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而起，到秋收起义率队上井冈山取得4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四渡赤水的奇迹；再至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最后将美国人斩于马下。

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总能以弱胜强、屡克强敌、所向披靡？这其中离不开毛主席的巨大贡献，他曾为党、为军队做出3次关键决策，每一次都是危难之时，每一次都让我党立于不败之地。

“支部建在连上”与“小组建在班上”是毛主席在人民军队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重大发明。“支部建在连上”这种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项制度起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利后，毛主席率队上了井冈山。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地方工作、党政工作和军队工作上都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经有了燎原之势。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在谈到军队中党的组织时，他说：“党的组织，先分为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叶挺部每个团只设立一个支部，所以无法承受重大考验。现在红军中的党员和非党员为1与3之比，即平均每4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的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是毛主席长期在实践中摸索而来的。

我们这支军队，从创建伊始，就十分注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怎样在军队中建立立竿见影的党组织，刚开始是模棱两可的。毛主席口中我们党掌握的叶挺部队，尽管设立了党组织，但却在每个团设一个支部。

军队中设立党组织，这在其他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从党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次尝试。但这种做法存有弊端，连一级不设党组织，很难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倒是有了党组织，却不能直接掌握部队，因而并没有实现党的统一领导。诚如毛主席所言：“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严重的考验爆发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卸下面具，拿起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我们党只能拿起武器，武装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但这次起义最终以失利告终。在生死存亡之际，毛主席刚毅果决，放弃原计划，让众人退至文家市集中，而后率队向罗霄山脉开进。

1927年9月21日，毛主席率队向罗霄山脉开进时，一路上都在冥思苦想起义失利的原因。在苦思的同时还不忘和身边人交流。恰逢此时，一个叫何挺颖的指导员引起了他的注意。何挺颖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富五车，思维灵活，看问题的视角独特。他领导的连队士气高涨，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平时都对连指导员尊重有加，连一个逃兵都没有。

当部队行进到九陂之时，毛主席与何挺颖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的谈话情景是这样的：

“工农革命军走到今天，也算是饱经劫难吧！俗话说，一个人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样才称之为好汉。一支队伍更要如此。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怎样才能将部队团结在一起，不让大家垮掉呢？这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啊！”毛主席声音低沉而又充满了忧虑。

何挺颖低头沉思一阵，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见地：“部队连续吃了败仗，现在只剩下这几百人和一些枪。我想这不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党对军队领导权的问题。”

“挺颖，你说的很对呀！”毛主席亲切的称呼着他的名字，继续说，“你说的很对我的思路！我也正在思考党怎样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 毛主席接下来这几天的思考脱口而出：“这次暴动的诸多失利，就暴露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轻敌大意等，就是军事主官自以为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阳奉阴违，不允许自以为是，一切行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主席的想法，何挺颖直言：“所言极是，问题是该如何树立前委的领导，光靠命令也无法解决呀！”

毛主席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他还是想听听别人的看法。何挺颖一脸认真地说：“应该从部队中的党组织着手。现在，部队里的党组织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把握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想法和毛主席不谋而合，毛主席继续追问：“挺颖，你担任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然，何挺颖是经过反复思索的，进而有了成熟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不紧不慢的说到：“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只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的都没有党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在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但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没想到呀，何挺颖的想法和自己如此的契合，毛主席兴奋的表示：“对，你说的太对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基层中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队一级。”紧接着又说，“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换掉，设立党代表制度，支部书记都由党代表担任，战士们在思想是哪个保持一致。”毛主席最后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军魂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从毛主席和何挺颖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在自己的心中已然有了成熟的想法，也在一定范围同其他人交换了意见。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重中之重的问题是改变支部建立在一团上的制度，变为支部建在连上，并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重大问题要经过支部、党委讨论决定。这个方案只待实际成熟即可付诸实施。很快，这个时机便在三湾出现。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领众人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这里地处湘赣边区的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等地的交界处。群山环绕，追兵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武装反抗。毛主席抓住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

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人员不足1000人，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由于雇佣军队的影响还在，加之作战失利，一部分人开始动摇。面对军队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党没有掌握军队，并正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主张。以师长余洒度为代表的众人不同意这个主张，对此提出了异议，毛主席耐心的解释，说“支部建在连上”，才能会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经过毛主席的耐心解释，最终通过了这些提议。

“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从此建立起来。这个制度有哪些优势呢？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实质上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特别注意了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战士们思想一致，步调统一才有巨大的战斗力。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影响极为深远，也使人民军队在团结统一方面威力极为强大。

1927年立春之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戛然而止，自此跌入谷底。

从1927年3月到中共六大，短短的15个月时间里，有近30万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党员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000余人，一下子降到了17000余人，减员幅度几达70%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地摆在党的面前。但中央的领导层的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有跟上急剧变化的局势。他们完全没有跳出旧思维的窠臼。而是认为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没有获得独立武装之前，党唯一能够凭借的就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运动动员起来的群众。在这样生死攸关之际却自缚手脚，将这唯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抛弃，以手无寸铁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岂有不失败的道理呢？

令人感到慰藉的是，这并非党内唯一的声音。毛主席直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主席的认识显然高出众人一个档次。他认识到所谓的“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指出了革命是暴力的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了，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主席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不保存武力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并不是毛主席头脑一热的想法，而是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月，毛主席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包围革命。在毛主席看来，“枪杆子问题”，已然成为关乎全局成败的关键。

随后在我党著名的“八七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岌岌可危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主席没有照葫芦画瓢，模仿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是根据中国国情的实际和历史经验，响亮的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毛主席的这一观点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也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快速治疗中国之顽疾。不顾本国实际，生拉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将中国搞得面目全非，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并最终扎个于陕北。

队伍在陕北尘埃落定后，时代的主体已然由土地革命逐渐向全民抗战慢慢转变。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唯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我们党已经和国民党缠斗了近10年。无数人民、战士为此流血牺牲；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反动集团也从未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拿了10年的枪杆子，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恰逢此时全面抗战刚开始，王明从旅苏归来。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否认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主张不要枪杆子。在蒋介石时刻准备向我们痛下杀手之时，这样的主张是相当危险的。

毛主席则要比王明看的更加长远，他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主席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的民族抗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是得不到一点东西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和欺骗恐吓的老当，好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党应该自觉成为这个战争的领导者。每个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

同样是拿枪杆子，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为人民而战，也就是毛主席口中的“要争人民的兵权”，而国民党、蒋介石则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独裁的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观延安，他无比感慨道：“在延安，我听到最多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蕴含着深刻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一种持之以恒的信念。”

这位五星上将终于搞清楚了共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毛主席在1947年10月18日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说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与此形成巨大落差是，率先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国民党却始终不清楚这一点。

1948年10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投降。几年后，郑洞国去上海就医时途经北京，当年辽沈战役的主力干将萧劲光、萧华，请他吃烤鸭，希望他出来为人民做些事情。

在上海养病期间，他请求参加新中国建设。经毛主席提议，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毛主席请郑洞国吃饭，席间郑洞国盛赞毛主席的理论水平，毛主席却对他说：“拜人民为师，站在人民的一面，能战胜一切。”

郑洞国

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其中，关键的问题不是枪杆子有多硬的问题，而是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是夺取胜利的根本。

这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在党、军队最为难之时，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样伟大的论断，给我们党指明了斗争的出路，在随后的秋收起义里他率队上井冈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决策，使军队更加有战斗力，这是我军的新生，他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后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人民军队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面，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