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黄埔回忆录》，作者戴友华，曾任广州开发区规划局局长兼科学城开发中心主任。

01

2002年，奠基成立三年左右的广州科学城，展开了大开发大建设。

2003年8月，我被任命为开发区规划局局长，兼任科学城土地开发中心主任职务。

那时科学城只有一条几百米的路能到临时办公楼，土地只征用了小新塘的 2000多亩地。我兼任开发中心主任起至2005年，每年基建投资约68亿元，征地工作也整片成块地铺开。大征地、大投入换来了今天的大变化。

科学城有山有水。我在规划建设中很注意“文化长城，生态记忆”。我跑遍了科学城附近的山头，发现有很多泉眼，非常注意把这些泉水保护起来。

在科祥路、翡翠皇冠等许多有泉水的地方，把泉眼围起来建造成园林小景，泉水池深度不超过40公分，保障了小孩的安全。现在许多泉水池中有青蛙、螺等生物，还可以养鱼。

在建设和谐生态方面，科学城的设计理念，打破了许多旧框框。

例如，道路建设依山傍水（泉），该拐弯就拐弯，该爬坡就爬坡，把有特色的石和树木保护起来。

科学大道靠近中心区的地方，有块看起来很舒服的大石头挡住了道路施工。施工单位想把它炸掉，被我们及时制止了。当时我们认为，炸掉它做会破坏生态环境，而且要花不少的费用。

为了保住这块石头，我们把道路分作来回两条单行线，一条爬坡，一条从下面走。现在看来既自然美观又实用。

另外，大家还想出许多办法——

设计道路最大坡度不能超过35°，让人坐在车上有舒适感；

在公路拐弯的地方，留出一角来做绿化小景；

每条路起码有三排树，按不同道路的等级退缩企业围墙，在围墙外搞好美化绿化；

企业内每隔5米就要有高大的树木；

打破在道路种树会影响交通的保守观念，在道路中间种上高大的树。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人得到“城在丛中、丛在林中”的感受。

在2004年广州开发区20周年区庆前，我向管委会主任凌伟宪汇报，要求从开发大道接科学大道以及永和大道接科学大道的两个路段建设“人”字公路，把开发区几个片区连起来，缩短这几个区之间及至广州市区的路程。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管委会的认可，并在周年活动前建成。周年活动在广州市委礼堂举行，那天大家坐车穿过这两条整齐而美观的道路，看到道路两旁的绿化环境，不约而同发出了惊叹声。

2004年，温家宝总理到大学城考察时，听说他在中巴上说，看了大学城和科学城，还是觉得科学城漂亮。

汪洋任省委书记时也说过，广州科学城代表着广州的未来，广州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就是广州科学城。

02

科学城在开发建设中，按规划要求，红线范围内萝岗的石桥村、暹岗村、玉树村、黄陂村、刘村的华普村都得搬迁另建。

另建的这些新村都建得很漂亮，农民搬到新居非常满意。新村用每平方米 1700元的成本高标准建成，但给农民是按拆一补一、一户一宅，每平方 1000元计算。

旧农村的住宅面积普遍很大，有的达到500多平方以上，实际得到的补偿，除了一家大小能住上足够的楼房宿舍外，有不少农民把多余的面积用于出租，比他们原来种田好得多了。

新村建在科学城周边，离他们原来的住地不远，全部是6层楼房，有利于农民搬迁，也为开发区和当地农民节约了土地，取得了科学城和农民双嬴的局面。国家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分别向全国推荐过我们这种政策和搬迁模式。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农民对科学城建设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无奈、服从到支持。总的来说是很顺利的，但并不是一帆风顺。

开始时，农民没有吃透政策，普遍都反对搬迁。

最典型的是黄陂村有个“留守户”，自称是“拉登”，50多岁，曾在监狱坐了20多年。以他为首的部分村民坚决不搬。

我第一次到他家里时，“拉登”拿着一个录象机对准我们，说：“我是‘拉登’，我怕谁？！”他家里养的很多狗也在狂叫。

尽管多次做工作，甚至向他们表态：即使你们房子手续不清，都可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考虑，给予80%以上的补偿，否则不作优惠。但对方仍不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采取双管齐下的做法，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工作，另一方面做好强行拆除的准备，向司法部门办理了行政强制拆迁的手续。

在“兵临城下”压力下，准备强行拆除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被我们说服了。

我们还采取了一条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把好地留给农民。

农民当时不能搞房地产建设，也不允许土地转让，靠自建工厂发展工业对农民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只能通过物业经济让他们有生存发展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分折，我们决定把发展第三产业的用地留给农民，在符合规划原则的基础上，让他们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创造财富。

我们规定企业不能自建员工住宅，划出一些地给农民建员工楼，然后出租给企业员工。

到2010年，黄陂村出租员工楼的年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仅有1000多人的玉树村，出租房年收入超过1600万元。

我在科学城经手的征地约70多平方公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说，没有你们的政策，我们没有那么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