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意思是一线将领在前线指挥时，要比后方统帅更了解战场，再加上战场瞬息万变，必要时可以不按照统帅的命令来。

但就中国近代革命战争而言，我军却打破了这一惯例，因为每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毛主席总是能精准的预判战场的情况，甚至比一线指战员都还了解前方战场，达到“百战百在”之境界，这是为何？

比如在辽沈战役时，毛主席和林彪关于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争论了半年之久，最后在林彪攻克锦州我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才恍然大悟，毛主席对战场形势的预判是如此的精准。

又比如在济南战役激战正酣时，毛主席坐镇西柏坡，用23封电报遥控指挥粟裕如何与敌对垒，最后全歼10万守敌，大获全胜。事后复盘，粟裕无比惊讶，毛主席对战场的预判，甚至对敌人的动态都预判的十分准确。

那么问题来了，毛主席并非军校毕业，也没去过一线，为什么能在大型战役中表现的得心应手，为什么比那些将帅们还懂战争，甚至比那些上过军校的将帅还棋高一招？

毛主席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实践中去思考，归纳、总结在战争实践中的胜利经验和失败教训，用以校正自己的认知和行动，并且将战争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提到最高层次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战略研究问题。

陈毅曾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做过凝练和总结：“其鲜明点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时机，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的总规律。”

陈毅的总结很精准，实事求是，的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第一时间去熟知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提出作战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措施，还高度关注着双方情况的变化以及原先未能思考到的问题，及时调整甚至修改此前的作战计划，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最大限度的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或愿望去胡乱指挥，更不是说一大推不切合实际的空话，这是他在战争中屡克强敌的秘钥所在。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战争而言更是如此。毛主席准确地认识到：“完全相吻合的事情，在战争或战斗中几乎没有，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双方是活生生的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原因，这和处置静物或者日常事务存在天壤之别。但是，只要做到指挥上大体符合，即在决定意义上的部分适合情况，这就确保了胜利的基本盘。”

他对军事统帅该怎样正确指挥作战的思考和实行的过程有过具体的描述：

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自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自于源源不断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考。指挥员可以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的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己方的情况添加进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做出计划。

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之前完整的认知情况的过程。盲目自大的军事家，不会这样做，而是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假大空的，与实际不符的。

认知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决定某一计划时，从执行之日起，到战局终止，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认知情况的过程，即实施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于实况，需要再次检验。若是计划和实际有出入，或者完全不相符，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原计划加以改动，使之符合于现在的情况。

部分部署的改变是每一场战斗会存在的，全部改变的部署也是有的。鲁莽家不知道改变，或者不想改变，只会低头蛮干，结果可想而知。

正确的判断战场形势，是毛主席在发动一系列重大战役之前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到1948年8月，正确的选择决战时机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两年来，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军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在撤出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的兵力撤回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他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而后的作战麻烦呢？还是趁敌人尚未做出撤退决断之前，我们就快刀斩乱麻、把握战机，组织战略决战，逐一击破敌军强大的战略集团呢？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对战场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兵力还不及对方的情况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因为事变并未做足准备，处处陷于被动挨打，这是他最后败走麦城的根本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确定决战方向乃重中之重。既要全局在胸，又要做精准的选择从哪里着手，充分考虑到接下来战场的走向，直至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的极大考验。

毛主席向来强调：“首战而胜，再及其余，逐一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 他强调：“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对全局的影响甚大，乃至一直影响最后一个战斗。” 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

毛主席归纳了三条作战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保有把握之后动手，不然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会出现，不应盲目初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就不会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第三，还要思考下一阶段的战略序章，战略指导者处于第一阶段时，应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应该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多端，越看越迷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到后面几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者发展自己的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横冲直撞的风险，然而贯穿全战略阶段甚至几个战略阶端、大体上想通了，一个长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三大战役率先从东北发起的，决策过程彰显了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当时的全国总体局势虽在一定程度上都利于我军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军，以阻碍我军入关作战；

同时敌人又欲将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巩固华中防御。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放在华中战场，则致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处于被动；

若是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战场率先放在华东战场，则会让东北敌军火速撤离，致使其实现战略收缩的意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事关全局的关键。决战率先从局部开始，然后跃然在全局取得优势。由于东北战场上取得先敌优势，就使全国战场峰回路转，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极大缩短。

纵观三大战役的指挥过程，毛主席在首战都采用了奇袭的战法。《孙子兵法》有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兵者，诡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直言:“军事计划不用奇袭这把有力的密钥，失败就会来的更快，不现实的想法是无法取代这把密钥的。”他的阐述也是这层意思。

奇袭说来简单，可做起来并不容易。如何致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前文提到了两个关键条件:首先是迅速，再有是保密。必要时还得以佯动来迷惑对方。

在三大战役中，首战均采用了奇袭战法，先从对方“不意”之地发动突袭，在他的防御链上破开一个口子，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限于极度恐慌中，再逐步扩大战果，直至大获全胜。

以辽沈战役为例，锦州的战略地位国共双方都知道。但当时东北解放军的主力集结于北满，又进行了佯动，这使得国民党军错误的判断解放军的攻击要点是在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则隐蔽，长距离奔袭锦州地区，直至以突袭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陆路交通，蒋介石才惊坐而起，急忙调整部署，陷入慌乱之中。这就是奇袭。

再观淮海战役，蒋介石信誓旦旦的认为解放军会将攻击重点放在徐州。我军又采取一系列佯动让对方更深信这种错觉，因而蒋介石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分布于徐州四周。

华野主力抓住时机，趁虚而入，集中力量隔断，孤立无援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这打乱了蒋介石在徐州的全部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抓住邱清泉、李弥救援黄百韬兵团而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调守备徐州的机会，一举拿下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稳固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基本盘。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

而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则将关注的重点置于东面，紧盯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何时入关。蒋介石如意算盘打得响亮，欲将主力东移津沽，战局不利时可随时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从西线发起攻击，将原隶属于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以北的杨得志兵团调动以保卫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至西边，无暇顾及东线。

而东北野战军又提前行动，悄无声息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三线的联系。让蒋介石、傅作义措手不及，达到了奇袭的效果。

好比下棋，每一次落子，都极具战略目光，详尽的思考落子后引发的全局变化，趁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胜利。而在关键之时，务必万分注意，充分考虑多种变化及切实的应对办法。

毛主席提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思考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战争的全局面上。主要地是根据情况，照顾兵团和部队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抛弃这些去忙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对于具体的作战方法，毛主席在1947年12月就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歼灭敌人”我军以弱胜强的根本战法。毛主席很早就强调过:“集中兵力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困难。人人都知道以少胜多是最佳战法，然而多数指挥者却无法做到，甚至于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挥者缺乏战略头脑，被复杂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去辨别能力，而疲于应付。这种根本作战方法，在毛主席指导大兵团作战和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军事胜利向来不是单纯依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主席多次强调“民兵是胜利之本”。我们最终能夺得最后的胜利，离不开老百姓源源不断的对前线支持。

以淮海战役为例，在毛主席回电粟裕“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3天，毛主席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提到:“此战役远超济南战役。因此，你们务必要留出充足的时间使攻击兵团得到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准备后方能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总理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1亿近，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

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扛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 “参加部队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寒地冻、补给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获胜的重中之重。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百姓130万人3到5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救治问题等。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4000多万斤。

整个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共动员民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万斤，粮食9亿多斤。陈毅无比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主要交通路线被截断而空投无法解决需求时，国民党军队数次弹尽粮绝，不能补给，身陷绝境，这是他们屡屡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能不能获得根据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的确是战争能不能获胜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历来注重听取一线指战员们的意见，时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思考他们给出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对战略计划做出重大调整和修改。

拿淮海战役来说，它的发动，源自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在济南战役收尾时向中央军委“建议着手进行淮海战役”。殊料，毛主席第二日就回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当华东野战军正欲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屯重兵于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该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势，亦即从我军会战终点至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

第三天，毛主席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陈毅、邓小平）并告粟陈张（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

第七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野战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完成，则建议以主力进逼津浦路段，截断徐敌退路，使邱、李兵团不得南撤。”

第九日，毛主席连续发出两封电报，一个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1、3、4、9纵队应进逼宿县，截断宿蚌路。

后一个电报则直接指出:“齐辰电悉。应力主在徐州周围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不让其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障我军供应。”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构想，就是毛主席在同前线指战员结合实际情况，你来我往之间商议而定的。

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军情是万分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者情况许可时，毛主席总是同前线将领来回磋商，及时听取他们的建议，而后再作出决断。在战场迫在眉睫之时，又能及时放权给与前线将领“临机处置，不必请示”的权利，这放在国民党军，蒋介石手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也是国民党军每逢大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的蒋委员长从来不实事求是，从不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策略，全凭主观臆断，进而一线的将领也不敢提出自己的建议，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蒋介石输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和及时采纳一线指战员的意见，给予他们战场决断权。最后充分的，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军民一心，团结一致，再强大的敌人也会被斩于马下。

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