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长时间大分裂时期，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作为东周统治者的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称雄割据，互相兼并，国家官吏多流落民间，私人聚徒讲学之风蔚起，打破一向“学在王宫的局面”，旧时朝廷的医官，到此时或散在诸侯、或乞食民间，以医学师徒授受传业的日渐增多。

这段时间“百家争鸣”，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医学出现了质的飞跃，《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五十二病方》的产生，代表了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和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二百一十六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其中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这些简帛医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内经》所述十二经脉，正是在帛书所述十一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在《内经》成书以前，曾有过更为古老的医药文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内经》本身的记载中找到例证，有人统计，《内经》所引用的古代医书达二十一种。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有的说成书于秦汉之际，也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时代。我们认为，《本草经》也和《内经》一样，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战国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至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

春秋时，最负有盛名的医士名为“医缓”、“医和”。医缓，是春秋时秦国医士。在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晋景公疾病，向秦国求医，秦使医缓前往治疗。经诊断，他认为景公之病已经到了攻之不克、达之不及、药不至焉的地步，是为病入膏肓，那是不能活的。医和，亦是秦国医士。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医和曾应邀去晋国诊治晋平公的疾病，他认为平公是女色过度，而生内热、蛊惑之病，并与晋臣赵孟讨论了蛊疾的病因。最突出的是医和与晋侯论述“六淫致病”，是我国讨论病因的最早文献记录。

在战国时，以“扁鹊”、“文挚”为著。扁鹊的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现在都亡佚了。又相传《难经》也是扁鹊所著，但不见于《汉志》；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虽有撰用《八十一难》之文，但未明言撰人为谁。如是，《难经》一书，似是后人依托之作。我们试看太史公《史记·扁鹊传》，“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一语，可证扁鹊确实长于论脉。由此窥之，或者即是秦、汉人著《难经》而依托扁鹊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宋国名医，当时有文挚。齐湣王疾痏，使人到宋国迎请文挚。文挚至视疾，对太子说：“王病可治，虽然王病可治愈，治愈后必杀挚”。太子问故？文挚说：“非激其盛怒则疾不可治，王怒则挚必死”。齐太子顿首请，终以激怒齐滑王而愈其疾。其他治验，在《列子》里亦有记述。其他名医尚多，不过有的难于稽考，只存名氏而已。当时各国都蓄养医士，屡以重赏征召，如秦王有病召医，能破痈、溃痤的，可得赏车一乘，舐痔的，可得车五乘。

总之，春秋战国先秦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关键性时期，在医药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使原来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发生了质的飞跃，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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