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聚兴的衰落和倒闭——绸缎老店恒聚兴忆述（10）

恒聚兴由丰镇迁到归绥之后，由于铁路刚通，得到很快的发展机会，因为它属于京庄货，在花色与品种上要比以土布为主的山西帮优越得多，加之在开办的初期采取了货真价实、薄利多销的办法，在归绥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火车通到包头时，又在包头前街开设了分号，资本不断扩大，实力更加雄厚，这时两号的资金约在五万元左右。归绥恒聚兴的人员也由十五、六人发展到二十五人以上，从在绥、包设号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交通阻塞，人心慌慌，生意逐渐萧条下来，它也开始走向下坡路。

首先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归绥市，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心不稳，市场混乱，商业活动更无从谈起。后来平津交通恢复之后，秩序才慢慢正常起来，恒聚兴也才开始了正常经营。一年多的战乱时间，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到1939年才开始有了起色，但和战前相比已经相差很远了。随着日寇的侵占，伪军伪警的敲诈勒索，宪兵特务的横行霸道接踵而至，每天摆在街面上的门市是首当其冲的。为了维持营业，只好逆来顺受，多方打点，以求得平安无事。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布匹业中实行了棉布统制——不准从平津一带向归绥运棉布，市场上布匹越来越少，门市上除丝织品外，只有麻类（人造纤维）织品。这类商品既贵也不结实，一般人是不愿穿用的。布类货只出不进，麻类货虽有但销售不畅，这样惨淡经营了一年，已经入不敷出，开始亏本。

在此阶段伪税务人员对商业进行变本加厉的勒索，同时还成立了所谓的经济监视署，名为检查棉布不准交易，实则采取各种手段敲诈，商店陷入难以生存的困境。为了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只得一方面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北平，并派人在那里贮存货物，必要时也可以作些经营活动；另方面把一部分商品匿藏起来，以备用时销出，只留少数冷背残次货应付门市，以表明商号尚在经营中。

到1943年局势更加严酷，绸布行业更加困难，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还允许和西北的甘肃、新疆通商，成立有通商委员会办理通商事宜。恒聚兴又把布匹换成允许输出的商品，雇驼户运往甘肃凉州等地，实际上是转移一部分资金到内地，同时派出工人随货到凉州，除换回一部分沙金外，留下部分资金委令二人见机经营。1944年又往凉州运去一批货，两次走西虽然取得一些利润，但为数很少。迨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人民欢欣鼓舞，物价一落千丈，留在凉州部分资金不仅赔光，还欠下外债，这是恒聚兴第一次大损失。

其次是1943年冬，门市上几乎无货可卖，每天只是开门应付而已，所有人员只好靠私下卖出藏匿货物换回粮食供养。形成坐吃山空的悲惨局面。即使如此也不允许你安然苦渡，当年春日本宪兵队以通敌的名义将恒聚兴的副经理扣押，经过花钱运动才得以放出。为此，1944年有半年的时间，索性连门市的门窗也不开了。整个大街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掌柜又怕这样下去敌人追究：不做买卖靠什么吃饭？于是买了一些小商品，象毛巾、袜子、香皂之类摆起来开门不开窗来应付。同时商号名称也改成魁德成，以缩小目标，掩盖真相，这又是一大损失。到抗日战争胜利时除早年购下的一所房子外，剩下的流动资金如折成白布计，大约只有五、六百匹之数了。

再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恒聚兴恢复原名重新开始了营业，虽然资金锐减，实力大衰，然而对经营前途充满希望。库房虽然空虚，但门市上尽量摆满货架，以图招徕顾客。从1946年火车通到平津之后的一、二年时间里，生意逐渐兴旺起来，尽管物价飞涨，但能随手抓货，也还能维持一定的销售利润。可是从1947年起由于国民党大打内战，到处抓兵充当炮灰，苛捐杂税频繁，特别是1948年的法币改为金圆卷，到冬季波及全国的抢购风潮使刚刚望见生机的恒聚兴大伤元气。恒聚兴是处在闹市，布匹又是抢购购中的热货——大把金圆卷进来，大批货物流走：既然是门市又不敢拒卖和关门，由于所有的货物都堆在门市，库房根本无货，所以抢购风过后，只剩下一堆堆的贬值钞票，这是走下坡路的第三次大损失，使得恒聚兴濒临倒闭。

苟延残喘到北京已经解放的1949年夏季，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前夕，恒聚兴召开了一次全体股东会议来确定它的前途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最大的股东高秉斋退出财股，其余小股东愿意留下继续经营，并把绥、包两号彻底分开，各自独立。三名高生意（股份多）的掌柜离开，重新确定以白布为核算单位的资本数额，进行了一次大的整顿改组。在字号名称上除维持了恒聚兴原名以外，又增了同记二字，以示和前者区别，这就是延续到解放后的恒聚兴。

经过大整顿的恒聚兴除了原有的设备和后院一处房产外，流动资金只合白布200匹，（这是当时普遍运用的折算方法，因货币不稳和归绥一度恢复银元所致）为了维持生存，把余出的后院租赁出去，以补企业的不足。缩小营业面积，原有的后柜台一律移到前面，腾出作为柜房。人员也由原来十几个减少到九人，加上炊事员和徒工共十二人。为了鼓励所有人员能为企业卖力，除徒工外包括刚出徒的小伙计在内，都给顶上生意，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绥远“九一九起义”后，火车通到平、津，恒聚兴又在天津设了采购人员，企业也开始活跃起来，但不能大批来货，只是靠邮局邮寄货物。

1950年和1951年两年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周转困难，总的看还能勉强支撑，也有一定的利润可图。后来经过镇反和民主改革运动，生意已经开始萧条起来，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半年多大运动，私营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掌柜们只想如何闯过五关，伙计们参加了揭发检举——帮助资方过关和评议企业属于何种类型等活动，对企业经营根本不加考虑。经过这次运动，恒聚兴被评为中间性的违法户，罚款并不多，但是半年多的经营和生活损耗，已经使本来就不多的资金再次耗尽，眼看着企业岌岌可危，掌柜们和伙计一样思想涣散，无心经营，经济上也无力继续驻外地采购，因而撤回了驻天津的采购员，一律从本市百货批发部进货。

这样，销售利润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经过三反五反之后，在经济往来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门市购货可以延期付款，只要销售快就不愁延期付款，不仅资金周转加速，而且可以期款壮大自己的门面——看起来商品琳琅满目，其实有些是赊而来，商品越多越容易销出，反之就困难了。五反后，完全要靠自己的资金充实货架，根本无期货可以利用，而自己资金少、商品缺，难以满足顾客的需求，销售日渐减少，每月的利润连十来个人也难维持。

后经工会同意，又减去几个人，以求得延时渡日，实际上仍无起色。到这种地步掌柜们怕蚀掉自己名下的公积金，伙计们怕吃饭后拿不到起码的工资，更加人心思散，加速了企业的进一步衰落，只是由于党的政策不准随便歇业才如此拖延下去。

延至1955年，终于宣告了恒聚兴布店的歇业。这个大约成立于清朝末年的老企业未能迎来1956年的公私合营就寿终正寝了，歇业后掌柜们大部分回了老家，带着他们分到的财产去度晚年了。剩下的伙计在行业工会的协助下重新就了业，继续干起自己的店员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