保存得好，做件旗袍绰绰有余。就是这暗纹的位置要讲究，得让蝴蝶和牡丹在合适的地方。”

“您看着办就行。”母亲说。

老裁缝拿出一本老笔记本，上面画满了旗袍的款式：“这个最适合你，盘扣用蝴蝶结的样式，配这料子的暗纹最般配。”

我点点头。老裁缝说三天后来取，正好赶在婚礼前。

出了老裁缝家，母亲说：“你跟张磊说了吗？”

我摇摇头。

“得跟他说一声，”母亲叹了口气，“毕竟是结婚的事。”

晚上，张磊来我家吃饭。我鼓起勇气，说要用外婆的绸缎做件旗袍当结婚礼服。

“旗袍？”张磊皱眉，“现在谁结婚穿旗袍？不是说好了买婚纱吗？”

“就穿一会儿，”我说，“就在拜堂的时候穿。这是外婆的心愿。”

“外婆的心愿重要，还是咱们的婚礼重要？”张磊有些不高兴，“你也不想想，到时候人家怎么看？”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听见我们的对话，锅铲碰到锅边，发出一声脆响。

“就穿一会儿，”我固执地说，“这对我很重要。”

张磊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往外走：“你好好想想吧，别到时候把婚礼搞砸了。”

我坐在那里，听见母亲在厨房里低低地抽泣。外面春寒料峭，我却感觉一阵燥热。那匹绸缎承载的不只是一件衣服，而是三代人的期望。可是，我该怎么让张磊明白？

婚礼当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

天还没亮，我就跟着母亲去取旗袍。老裁缝已经在院子里等着，她把包好的旗袍递给我：“去试试。”

我在里屋换上旗袍，暗红色的绸缎贴着身子，既轻盈又厚重。镜子里的我，突然有点像那张老照片里的外曾祖母，端庄而坚定。

“真好看。”老裁缝满意地看着我，“蝴蝶和牡丹的位置都恰到好处。”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像，真像。”

我知道她说的不只是像外曾祖母，更是像那个盼望女儿能飞出大山的期望。

“时间不早了，”老裁缝说，“该去准备了。”

到了酒店，张磊的母亲看见我穿着旗袍，脸色一下子变了：“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好穿婚纱的吗？”

“妈，”张磊走过来，“就让她穿吧，就一会儿。”

我惊讶地看着他。昨晚他来找我，我们谈了很久。我给他看了那本发黄的日记，讲了外曾祖母逃难的故事，说了外婆的临终嘱托。

“其实，”他说，“我外婆也有一件藏了很久的旗袍，听我妈说是她结婚时穿的。后来文革怕被批斗，就藏在地窖里，一直没敢拿出来。”

“那现在呢？”我问。

“烂了，”他说，“等我妈想起来找的时候，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我明白了他的转变。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小琴，”张磊的母亲还想说什么，张磊拦住了她：“妈，这是小琴外婆的遗愿。”

拜堂的时候，我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旗袍，绸缎上的蝴蝶仿佛在阳光下轻轻颤动。我知道，这一刻，我完成了三代人的心愿。

母亲坐在台下，泪水悄悄地流。多年前，她不曾穿上这件绸缎，但她把它完整地传给了我。

换上婚纱后，我把旗袍小心地包好。这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个关于飞出大山的梦想。

婚宴结束后，张磊问我：“后悔吗？”

我摇摇头：“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春寒料峭的风吹过，我想起那个带着绸缎逃难的外曾祖母，想起临终前嘱托绸缎的外婆，想起默默收藏绸缎的母亲。我知道，她们的期望已经实现，而我，也将把这份期望继续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