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这里是国共双方摩擦的风口浪尖。
从延安南下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的一段狭窄地带，边区形象地将此地比之为“葫芦把”，把关中分区戏称“宝葫芦”。
国共合作时期，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来，因摩擦不断升级，又抽调保安独立三营这里驻防。
同时，这个地区也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所部的主要防区。
在关中和陇东一带，胡宗南部署了12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另2个骑兵师、8个炮兵团，共约20万人的兵力。
而且，骑兵2师、第28师、预备3师以及地方保安旅等兵力，部署在紧靠我边区鄜县、淳化、栒邑等县的洛川、邠县一线，直接威胁边区的安全。
此外，蒋介石的亲信、时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委派到鄜县、栒邑、淳化等地的县长，也都是内战内行、专门制造摩擦的大小爪牙。
1937年冬，八路军前线作战的大批伤员为了恢复健康，渡过了黄河，陆续回到后方，在第115师后方留守处云阳，建立了临时残废院，初称“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第五医院”。
1938年春，何长工提议设立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总院，毛泽东、李富春议定改“荣誉军人残废医院”为“荣誉军人教导院”。
于是，这年6月，第五医院改名为八路军荣誉军人教导院，位于泾阳县安吴堡残废军人医院升为总院，何长工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总院政委，共同负责总院工作，共有伤残人员1700多人。
10月25日，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政策重点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敌后根据地，加大炮击黄河西岸河防阵地力度，陕甘宁边区以东黄河防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在国统区泾阳县安吴堡荣誉军人教导总院撤入关中分区。
12月15日，总院政委王群率全院伤残学员行经国民党统治区旬邑县城南土桥镇时，遭到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率领的保安团刁难滞留。
次日，他们包围、殴打八路军伤残病员，他们强行扣押了路条、鸣枪威胁。
12月18日，栒邑县政府下令，地方各保甲不准卖给八路军伤员粮食和蔬菜，荣校因粮草断绝，遂于1939年1月12日奉命继续向土桥开拔，又遭顽军包围，并将荣校派去谈判的人员扣留（后释放）。
1940年1月16日，国民党地方当局调集栒邑、正宁、邠县、淳化等5县保安队300余人及壮丁队500多人先后集结于土桥。
22日，陕西保安6团与三原、泾阳等地的保安团也相继赶到土桥，在国民党邠县保安司令郑伯庸的指挥下，以2000之众将荣校伤残人员重重包围，并鸣枪胁迫退出该地。
为了避免暴徒对手无寸铁的伤残人员的无故屠杀，荣校伤残人员忍痛辗转进入关中分区新正县湫坡头镇区坪坊，根据上级指示改为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
这一事件，时称土桥事件。
为此，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致电蒋介石陈述土桥事件经过，严正提出：
“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栒邑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犯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
二、栒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进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退，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员暂住，否则拟请准予移住长武、邠州二县，改划该二县为八路军防地。”
蒋介石随后复电称：
“肖主任劲光：来电悉。已告陕西省政府制止矣。”
尽管这是蒋介石搪塞之词，但也表明他不得不承认中共要求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2月，蒋介石令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装30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武装摩擦。
为此，敌人一面增兵防强化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驻军力量，在与关中分区接壤的淳化、栒邑、宁县、正宁等地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督领保甲训练壮丁，增设广布特务机关。
在关中分区外沿，国民党除在淳化、栒邑县城、职田镇驻军之外，新增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改编第四保安支队1000余人，驻耀县1个保安旅1500余人，增驻旬邑张洪镇1个中队、耀县小坵镇1个连110人。
旬邑城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旬邑是八路军的募补（募兵补需）区，第385旅在县城设办事处，经协商，两党军队同驻县城，分区设防。
共产党驻军为关中分区独立一营营部及两个连，防区为县城东南部与东、南、北3个城门。
国民党驻军防区为县城西南部，栒邑县政府1个科增为4个科，该县驻有1个常备中队、3个保安分队和陕西省保安第六团1个大队，大队长刘贯生。
姚喜贵率一个保安分队3个班均驻职田镇；马宏德率一个保安分队3个班均驻张洪镇；郭相堂所率保安分队，2个班驻土桥镇，其自带1个班驻栒邑县城西城门；
刘贯生保安大队，第一中队驻栒邑县城北门，第二中队驻栒邑县城西门外双槐堡，大队部、第三中队、栒邑县政府同驻栒邑县城隍庙，第四中队驻栒邑县城文庙。
旬邑郝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春节期间，国民党军袭击旬邑县职田镇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八路军被迫还击。
附近的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也做了随时参战的准备，白天坚持学习，夜晚武装巡逻。
当年的陕北公学第三队学员金岚回忆道：
“看花宫以南二里多就是国民党军盘踞的职田镇，他们经常进行挑衅，制造摩擦。我们学校只有一个排的校卫兵，另外还有几十支步枪，为了保卫安全学习，我们晚间要轮流拿着步枪放哨。”
毕业留校的胡华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
“1939年春夏之交……看花宫离职田镇不过数里之遥，枪声隐约可闻。在那段时间内，陕公全校动员起来，作好戒备。
我们每晚上都派出游动哨，彻夜巡逻。每当轮到我荷枪巡逻时，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起这时在祖国广大的抗日战场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黑夜中放哨。
我，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为能参加保卫神圣的陕甘宁边区的自由土地而感到自豪。”
这年4月，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驻旬邑县看花宫。下旬，学校采购员陈应通，从云阳后勤部采购物资返回，途经栒邑县甘峪坡被杀身亡。
接着，保安队又向驻旬邑的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荣校政治部主任陈振亚得知敌情后，架着双拐（因左腿带伤）来到前沿阵地协助指挥，将敌军击退。
随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驻栒邑独立营政委兼中共栒邑县工委武装部长王四海，获讯找到国民党栒邑县县长张中堂，要求彻查并惩办凶手。
国民党栒邑县政府派一名科长，率人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驻栒邑独立营一个排，共同勘验现场。
验出陈应通中两枪身亡，弹壳系阎锡山所造冲锋盒子枪专用，为刘贯生保安团大队文仁昌中队长所佩戴；且有目击群众证明系3名身穿保安团服士兵所为。
接着，荣校派校务处副处长董志强带人，向栒邑县县长张中堂提出抗议:
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公开认错、为陈应通开追悼会、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谈判尚在进行中，张中堂又密令将从乾县返回的关中分区参谋张科科在路经县城时逮捕。
第385旅办事处得知此讯后，主任田润芝当即去县府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
张中堂答应释放，但却不放，田又二次交涉，张仍答应释放，但当田走出县府时，张科科就被杀害。
5月25日下午，30余名荣校代表再赴栒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张忠堂拒不答应并令保安大队向请愿代表开枪，当场打死荣校代表9名，荣校学员代表被迫以手榴弹还击，驻栒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闻声参战。
随后，张中堂遂请国民党陕西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调邠县保安团围攻独立一营。
当时，正在延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工作的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闻讯后，立即赶回马家堡驻地，并派分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宣传部长郭炳坤从速进入栒邑县城，加强独立营的组织领导和政治宣传工作。
荣校请愿代表、独立一营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激战七日七夜，国民党军第28师第81团、第82团奉命前来增援。
我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命令部队主动撤出了旬邑县城，王四海接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转来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放弃栒邑县城”电令。
未及张凤岐、郭炳坤等人进入栒邑县城，6月1日晚，王四海、齐渭川率部撤离栒邑县城，移往马家堡店头村，撤退时，因指挥员疏忽，忘记通知17名荣校代表而留在城内。
2日，国民党陕西省保安第六团排长何振海、班长姬德元和13名士兵沿街搜查。
他们发现，在郭保华家有荣校代表，何振海立即开枪杀害1人，姬德元掷手榴弹炸死3人，保安第六团第一大队四中队长王振西开枪杀害3人，接着，在一商店中，何振海排俘4名荣校代表，何振海又杀害1人。
滞留栒邑县城17名荣校代表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8人，剩余9人陆续被捕押解保安第六团刘贯生大队，后经交涉释放。
这次武装流血事件，史称“五﹒二五”栒邑惨案，史称“栒邑事件”。
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却惨死于“友军”之手。使人深感痛心与愤慨！
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和平解决。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分析后认为：
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地块，然后再将由马栏到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
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的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使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肖劲光、习仲勋等人，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出发，每次都急电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要求制止事态发展。
但是，由于蒋介石的方针已定，当地顽军有恃无恐，摩擦事件不但得不到制止，而且形势越来越严重。
“五·二五”事件过后不久，柯仲平带领陕甘宁边区民群众剧团，来旬邑照庄村给荣校学员演出。
驻职田镇国民党军两个连，以打猎为名，突然包围了照庄村。
荣校全体干部、战士奋起反击，掩护剧团转移。关中分区知道后，派部队疾驰增援，国民党军慌忙逃回职田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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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派夺去旬邑、淳化县城后，扬言要打到延安去。关中分区专员公署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顽军停止对边区的破坏，退出已侵占的地区，拆除旨在进攻边区的一切军事设施。
随后，根据地军民先后与顽军进行了十余次反摩擦战斗，
为了打通关中分区和延安的通道，拔掉马栏国民党军据点。1940年5月下旬，关中八团和三团二营400多人，分三路向马栏进攻。一路从芋子沟南梁下来，一路绕药王山从南梁下来，一路顺川进来，包围了马栏。
战斗于鸡叫前后打响，天明结束，只两个多小时，国民党守军除跑掉少部分外，其余全俘。
1940年5月间，四、六区（湫坡、底庙）失守，国民党保安团李姓团长率100余人驻东牛村。
为了拔掉这个钉子，7月15日，八路军后防留守独立第一营营长罗春生，政委王四海，带领三个连400余人，以野外演习为名，进驻康家园子。
16日下午，我军进行战斗部署，组成突击组，当晚冒雨出发，天快亮到达东牛家坡村城下，选好突破口，立即架云梯登城攻击。
守军负隅顽抗，突击组战士加强火力反击，一举取得战斗胜利。俘1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枪100余支，当场处决了团副，李姓团长带伤逃脱。
1940年后季，为了加强对边区的攻势，旬邑保安团200余人，纠集张洪第五德才带领的自卫大队100余人，土桥李作贞带领的自卫队100多人，驻扎土桥，威胁边区安全，并伺机进攻边区。
一天，关中独立营三连和刘三才带领的赤办保安队配合，分三路向土桥行进。一路从小宁向南；一路绕至土桥以西向东；游击队和保安队从中嘴出发到土桥沟向西，三面包围了土桥城。
入睡后开始攻击，当北边部队率先冲上土桥城后，守军已向南逃跑，只捉住了土桥镇镇长马瑞林，就地处决。游击队动员群众挖倒了土桥城，捣毁保安团盘居的巢穴。
1940年2月，国民党军队在甘坡嘴修筑了1个碉堡，驻1个班防守，关中分区独立营侦知后，派两连队伍，以1个排攻打碉堡；1个排深入县城附近活动，阻其增援；另一个连作后备援助。
晚上3点，八路军官兵摸入壕沟，迅即爬上碉堡，从枪眼里仍进炸弹，炸死11人，仅半小时结束战斗，缴获新式枪12支，拔掉封锁线上的一颗钉子。
1941年9月，驻边区神崖沟的关中独立2营6连，每天派出1个班到小峪子一带巡逻，保卫群众收秋。
驻职田镇的国民党暂二旅1个营，侦察到六连的活动规律，一天晚上4点将1个营的兵力埋伏于小峪子村，企图伏击。
天快亮时，他们不见6连到来，正往回撤，当行至距神崖沟不到11公里的地方时，突然和6连连长王永万带领的20多人遭遇。
王永万立即带领战士迅即发起冲锋，击毙国民党军连长1名，打死打伤20多人，该营受挫，惊恐莫名，慌忙逃回职田镇。
国民党暂二旅不甘心失败，在1941年后季，又突然向驻长舌头关中分区第3团1营防地进攻，由于来势凶猛，装备精良，该营暂时退到后掌村一线，暂二旅乘机占领了长舌头、青村等10多个边区村庄。
为了将其消灭，该团2营两个连由后掌村翻沟上原，到达上、下墙东南向其侧后进攻；6连连长王永万带领部队占领上、下墙村城，居高临下，猛烈射击，7连随后到达上、下墙村断其后路。
暂二旅见势不妙，狼狈溃逃，伤亡50余人。三团收复了被占领的十多个村庄。这一仗后，暂二旅龟缩职田镇，不敢轻举妄动。
旬邑自卫大队大队长郭相堂，1940年6月在淳化县井树全军覆没后，回到旬邑重新组织起自卫队100余人，驻在边区前沿职田镇那坡子村，与边区相抗衡。
独立一营决定由7连打歼灭，6连到那坡子和职田镇之间牵制职田、店头国民党驻军，5连作预备队随营部行动。
晚上4点，7连快速突入那坡子村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自卫队四处逃窜，郭相堂藏在井里才免被俘。共缴获步枪八九十支，机关枪1挺。
与此同时，驻洛川国民党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频繁调动部队，向鄜县开进，一部已进占鄜县南部的几处村镇。
这时，我鄜甘警备区司令员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兼任，由于要处理整个兵团的许多事情，很难集中精力应付鄜甘一带的严重局势。
而警备区下面只有阎红彦为团长的警三团和陈先瑞为团长的警四团以及特务团等兵力，分布在很长的防线上。况且，鄜县距离延安，不过百余里。
为了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党中央指示肖劲光等人，加强鄜甘警备区，抽调文年生率领警八团开赴鄜县一带，并任命文为鄜甘警备区司令员，阎红彦为政委，陈先瑞仍任警备区副司令员。
同时，毛泽东仔细修改了肖劲光给马禄和洛川专员等人的电文，并在亲笔起草的一份致程潜、蒋鼎文的电稿中严正声明：
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
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当地局势，毛泽东同志还先后两次起草和改写以鄜甘警备区名义发布并在各村镇要道张贴的布告。
他在布告中写道：
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政协商。唯期地方安静，即以巩固河防。倘有汉奸国贼，敢于以身试尝。国家法纪所在，决不许其徜徉。
与此同时，我方还派代表去与马禄进行了说理斗争。
警八团到达鄜甘前沿后，立即同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部队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肖劲光来到了鄜县及其附近的茶坊、交道镇等地查看工事，同他一起从延安来的，还有两位苏联军事顾问。
肖劲光等人看到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险要地段，都筑起了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指战员们对于顽军可能从哪里来，自己准备怎样应付，也能讲出个一二三四。
马禄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没敢轻举妄动，立即回电说是“误会”，双方应以团结为重，互不侵犯，找了个下楼的梯子，缩了回去。
正当马禄杀气腾腾，妄图挥师北上，从外部进犯边区的同时，国民党派驻鄜县的县长蒋隆延在边区境内，紧锣密鼓，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蒋隆延在鄜县地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一再加重民众负担，致使民怨沸腾，群情激愤。
1939年12月，大义乡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一起拥到县府请愿，当地政府为了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帮助他们做工作，才将这些群众劝回。
但是，蒋隆延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指令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率领匪徒在大义乡一带，切断交通，劫走我军来往人员数十名。
随后，又组织暗杀队，埋伏险要，阴谋杀害我鄜甘警备区领导干部及各团、营长，制造恐怖气氛。
1940年1月8日晚上，八路军特务团参谋长匡裕民的警卫员从该地经过，暗杀队误以为他就是匡裕民，突然行刺，将他杀害。
正巧，此事被路过的八路军特务团一位连长发现。该团断然采取措施，立即派出部队缉拿凶犯，当场捕获凶手罗克勤。
接着，他们又捕获暗杀队的头目、中队长韩振江和分队长王子玉，并解除了这个暗杀队的武装。
事后，肖劲光致电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严厉惩办肇事者。
《新中华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鄜县的大暗杀案》为题，发表社论，并以一个多版的篇幅，详细报道了事件的经过，对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愤怒控诉。
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接连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共124起，其中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64起，占据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
为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八路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制止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经过肖劲光、习仲勋等人的努力，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