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初，华北地区已经是寒风呼啸，雪花飞舞，万木凋零，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国桂林，依然是郁郁葱葱，景色宜人。

可是，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指导工作的周恩来，无心观景，因为他接到了蒋介石的邀请。

两人见面寒暄之后，蒋介石说道：“共产党跨党，大家都不赞成。共产党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

这个时候，国共和谈才刚过去近一年，周恩来听后很是不满，但他面带微笑，并没有打断。

蒋介石接着说：

“恩来，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约毛泽东面谈解决。”

闻听此言，周恩来不再沉默，他敛起笑容，答道：

“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却未必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党。

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末到，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

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面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

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得蒋介石大失所望。他怏怏地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实际上，消灭共产党，或者“熔”化掉共产党，是蒋介石多年的心愿，可以说，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心愿。

但是，西安事变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蒋介石被迫暂时放弃铲除共产党的心愿，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

那么，抗战进行了一年多的这个时候，蒋介石为何又有了“熔”共的念头呢？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

此刻，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时，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

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

最后的结果，日军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也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

不过，蒋介石这时看到，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心中又燃起了“溶共”念头。

遭到周恩来拒绝后，蒋介石在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把话讲得更加明白：

“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同时，蒋介石曾直言不讳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持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由此可见，以后国共之间的诸多军事摩擦，归根结底均源出于此。

1939年1月，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在致蒋介石电文中称：

“陇东自十八集团军入驻后，已将庆阳、宁县、正宁、环县、合水、固原等县一部分地域划归所谓边区管辖，并以蚕食之手段，逐步向外发展。比年以来，经本府严切防制，虽纠纷摩擦不断发生，而其势力尚局于固有之范围，迄未越雷池一步。”

当时，抗战时期甘肃陇东各县，政权形态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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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共在八路军实际占领区域内，设立了一系列政权组织:

“庆阳设化赤县，县治设新镇堡；固原设固北县，县治设苦水掌；环县分设环县及曲子县，（新）环县设环县旧治，曲子县治设环县所辖曲子镇；合水设华池县”。

以上各县同属庆环专区，专员公署设于曲子县。

“宁县设新宁县，县治设齐家川；正宁设新正县，县治设湫头镇，以上二县隶关中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

上述各县之行政设施，均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统辖，边区政府之下划分行政督察区，设专员公署，公署辖数县，设县政府，县之下为区，设区政府，区之下为乡镇，设乡镇政府。

另一方面，国民党陇东当局在镇原、宁县、正宁、合水、环县、庆阳等县也设置县政府，隶属于第三行政专署管辖（专署设于西峰镇），并在各县区组训保安队，编组保甲。

至此，陇东各县呈现出双重政权和两种军队共存之局面。

为了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早在1938年2月，甘肃省政府就拟定了《对付八路军活动实施纲要》，其中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民运工作进行多方限制。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对共政策。

受此影响，国民党甘肃当局对陇东统战区域的争夺亦变得更为迫切。不仅把“防共”、“反共”列为施政之首要目标，还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制定了限制八路军活动的“八项方针”和“十二项原则”。

同时，赋予了第三行政督察专员自行调配各县保安团队及其直接奖惩署内公务人员之特权。

在上述原则及政策的引导下，陇东地方当局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借助地方驻军及保安队力量挑起国共争端，并以极小的政治代价换取对陇东统战县域行政和军事的控制权。

西峰镇本来是我党的防区，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刚成立时，被关麟征所属第165师抢占。

1939年2月底，国民党派驻合水县应子区的匮长王永清，在阻挠找军购买粮食时，收缴了我军第7团3营营部采买上士的武器。

3月初，该团3营派8连连长陈凤山去区公所交涉退还武器的事，王永清竟然破口大骂八路军是土匪，又收缴了陈连长的武器，并将他捆绑起来。

该连士兵十余人闻讯前往营救，王永清指挥保安队埋伏在城根下，开枪射击，投掷手榴弹，击伤我军战士四名。

我方忍无可忍，将这个王永清捕获，带到营部审讯。问是谁叫他这么干的，他坦白供认:

“奉了专员、县长的命令”。

当时，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是钟竟成，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立即给其打电报进行谴责；同时，致电朱绍良，要求切实查办此事。

对于陇东当局的“反共”行动，甘肃省政府予以包庇，并通过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一封公函，公然指责八路军称：

自十八集团军入驻陇东以来，省政府以其系属中央部队，一直都令各地行政机关予以协助，给予便利，希冀军政双方密切合作；

不料，八路军政工人员却以军队为护符，“任意干涉行政，收买流氓地痞，遍组非法团体，在组织之先既未声请许可及立案，而成立之后又不接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县政府为推动政令，只能依法将“非法团体”予以解散，或将“流痞”予以拘捕。

随后，肖劲光在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复电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指出:

“该王区长为现行军事犯，应由本军法庭依法处理”。

为了筹谋善后之策，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建议：

“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中央卸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专员会同地方驻军，协同保安队予以抵抗。迨事态扩大，则声请中央制止。

似此办理，胜则可驱逐其势力出于陇东，败则有中央出头制止，且有词可假，其结果必不令甘肃省政府退出甘肃，而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党’必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即有词可依据制裁。”

对于施的建议，朱绍良深表赞同，并于1939年3月26日电呈蒋介石：

陇东形势日趋严重，交涉已无途径，为谋妥善解决，提请如下办法：

一、设法调防；

二、八路军如反抗调防，则以武力制裁；

三、如调防暂难实施，则由专署径令保安队予以相当打击，再由省府收拾。省府认为，如欲限制其力量发展，似宜予以严重打击，使其有所警惕，畏难而止。

“惟抗战紧急，国步艰难，大张挞伐，亦非所宜。职意此类事件，应极力使其地方化，即纠纷发生尽可由钟专员按照所陈第三项办法相机处理，较易伸缩，不但中央可诿为不知，本府亦可处于斡旋地位，既不失国际之同情，又可留收拾之地步。”

虽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存在耿耿于怀，但他们也认识到共产党在边区的各种政治组织，殊非一纸命令即能取消。

为此，蒋介石于1939年4月28日密令甘肃省政府称：

对于八路军“谋割据把持”之企图，应严加防制，“如共产党员在各地有非法行动，并应依法严惩，勿稍宽纵”。

根据蒋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于1939年4月抄发给各县的“消极防制办法”中明确规定：

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共产党之各种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然因此发生摩擦，亦不应有所避忌。

无论在战区还是非战区，凡未经事前呈准在案，而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

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严惩。

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打破了陇东地区原有的权力平衡，而该地区既有的双重政权与两种军队共存之态势，则为陇东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4月8日晚，国民党“三区保安司令部特务队将镇原屯子镇、中原镇、平泉镇等处八路军工作人员先后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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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八路军“长武部队派一班人护送由西安领来之三营四月份军饷三千元，驴子一匹，文件等物，不料行至屯子镇，被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保安队七十余人开枪截击，击伤我方一人，现生死未明，并将三千元及驴子一匹、文件等物，步枪一枝、子弹三十排一并劫去”。

对于国民党陇东当局之挑衅行为，中共陇东办事处认为这是“国民党现乘日寇进攻紧急之时，向特区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反攻的防守方式”，并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向甘肃省政府、西峰镇专署提出严重抗议。

然而，八路军的抗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省政府和专署的回应。

为了防止此类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陇东军民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予以还击。

于是，驻镇原八路军第385旅第770团3营营长张怀兴在镇远县城加强警戒，镇原形势日渐紧张。

这时，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以该县驻军节节威胁，情势严重，电请钟专员设法援助”，而钟“拟抽调驻何家地坑一带之特务队两中队，另由庆阳保安大队附李鸿儒带往镇原弹压”。

紧接着，国民党第165师第988团2营亦于1939年4月20日“奉命调驻镇原太平镇”。

闻知国民党军调防消息后，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该营即闭城自卫，严密布防。

邹介民见势不妙，乃于4月21日化妆逃出城外，驻于镇原屯子镇。

但是，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仍于4月25日举行暴动，妄图与城外国民党军里应外合。该营果断出击，迅速将其制服；并坚守城池，以待交涉。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当局胁迫驻宁县的我第770团2营撤走。该营未予置理，县长方振武便赴西峰专员公署密谋。

不久，第165师的3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和壮丁队70O余人，向2营发动进攻。

该营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一幢楼内。

这时，预先布置在城外的国民党军骑兵连乘势攻城，我2营闭城坚守，宁县局势遂呈胶着状态。

王维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镇、宁事件发生后，八路军第385旅旅长王维舟即向钟竟成发出警告：

贵专员调集八县保安队，到处绑劫本军人员，抢夺本军火饷，制造武装冲突，处心积虑，已非一日。“今果向本军驻宁县部属开始猛烈攻击，陷抗战于不利，作日寇之先锋，不知贵专员居心何在？”

林祖涵亦以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名义向朱绍良提出严重抗议：

查陇东镇原、庆阳、合水、宁县、新正五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即拨归八路军驻防，与当地民众友军相安无事，“今钟专员故意制造摩擦，杀害八路军人员，又复以武力威胁，企图造成流血惨案，此情形不仅有碍精诚团结，捣乱抗战后方，抑且挑拨友军互相残杀，帮助敌人削弱力量”。

宁县事件发生后，被困于宁县县府高楼的方振武即向朱绍良、钟竟成求助。

为了避免触及敏感及牵涉太深，朱绍良令钟竟成负责交涉。

钟竟成当即致电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

“请其径电制止在宁县八路军之非法行动，并由第165师政治部派成锦前往制止”。

同时，他又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双方派员解决，一切恢复事变前之状态”；

二是“撤除一切战时戒备，开放城禁，准许公务员自由出入县府。所需食品、饮料得自由购置”。

对于上述建议，八路军第385旅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表示原则上接受。

1939年5月中旬，朱绍良派其代表甘肃省参议谭季纯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进行交涉。

谈判中，双方虽拟订了撤围和开启城门的初步办法，但由于国民党军拒不执行，并于5月14日、15日又向八路军开炮射击，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无奈之下，谭季纯再赴兰州请示办法，经朱绍良暗授机宜后，于6月26日重返庆阳继续谈判。

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后，双方代表于6月29日在庆阳驿马关签订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

为了赢取持久和平，避免摩擦再度升级，八路军三八五旅王维舟、耿飚等提出了《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

但是，甘肃军政当局不仅对提议置之不理，甚至积极策划新的摩擦行动，并对各县政府有组织的“反共”遏制行动给予暗中鼓励和支持。

并且，迅速突破了八路军能够容忍之底线。陇东冲突在经过半年的短暂停歇后再度爆发，且冲突的烈度和范围也远远超越了第一阶段。

朱绍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9月中旬，朱绍良与驻甘肃省平凉国民党军第97师师长韩锡侯、西峰专员钟竟成密电频繁来往。

12月10日，宁县国民党县长方振武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第97师一部的配合下，袭击我军驻该县的一个营。

他们在事先掘好的地道里埋藏地雷，突将地雷引爆，造成我军伤亡过半，营长受重伤，官兵顽强抵抗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该城遂被国民党军占领。

与此同时，合水县的保安队为配合宁县顽军的进攻，也向我驻该县的一个连袭击。经三小时激战，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缴械投降，没有占到便宜。

在宁县事变的刺激下，1939年12月14日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率县保安大队向八路军驻军王营发起攻击，受到王营的猛烈反击，县保安大队被迅速击溃，邹介民等亦被围困在县政府和东城楼。

15日，国民党保安队从西峰赶到，占据了南山和东山，国民党第97师段营亦到达申家塬，并在16日用迫击炮轰击王营机枪阵地，王营被迫退守北山玉皇庙一带。

随后，第97师一团长又亲率两营赶到申家塬，对我军实施夹击，该营伤亡较大，一些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因敌我力量悬殊，激战至16日，二营在得到旅、团首长的批准后，于当天深夜，从事先挖好的一个城墙洞内，主动撤出。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间，国民党顽固派还调动长武一线的第35师、第165师分头向我边区开进，并派飞机在镇原、宁县上空侦察。

此时，我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也被顽军包围，幸办事处人员事先察觉，采取对策，才得免于难。

纵观陇东事件发生之经过，其间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中央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中央“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烈度亦未溢出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和严重化”的解决范畴。

为了表明对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政策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反共行动提出严正警告，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通电国民党西北军政当局，严厉斥责其种种不法行为，并期盼国民政府能“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虽然陇东事件经历反复，其烈度亦一次更甚一次，但身处民族危难之际的国共双方均不愿因此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合作关系，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此时国共两党都不愿看到此种冲突的过分升级。

因为，国民党的目的只是企图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局部性冲突以“遏制”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而此时的共产党亦坚持只要国共之间的冲突未能冲破中共容忍之底线，仍主张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虽然，国民党甘肃省、县政府试图借助陇东冲突以“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但是，这一目标亦只能通过双方谈判来实现。

正如朱绍良于1940年1月7日给钟竟成的密电中所言：

“双方相持期间，应策动民众团体，将‘匪军’窜扰及地方损失情形随时电呈中央及省府，以明真相，而备交涉。”

事实上，自1939年12月宁县、镇原、合水等地发生冲突后，八路军第385旅也即函电交涉，并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之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1940年1月5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将这一事件之起因及发展之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并对国民党陇东当局在此次事件中的破坏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但是，朱绍良却复电称:

“萧之陈述，颇与事实不符”。

并且表示，此次肇事以及事态之扩大，应由八路军负责。省政府对于此类事件，历来主张和平解决。不过，地方官吏因职责所在，实行必要之防护，省政府亦不能过于抑制。

面对朱德等人之通电，蒋介石却难得糊涂，并不忘将问题推向甘肃省政府，而朱绍良在呈电中亦模棱两可：将陇东事件定性为地方性事件，乃是甘肃省政府处理该事件之既定方针。

依据此项方针，所有日常工作之推进，轻微纠纷之处理，一般令饬地方官吏多负责任，省府亦不知所以然。

因为，此类事件，一是中央未加指示，即是省府，亦不欲多所与闻。而且省县职务各有分野，省府可纠正其过分之行为，而不能抑制其必要之防护。二是八路军“已改编为中央部队，抛弃固有主义，同一国军，何待防制。庆、合、宁、镇为本省辖县，同一省境，何待争夺”。

所以说，陇东事件不仅是国共之间地方性的军事摩擦事件，更是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政策的初步实践。

1940年1月9日，何应钦与叶剑英就陇东事件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但磋商之内容却涉及“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合法性问题。

由于谈判双方对于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的分歧较大，叶剑英建议可从长考虑。

至于“陇东冲突刻已停止，为使双方更能融洽起见，派王观澜会同前往解决”。

在何、叶谈话中，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处处忍让，但是，朱绍良对谈判结果仍不满意。

他在致何应钦的电文中表示：

“‘共党’问题为国家腹心之疾，此次中央统筹调整，划设专员区，自系迁就事实，暂资过渡。”

但在划设之前，必须满足下列两项条件：

一、此次调整，应责令取消共产党设立的“边区政府”及“省政府”，其划设专员区的县份，其县政府的设置及一切措施，也必须秉承省政方针，不得自成风气；

而未划入其专员区的县份，更应将一切畸形组织即日取消，由省政府接收整理；

二、此次调整，必须将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一律调驻于所划专员区内，不得任意留驻。

朱绍良还表示，兰州国际关系日形复杂，以距离“共党”愈远为愈妙，最好令其退出甘省，而以陕省多划一二县为交换条件。

同时，宁、正、镇、固等县之八路军，则必须完全退出，原有部队调驻于所划县份以内，一切“畸形”组织，必须取消，交由省府接收整理，此为最大限度之让步。

由此可见，在陕甘宁边区划界问题上，朱绍良不仅极力压缩陕甘宁边区之辖区，而且对于中共与苏联衔接之陇东各县异常敏感，以至于不惜多划陕境而隔离兰州。

至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最终拟定出陇东事变后国共在陕甘宁边区一带划界交涉之初步方案。

不过，这种交涉方案只能是国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因为，它是以侵害陕甘宁边区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而以其为谈判基础的国共交涉必然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虽然朱绍良对于交涉事宜毫无诚意，甚至认为国共合作也仅仅是权宜之计，但中共中央仍决定派谢觉哉赴陇谈判。

谢觉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1月8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关于谈判条件：

“（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

（乙）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

（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

（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1940年1月30日，谢觉哉抵达庆阳，2月12日赴西峰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表李学谟进行交涉，并口头商定临时解决办法四点：

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二、暂维现状；

三、互释被捕人员；

四、根本问题俟谢觉哉到兰州与省政府主席商谈解决。

在谈判期间，钟竟成要求驻宁县、镇原的八路军完全撤退，遭到谢觉哉的拒绝。

陇东事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向之后，国共之间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摩擦。

它为此后国民党反共势力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提供了一个试点，亦为国共关系由精诚合作向冲突性合作构筑了通道。

事变后，国共之间持续的军事对峙，以及交涉的无果而终，迫使国共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加强在该地区的军政力量。

虽然，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蠢蠢欲动，意欲强化西北防务，甚至筹划围攻陕甘宁边区的“宏图大计”。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愿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大动干戈，更不愿因此破坏国共合作、甚或影响抗战前途。

蒋介石在1940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共党’之整个计划：甲、先取守势；乙、不与法律地位；丙、不必交涉。”

日本的侵略，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亦削弱了其在中共后方根据地的兵力布局，而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时代主题，更不允许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