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刘旦，汉武帝刘彻六个儿子中的老三。
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汉武帝册封三子为王，其中年幼的刘旦为燕王。
其诏书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氓。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薰鬻徙域，北州以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棐(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王其戒之！”
汉武帝对刘旦的期望是“世为汉藩辅”，刘旦也果不负汉武帝期望，努力学习，积极交流，史载刘旦长大就国后，“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
可以说刘旦的水平在汉武帝长成年的儿子中属于优秀水平，也因为刘旦能力突出，所以在“三王并封”时，刘旦封到边疆燕国，其它二子封到内地。
汉武帝的分封，如果没什么大的变动，燕王刘旦大概率会老老实实做个守边的藩王。
可是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次子老大齐王刘闳去世。
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身死。
刘旦突然发现自己在四个兄弟最年长，而且在汉武帝不立新皇后的情况下，自己属于第一顺位继承者。
在此想法后，刘旦就想着向汉武帝申请当太子，当然不能立马申请，毕竟兄长刚死。也就是在三年后的后元元年（前88年），刘旦派使者来到长安，向武帝上书，请求值宿宫禁。
值宿宫禁，即新老皇帝交位时，为保证权力交接不出问题，老皇帝会让继承者入宫，担任“宿卫”。
汉武帝大怒，将刘旦派来上书的使者打入牢狱，又以“蓄纳亡命”为由，削去刘旦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刘旦心有不甘，但只能承受。
依后来者眼光看，立刘旦为帝也是可选项，刘旦虽比不上汉武帝，但也不愚蠢，引用柏杨的一句话，“男人胆小的玩女人，胆大的玩政治”，刘旦的胆子绝对够大。再加上汉朝专制程度并不高，找几个大臣辅助，确实也过的去。
但是，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同时，也刚愎自用，说立幼子刘弗陵为后就一定会执行下去。
为使刘旦等皇子死心，汉武帝便于“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汉武帝不仅在甘泉宫召见了诸王，而且还让他们在弗陵带领下祭拜了钩弋夫人之墓，然后，汉武帝于“二月，行幸五柞宫，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并指派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四位为托孤大臣。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
其实刘彻若真想让刘旦等藩王死心，可立刘弗陵母亲钩弋夫人为后，这样刘弗陵就属于嫡子。但如此做，等于将钩弋夫人从“妾”扶成“正妻”，就无法“正当”毒杀钩弋夫人，母强子弱之下，第二个吕后就会出现，这又是汉武帝不想看到的。
如此，就只剩下趁自己还活着，亲自扶一点，再找几个得力大臣这一条路了。
汉昭帝政权的局势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五日，年仅八岁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八岁的小皇帝自然不能执政，所以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这四位大臣就很重要。
四人中金日磾为匈奴人，且始元元年（前86年）就死了。剩下的霍光以“内朝首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上官桀为太仆加左将军，桑弘羊搜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加御史大夫。
汉武帝时的权利结构变化很大，尤其是相权，被汉武帝架空并收回，丞相算执行机构，真正的决策机构是皇帝与身边的秘书（尚书，常侍等内朝官）；再就是军权，军队最高官是外朝官太尉，这也被汉武帝收回，由内朝的大将军担任。
至于御史大夫，西汉时期算副丞相，可丞相权力被架空后，御史大夫就只剩下责监察百官之责了。
所以昭帝初，真正掌权的是“内朝首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霍光，然后是副手上官桀，至于桑弘羊则相当于西汉财政部长。
但是霍光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资历浅，不服众。如“时卫尉王莽(非西汉末之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日：‘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蘸王莽，莽酰杀忽。”
朝中大臣质疑霍光有矫诏之嫌，霍光当即高压逼王莽毒杀其子王忽，霍光此举对于稳住自己的阵脚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
这是对朝中不太核心的小官，至于与霍光同级别的对手，就要用其它办法，比如桑弘羊。
桑弘羊本人不是质疑霍光地位，而是执政理念与霍光不同。霍光走的是汉武帝的《轮台诏》，晚年的汉武帝意识到自己军功太过，所以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休养生息。桑弘羊则是支持军功政策，要开边，盐铁官营。
二人不同的政见，最终的霍光请来全国的“贤良文学”，开了一场大会，大会的情况被后人记录在一本《盐铁论》的书中。
至于上官桀，则单纯是权力斗争。
当然，初期的三人矛盾并不大，因为还有更麻烦的事——燕王刘旦。
燕王旦首乱史载，前87年“武帝初崩，赐诸侯王玺书，燕王旦得书不肯哭，日：‘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阴刺候朝廷事。及有诏褒赐旦钱三十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日：‘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长、齐孝王孙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
刘旦拒不接受玺书，反而质疑玺书封小，“声称他收到的玺书规格不对”。当知道自己合法继位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刘旦开始勾结拉拢与自己亲近相善的刘氏宗亲藩王，如宗室刘泽。
再就是政治攻势，说刘弗陵非刘氏子弟，并搬出“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诛之”的祖训。
刘旦此举，用他的话讲，就是“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阜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我亲武帝长子，凡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即吕后时立汉惠帝刘盈之子刘弘，吕后死后，众大臣迎刘恒（汉文帝）回来继位，为替刘恒扫清障碍，大臣们声称少帝非刘氏子弟，以此杀了少帝等人。
最后就是起兵了，刘旦因为封地大多被夺，所以兵不多，造反的兵力多由刘泽着手办理，但这一众人行事也不慎密，被发觉，然后就被青州刺史隽不疑给办了。
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桀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
在封建社会，刘旦的行为是“谋逆”，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按道理说，主政者霍光（时年汉昭帝八岁）应该拿刘旦开刀，不说杀之，至少应该贬为庶民，可霍光给刘旦的判罚是“以至亲，勿治"，即不治罪。
霍光如此做，不是霍光迂腐，而是时局所限。
当时武帝初逝，昭帝践祚，巫蛊之狱流毒犹在，卫太子冤狱对民心依旧有所影响以及昭帝朝的统治方略已偏向柔和，冒然再兴大狱，霍光本人的主政者地位可能不保，所以霍光选择了”妥协“，只杀了刘泽等人。
“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弗治，而刘泽等皆伏诛。”
燕王旦二次政变刘旦的第二次夺位之变，史书上习惯称之为“燕盖之乱"，“燕”指燕王刘旦，“盖”指盖长公主。
盖长公主是汉武帝的长女，就年龄来说可以作汉昭帝的祖母，所以在汉武帝死后，盖长公主搬进宫中，抚养汉昭帝。
当时在国政上，霍光为主，上官桀为从。
汉武帝时，霍光为武帝心腹，所以上官桀让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两家结为姻亲。二人为辅政大臣后，也相互配合，霍光有事外出，政事就由上官桀处理。可时间一长，上官桀有了新想法，他想让孙女嫁给汉昭帝，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霍光不同意，霍光认为孩子还小。
上官桀就想到了盖长公主的面首丁外人。最初盖长公主住在宫中，时间长了，寂寞了，就与门客河间人丁外人私通。霍光与上官桀听说后，为讨好公主，直接让丁外人侍奉公主。
上官桀想让孙女当皇后，向丁外人许诺”封爵“，再通过丁外人影响盖长公主，因汉朝长公主有向皇帝进献”夫人“的传统。
这事应该说成功了一半，上官桀的孙女确实当上了皇后，且上官一家由此再盛——“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纳)安女后宫为婕好，数月立为争后。父安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但霍光否决了丁外人“封爵”的提议。
由此丁外人与盖长公主“忌恨”上了霍光。
再后来霍光又否决了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政策，又否决桑弘羊子弟为官的请求，霍光又得到一位敌人。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
这使得朝廷分为二派，一派以霍光为主，一派以反霍光的上官桀桑弘羊为主，就在朝臣出现分裂迹象之际，燕王刘旦再次出现。
刘旦总结了第一次的失败经验，觉得是朝中无人。所以第二次就巴结上了盖长公主，并不断向盖主进献珍宝奇玩，下大本钱讨取其欢心，希望有朝一日，这位姐姐能帮自己一把。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父子与刘旦等人开始行动。
其计划大概有二套方案，其一由上官父子，桑弘羊等重臣告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且擅自调动兵力，有推翻昭帝，自立为帝的意图。并请求燕王刘旦入宫宿卫。
其二，由盖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直接政变，废除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帝。
这二套方案确实有很高的可行性，只要做成其中一项，上官父子等人必赢。
可问题是汉昭帝不傻，汉昭帝没能急于批准上官父子的上书，而是派人先召霍光入见。霍光大概率是觉察到什么，先是在宫外不敢入，等汉昭帝召见时，又“免冠顿首谢（摘掉帽子叩头告罪）”，汉昭帝立马就知道上官父子报告的事是假的。
汉昭帝问了霍光一些事情，就想将此事按下，不再处罚，还是让臣子们处于对抗状态。
事情没成功，上官父子就急了，因霍光也不是什么老好人，其人半忠半奸，能在汉武帝身边“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就不是一好人能做的。
于是，方案二启动，结果盖长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又知晓了计划，一上报，霍光与皇帝又知道了。
这次对刘旦动手的是汉昭帝本人，汉昭帝又派专使赐送玺书，斥责刘旦“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
刘旦自杀。
其实，从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内朝首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起，刘旦就没做皇帝的机会。不光因为霍光能力强，而且汉武帝将刘弗陵与霍光绑定在一起，想当皇帝就必须将二人同时拿下。但如此做法，又会让霍家势，遇到一个“有权力欲”的皇帝，霍家就没有好结果。
至于燕王刘旦，只能说有“进取心”不一定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