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三人文学上造诣深厚，成绩斐然，称三大文豪一点也不过分。可是三人却喜欢在自己不擅长的军事领域著书立说，结果出现一些“悖论”，让很多人看了直呼“文学天才，军事蠢材”。这是为何？

（三苏全家福）

苏洵一介书生，从未当兵作战，却专门写了一组军事论文，命名为《权书》。其中《用间》一文提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观点：打仗不应该用诈术，要“用心于正”，坚持以“正道”破敌。

“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无独有偶，苏轼也写了2篇军事论文《孙武论》上下篇，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孙武“兵以诈立”的观点，指出军事上的欺诈手段长期使用会污染人心，甚至会传染到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上，还提出了“廉、静、信”三原则。

苏洵、苏轼父子都反对在军事上使用诈术，然而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一直是军事斗争中将领们所遵循的信条，所以二苏此番言论令很多人费解。

（苏洵）

再说苏洵的小儿子苏辙。苏辙在军事上的“悖论”体现在他对禁军训练的强度有意见。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执政，废除了王安石新法。此时，苏辙以右司谏的身份奏请朝廷，要求降低禁军日常训练的强度，文章洋洋洒洒，列举了大量“训练过度”的危害。

自古强军，训练首当其冲，而且北宋中期的禁军之所以弱势，的确与训练不足有关，所以王安石制定了严格的训练方案。苏辙提出降低禁军训练强度，遭到后人普遍的批评。

苏家三大文豪为何在军事上集体犯幼稚病？颇令人深思。

很多人认为，“重文轻武”的思想，是三苏在军事上犯幼稚病的主因。

理由是，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像一座大山，将武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宋人由此轻视武人，不愿习武，不愿言兵，不研究军事，军事素养很差。因此，像苏洵、苏轼、苏辙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军事思想上显得幼稚很正常。

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要知道，北宋“重文轻武”只是“轻武人”，不是“轻军事”。北宋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轻军事无异于自杀，是不可能的。北宋“轻武人”的方式是“以文督武”、“以文代武”，武官有统兵权，但不能任正职，正职须由文官充任。不仅军队首脑为文官，地方州县一把手也是文官，也亲自抓军事，正如司马光在《乞罢将官状》中所说“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也。”

正因为大量文官管理着军务，促使他们不得不主动去了解军事，毫无疑问，这增加了文官们的军事知识，提高了文官们的军事素养。

所以，应该说三苏在“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军事素养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苏轼）

以苏洵为例，苏洵写的军事专著《权书》除了《用间》一文有争议外，其它都非常有见地。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游击战的要诀——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苏洵在《权书》中便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还提出了“以众入险阻，必分兵而疏行”的原则及“审势”、“审敌”的主张，都非常实用，显示出极高的军事素养。欧阳修很赞赏苏洵的《权书》、《衡论》，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推广苏洵作品，苏洵因此而出名。

苏轼的军事素养也不差。以苏轼的军事作品《孙武论》看，他提出时代变了，军事斗争的原则与方法也要变，提出“将军之兵法”应向“天子之兵法”转变，不仅要考虑“用智”，还要考虑“其所以用智”……这些都是真知灼见。另外，苏轼于1061年写的策文《教战守策》提出居安思危、教民习武、以民为兵，更是高瞻远瞩，令人钦佩。

从实际情况看，苏轼正式踏入仕途的第一任官职是凤翔签书判官，管理兵、吏、刑、水、工五曹文书，其中兵居首，说明他对军事决非一无所知。后来，苏轼又任过密州、湖州、徐州、湖州知州，既管行政也管军事，更说明苏轼是懂军事的。

可见，北宋“重文轻武”的思想不是三苏军事幼稚的原因。

（苏轼）

儒学产生于春秋，到北宋时已有近1500年历史；独尊儒术始于西汉，到三苏时亦在1100年以上。也就是说，北宋三苏时期，儒家思想已深入到每个读书人的骨髓中，作为儒家思想核心之一的“信”字，也被读书人奉为圭臬。

“信”字由孔子提出，被孔子视作立国、治国之根本，人与人交往的准则。西汉时，董仲舒创立新儒学，将“信”字列入“五常”中，进一步提高了“信”字的地位。

三苏皆为读书人，十几年寒窗苦读儒家经典，自然对“信”字十分尊崇。“信”的反面是“诈”，看到古代兵书里提出各种诈术，苏洵和苏轼心里便不舒服了，于是提出反对意见。从苏轼提出的“廉、静、信”三原则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以儒家标准来看待军事斗争中的诈术的。

然而在真正的行军作战中，谁会尊崇一个“信”字呢？相反，“诈”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就算是诸葛亮这样的儒将，真正身临战场，也会彻底抛弃儒家仁、义、礼、信那一套，而采用各种欺骗、迷惑、引诱、偷袭等手段对付敌人，而且杀人如麻，心狠似铁，丝毫不会怜惜敌人性命……

苏洵与苏轼，很显然是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残酷性，才理想化地将儒家之诚信思想引入战争中，犯下了“幼稚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食儒不化”。

至于苏辙反对禁军士兵“过度训练”，也与儒家“仁”的思想有关，仁者，宽以待人也，反对严格的军事训练便可以理解了。从苏辙上书的结果看，朝廷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了禁军高强度的训练，说明苏辙并不孤立，当时很多官员都与苏辙持相同意见。

（苏辙）

这也就暴露了苏辙提议的另一原因：党争。苏辙乃旧党，强烈反对主张变法的新党，于是对王安石这样的新党提出的所有改革措施，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一律反对。从这一点上讲，苏辙反对禁军严格训练不是愚蠢，而是故意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