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福湘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李淑一收到了毛主席的一封回信，回信中，不仅有毛主席对她这位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切之语，还有毛主席回赠的一首词作。

这首词，正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该词篇幅不长，却饱含毛主席对亡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因此在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诗词爱好者的热烈反响，纷纷广为传唱。

但在两年后，正在台湾担任“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读罢这首《蝶恋花》，却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

“其中最末一首即大陆文人大捧的《蝶恋花》，没有一句是通的”。

胡适此言，是何用意呢？

李淑一是湖南长沙望城人，其父李肖聃是一位在湖南很有名望的学者和教育家，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很早就十分相熟。

1901年，李淑一出生，而巧合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年，杨开慧也来到人间。

到了1920年，杨昌济病逝于北京，而作为同乡的李肖聃，为杨昌济还魂故乡出力甚多，不仅如此，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杨开慧得以进入长沙福湘女中。

在这里，杨开慧与童年好友李淑一再次相遇，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

此时的杨开慧，已经与青年时期的毛主席陷入爱河之中，看到形单影只的闺蜜，杨开慧就决定，一定要帮助她解决人生大事问题。

在物色的一番人选后，杨开慧觉得毛主席的好友柳直荀，是值得李淑一托付一生的人。

柳直荀，湖南长沙人，是毛主席青年时期众多好友之一，相比之下，柳直荀不管是家庭背景还是学识，在毛主席当时的一众好友里，称得上是一个佼佼者。

他的父亲柳午亭不仅是学贯中西的高才，同时还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大学执教，此外，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先生的首次会面（此次会面促成了同盟会的成立），也是柳午亭先生从中斡旋而成的。

更重要的是，柳午亭先生还是毛主席在武术、体育上的老师。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对体育运动极为重视，在他少年时期，他就清楚的认识到，若要挽救当时的中国，青年一代必须要做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否则，空有救国之想法却无强健的身体支撑行动，那一切都等于零。

毛主席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求学期间的他，在旁人均纷纷逃避的体育课上，却一丝不苟的进行着训练。

而1916年暑假，毛主席步行一百多里，从韶山冲前往长沙板仓看望老师杨昌济先生，在与杨昌济先生的交谈中，毛主得知杨昌济先生的好友柳午亭也是这种看法，当即就提出，要去拜访这位先生。

又步行了40多里后，毛主席在长沙高桥见到了柳午亭先生，在这里，柳午亭先生不仅与毛主席探讨了国家大事等文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还传授给毛主席几招湖南著名的“八拳”绝技。

也正是在这里，毛主席结识了柳午亭先生先生之子，也就是柳直荀，年纪相仿的二人，很快成了挚友。

之后，在毛主席的影响下，柳直荀成为一个坚定的进步青年，并在1924年由何叔衡等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杨家和柳家距离相近，加上又是爱人的挚友，所以，杨开慧对柳直荀还算是“知根知底”的，在她看来，柳直荀是一个不浮夸，对人诚恳且遇事沉着的好青年，所以，在与毛主席商量后，杨开慧就把他介绍给了李淑一。

经过接触，李淑一对柳直荀也是好感满满，而在柳直荀眼中，这个既有新知又有旧学的负责任的贤淑女子，正是自己梦想中的灵魂伴侣。

就这样，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二人互表心迹，最终在1924年10月30日，两人正式结婚。

李淑一与柳直荀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毛主席与杨开慧的影响，两对儿夫妻也有很多相像之处，比如都是进步青年，也都支持婚姻自主，这样的结合，注定了两对儿夫妻未来的感情之路，是相互扶持和相互提携的。

但幸福总是短暂的，在1930年和1932年，毛主席和李淑一分别失去了自己最亲密的爱人。

先是在1930年，因为叛徒的出卖，杨开慧在长沙板仓家中被捕，敌人为迫使杨开慧就范，逼迫她宣布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而杨开慧坚定的怒斥敌人，“要我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最终，在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告别了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从容就义，而在就义前，杨开慧留下了一句遗言：

“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而在杨开慧被害的前一年，也就是1929年，李淑一被反动派逮捕，敌人逼问她柳直荀的下落，但李淑一即使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丈夫的踪迹。

最后，还是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利用关系，才把女儿救了出来，但没过多久，噩耗便传来，她的丈夫柳直荀已经牺牲了。

这就是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背后故事，毛主席笔下的“骄杨”，自然是他的爱人杨开慧，而这个“柳”，便指的是柳直荀。

柳直荀牺牲后，妻子李淑一悲痛不已，她始终不敢相信深爱自己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日日思夜夜念，以至于在那段时间里梦里都是丈夫的身影。

怀着对丈夫的无尽思念，李淑一在当时写下了一首《菩萨蛮·惊梦》：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在此之后，虽说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毛主席始终关心着李淑一这位好友，因为在她身上，不仅寄托了自己对亡妻杨开慧的思念，还有对挚友柳直荀的怀念。

1945年4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柳直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孀居十余年的李淑继续在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教书，而在1957年的一天，李淑一看到毛主席的诗词登报后，不由得回忆起丈夫柳直荀和闺蜜杨开慧，于是，她把十几年前所作的那首《菩萨蛮·惊梦》寄给了毛主席，希望毛主席能给予指正。

而在看到李淑一的来信后，毛主席的眼前，浮现出了曾经他和杨开慧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的岁月。

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子啊，她从未向毛主席提过哪怕一丁点要求，反而一直在默默付出，不仅为毛主席生养了三个孩子，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支持着毛主席。

哪怕是在就义前夕，她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想到这里，毛主席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油然而增，而这些情绪，与李淑一对柳直荀的感情十分相似。

有感而发之下，毛主席提笔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从形式上来讲，毛主席的这首词，是对好友李淑一的唱和，这种文学上的礼仪古即有之，毛主席以《蝶恋花.答李淑一》来回和李淑一的《菩萨蛮·惊梦》，这种做法，是正常的诗词唱和礼仪。

而从内容上去看，毛主席通过这首词来悼念亡妻和追思挚友，也完全是人之常情，并且，毛主席在这首词中也没有把这种感情停留在个人层面上，而是追昔抚今，表达出了对所有革命烈士的缅怀。

单是这份境界，就值得被传唱，更别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巧妙的结合神话，同时还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手法了。

但偏偏，就有人看着“不顺眼”。

1959年3月，正担任台湾“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得到了一部《毛泽东诗词》，在研读一番后，对文学颇有造诣的他，却在日记里写到，这首《蝶恋花》，“没有一句是通的”。

那么胡适所说的该词“不通”，是不是真的成立呢？

如果仅从诗词创作中所讲究的“押韵”来讲，胡适说的并没有错，作为一个在文学上确实有所成就的人来说，胡适对于旧体诗词还是有一定研究的，而这种基本的押不押韵问题，他还是能看出来的。

所谓押韵，是诗词创作时一个基本的标准，一般来说，诗词中每句的末字便是韵脚，而在创作诗词时，需要注意上一句的韵脚与下一句相押，也就是发音类似或者相近，这便是押韵。

从这个角度再去看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还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该词的前半部分，即“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四句是都符合押韵规律的，第一句末字是“柳”，后三句末字分别为“九”、“有”、“酒”，均属“仄韵上声二十五”，所以上半部分是符合押韵的。

但在该词的下半部分，也就是“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却不是这个样子。

第一句的末字是“袖”，也属“仄韵上声二十五”，因此按理说接下来就该顺着来，可实际上却是“舞”、“虎”、“雨”三字。

这三字的韵脚，与“袖”完全不一样， 而这种与前文不一样的格式，在诗词创作中就属于是“出韵”。

通常来讲，“出韵”是创作旧体诗词的大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胡适所说的“不通”也没有错。

但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诗词大家，一生中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并且，他对旧体诗词也有过很深的研究，所以说他不知道押韵和韵脚的讲究，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为何毛主席没有将内容改的更押韵呢？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毛主席创作诗词的原则，并非是为了押韵而押韵，而是更多的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

创作诗词，最基本的当然是押韵和格律，但更重要的，是意境和意义，古代诗词大家就提到过，“不以律而害其意”，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了凑格律和押韵，而影响到诗词本身所要表达的含义。

如果只是为了押韵而押韵，那么就失去了诗词的本意。

并且，古代有不少诗词大家在遇到“意”和“韵”的冲突时，往往都是“意”为先“韵”为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随便举个例子：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所见》清.袁枚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些诗词中都存在不押韵的状况，但都没有妨碍这些诗词成为传唱千古的名篇。

所以，“不以律而害其意”这个连古代人都懂得道理，毛主席自然是清楚的，而他在创作时也不会刻意去追求什么押韵导致影响诗词的意思表达。

但作为文学方面有一定成就的胡适，难道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相信胡适并非不知道，要是他真的不知道，那他这文学大家的名号真的就太水了，但问题就在这里，既然他知道，却又为何非得“挑毛病”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一句话，胡适这么做，就是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用老话来说就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非得找个毛病出来，方能显示出他的能耐。

实际上胡适这么针对毛主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借此发泄他心中的不满，毕竟在曾经的胡适眼里，毛主席是他“看不起的学生”。

1918年，年轻的毛主席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谋得了一个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而此时的胡适，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属于当时毛主席钦佩不已的大人物。

因为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毛主席有机会见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几个知名人士，抱着好学的心态，毛主席本想向他们虚心请教，但结果却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是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在后来，胡适与毛主席还是有了一定的交流，1919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文章，胡适读后称赞不已，认为文章“眼光很远大”。

但两人的交流仅限于此，并且在此之后，因为理念上的不同，两个人也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两人理念上的分歧就相当之大。

毛主席当时坚决主张“一致对外，联合抗日”，但胡适却在幻想依靠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而中国军队则不要与日本抵抗。

到了抗战胜利之际，胡适得知毛主席要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马上写了一份电报，电报中他提出，希望共产党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管理。

这种想法，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一旦共产党真的放下了武器，那么以蒋介石的作风，最终会是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自此毛主席与胡适也就没有来往，但作为心高气傲的胡适来说，看着那个曾经被他瞧不起的学生，最后在政治、军事上乃至文学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时，他心里哪里会服气？

这个时候，胡适就想“挑点毛病”出来，以平复他那不甘的心，但挑来挑去，即便是他最擅长的文学方面，他也实在是找不到毛主席有什么缺陷。

最后没办法，那就只能“鸡蛋里挑骨头”，从“韵脚”这种细微之处来找毛病了。

但他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影响到毛主席诗词的地位，反而暴露出了他的“小家子气”，他没弄明白毛主席的诗词之所以会受到人民的喜爱，不是因为什么华丽的辞藻和语言，更不是押不押韵，而是诗词中的真情实感，以及毛主席无人能及的境界和格局。

很显然，胡适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看到了却不敢面对这一点，这才会做出那样令人发笑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