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怎能为不法伸张？当法不能时，为什么不能及时纠偏？对加害者的纵容，岂不是对受害者的不公？
这无关年龄大小！关乎公平正义！关乎天地民心！
Ⅰ
河北邯郸，13岁初中生王子耀失联，3月11日，在当地一处蔬菜大棚内，孩子的遗体被发现。涉嫌杀害王子耀的，是他的三名同班同学，其中一名还是他的同桌，三名嫌疑人，均不满14岁。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例，常常见诸报端——
广西岑溪，13岁男孩分别杀害8岁、7岁、4岁的三姐弟，被执行3年收容教养；
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将一名4岁女童推入粪坑，致女童死亡，后因其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案件撤销；
辽宁大连，13岁男孩欲性侵10岁女童遭拒，将其杀害抛尸，被执行3年收容教养；
湖南益阳，12岁男孩因不满其母管教严厉，挥刀弑母，后被释放，由家长接回监管；
......
至于校园霸凌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Ⅱ
未成年人犯罪，这几年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
其中，不满16年的未成年人犯罪，年均上升率更是高达16.7%；
2023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万人，不捕3.8万人；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3.9万人，不起诉4万人。
我国法律规定——
满16周岁未成年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特定严重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即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21年3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责年龄下调至12岁。即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的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12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最高检公布的2023年数据，其实只包括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因为，首先，12周岁以下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不立案，谈不上起诉不起诉；其次，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开始施行至今，从未启动过最高检核准，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追诉的情况，或者，河北邯郸初中生遇害案会成最高检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第一案。
也就是说，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本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而实际上，如果加上因年龄问题未立案的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Ⅲ
河北邯郸初中生遇害案，点燃了一把火，把“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照亮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场“未成年人犯罪追责与否”、“年龄是否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伞”、“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
网民几乎一边倒的认为，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能“纵容”，必须严惩，甚至有些网民希望刑事责任年龄进一步下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认为：
“立法是一个酝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既要考虑社会现实状况，又要兼顾公众的情绪。法律在经验中不断取得完善。”
也就是说，法学专家的观点是——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下调，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责是否排除年龄因素，要酝酿、要积累、要慢慢来、不能急；
具体落实到“河北邯郸初中生遇害案”，社会学专家提出——
“遇害者和三名犯罪嫌疑人皆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问题，才是解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关键”；
教育学专家则认为——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重视对学生的生命教育、防校园霸凌教育，本案中，学校没有针对性的措施，相关制度的规定形同虚设。”
一言以蔽之，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问题，“立法”上需缓，重点抓“留守儿童”和“学校教育”是解决的关键。
Ⅳ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乡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从2012年的2200万人，缩减至2022年的902万人，缩减量超过一半。
虽然10年来，留守儿童绝对数量在减少，但仍有近千万的留守儿童。
大环境下，追求“高城镇化”是很多地方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是被认为带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是城镇发达的门面和政绩优异的标杆。
大把大把的教育经费，投入到的都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城镇，新建学校和整合集团化办学上，而农村却是百里无校，或是“麻雀教学点”，基本的师资和硬软件保障都没有。
于是，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是可以预见的长期社会问题。“隔代监护”难谈“监护到位”；“农村学校”哪来“优质教育”。所谓“解决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问题，就能解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问题”，纯粹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Ⅴ
自2021年起，“素质教育”再被提出，给学生“减负”成了热门词。
一边，减去校外学科培训、减去1-2年级的书面作业、减去小学至初中的作业量和作业频率、减去平时考试、减去考试的难度......
一边，中考分流被再次强化；劳动课程成为独立学科，需要通过校外大量时间进行实践完成；美术和音乐加入中考；体育提高分值；科学即将是中高考必考科目......
不断改变中，学生的书包倒是肉眼可见的更重了。
为什么会出现不断的减负中，又在不断的增负的矛盾？其实，原因很简单，中高考选拔教育机制没有变。
“主干”不变，践行“素质教育”，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哪个中学不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上，哪个中学不以成绩为中心，哪个中学不考虑升学数据。
于是，理所当然的，“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生命教育”、“防校园霸凌教育”只能形式化。
何况，教师连“教育惩戒权”都没有，所谓“提前干预”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了。
Ⅵ
当我们认真分析之后，结论很让人丧气。
针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问题，所谓的关键点——“留守儿童”和“学校教育”，都无法解决。
于是，当究尽所有时，只剩下了“通过法律来解决”，这唯一的办法了。
法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是公平、正义，是保护受害者，惩戒加害者。所谓“法不能向不法低头”便是如此。
“未成年人保护法”，正确的解释应是——
不应理解为宽泛的保护所有年龄未成年的人！
不是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不受罪刑相当的处罚！
应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不法侵害！
应保障未成年受害者及家属讨回公道，获得应有的赔偿！
一边倒的舆论，恰恰是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最朴素的诉求。这说明，我们的“立法”滞后了，我们的“思维认知”狭隘了，我们到了必须要“一蹴而就”的时候了。
法怎能为不法伸张？
当法不能时，为什么不能及时纠偏？
对加害者的纵容，岂不是对受害者的不公？
这无关年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