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是极少知道杨骚的，即使偶尔有几个知道，必定是借着白薇之名附带知道这个名字，然后加上一堆不好的印象，如“渣男”“负心汉”一类而沉在心底，绝对的负面人物一个。
在民国文人中，有所谓“四大渣男”之说，即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和胡兰成，郭沫若在文革中可以说是民国文人中除鲁迅外仅存的“硕果”，声名很是响亮，再说了，都知道读书要读“鲁郭茅巴老曹”，那头衔也不是白来的。
徐志摩有林徽因，胡兰成有张爱玲，所以相对来说，郁达夫相对要寂寞些，因为王映霞本不是圈内人，便也可以理解了，而最冤枉的就数这杨骚了，幸好白薇的名气不算太大，如果也同林徽因或张爱玲那样地如日中天，杨骚挤下这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很正常的，我估计多半郁达夫要下来。
郁达夫 王遇霞
他和郁达夫二人不但长期合作，也还有很多相像之处，都是南方人、大才子、年轻时都有“民国帅哥”的美誉、其他如留学日本、情人无数，著作等身、同鲁迅交集很多、在南洋热血投身抗日宣传等等，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郁达夫在抗战胜利后被日军暗杀于苏门答腊丛林；而杨骚幸运地从印尼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广州作协副主席，还先后被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代表。
按现代人的观念，绝对没有人会用这个“骚”字来给自己取名字，这个字于现代意义上，除了“迁客骚人”或《离骚》外，其他皆是如弄骚卖姿一类的风情之意，总体来说就不是一个好词。
杨骚自然是笔名，他是福建漳州人，本名杨古锡，字维铨，他之所以用这个笔名自有其深刻的含义，“骚”，即是发牢骚。既是对当时社会的愤懑，也是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命运的怨恨。
他既反抗社会的黑暗，又不断地挣脱个人情感和命运的羁绊，他永远和这个‘骚’字紧紧相连。由于长期飘泊无定，所以，他的‘骚’总是带着一股不为人所理解的愁怨。
小时候的他还算是很幸运的，他过继给堂叔杨鸿盘为子，而这位堂叔是清代最后一批拔贡生，文学修养十分地深厚，且家境富裕、思想开明，所以，杨骚他的庇护下，一路顺利地读书学习，并在高中毕业后赴日本留学。
他本来的意愿是入海军学校，希望以后能一血中国战败后所受的耻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能实现，于是，他转学矿业，希望以后能“开矿救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后是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然不是他来日本的初衷，但好歹是公费，生活是不用愁的。
杨骚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思想紧跟时代新潮流，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骨子中似乎就存贮着天然的文艺基因，因此，他在日本期间，便开始了他的文艺创作。
自他第一首诗歌《一个日本女人》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后，杨骚便一发不可收拾，思如泉涌，连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诗歌，随着声名日起，很多人都知道了一位诗坛的新星——杨骚。
1927年，27岁的杨骚回国，依然进行诗歌的创作及翻译文艺作品，著作颇丰，而此时，他遇到了大他七岁的女作家白薇，从此，他陷入了一场奇葩的恋情，最后在这场情殇的旋涡中，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而且也给白薇带来了一生的痛。
凭良心说，杨骚和白薇的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误会，是没有结果的邂逅，如果二人只是抱团取暖，那将是十分美好，且对二人都是十分有益的。
无奈，白薇爱得太深，陷得太深，她对杨骚的情感，就像张爱玲遇到胡兰成便“卑微到尘埃里”一样，最终的“杨骚之恋”是毁了自己也伤了对方，就如同下水去救人，却被溺水者紧紧地缠抱，于是，二人一起悲剧了一般。
“我是爱你的呵！信我，我最最爱的女子就是你，你记着！但我要去经验过一百个女人，然后疲惫残伤，憔悴得像一株从病室里搬出来的杨柳，永远倒在你怀中！你等着，三年后我一定来找你！”
这是杨骚最为后人诟病的一段话，写在他给白薇的信中，这段话不仅让他在后人的眼光中成为一个毫无廉耻的渣男，也使他的名声受到了严重地损伤，因为他们二人的通信集是公开发表的。
就我来看，杨骚是个很有同情心的男人，他虽然四处寻情，“娼家是我的坐卧处”，按有正常思维的女人来说，谁愿意嫁给这样的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所以，我理解，这就是一种拒绝。
但是，说是拒绝，却又写得情意缠绵，百转千愁，这是不忍心伤白薇的心而直接拒绝抑或是有其他的含意我不得而知，他是否真正向着“一百”而努力，真耶假耶，成效几何，这些皆无从考证，一切尽在云雾中。
然而，杨骚在这场“姐弟恋”中，并没有将白薇当作自己可以作为伴侣的对象，他心中也许忘不了他的初恋凌琴如，他只是将白薇当作自己落难时的蔽护所，否则，他不会在同白薇的婚礼现场逃得无影无踪的。
这次的逃婚给白薇的打击是沉重的，可是，白大小姐依然原谅离他，爱上一个人，只要一瞬间，放下一个人，却要一辈子，这就是白薇，她一直在思念中等着他回来，当然，就杨骚而言，他的做法有些太过自私和无情了。
不忍心伤对方，却让对方伤痛了一生一世，但依我的推理，这肯定不是杨骚的本意，他被对方逼到死角了，不过，杨骚这样的行事方式，让他从此是落下骂名而不得翻身，是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理解或宽容，被人称为“渣男”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定无缘的人，就应该狠下心来与对方彻底地告别，但杨骚却是在顾忌伤害白薇的心路上纠结，最终更加深深地伤害了白薇的一生，在和自己的内心“和解”的挣扎中，将自己涂抹得面目全非。
但是，不管对异性的态度如何，杨骚在民国时代的文学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同鲁迅的交往是相当地密切，受到鲁迅的器重和提挈，鲁迅在其日记中有数十次提到杨骚的名字，而白薇也是由他引见并在鲁迅的关怀下，迅速成为闻名于世女性作者。
鲁迅先生
而杨骚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达到了高峰，他不仅在鲁迅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14个剧本、几十篇诗歌、小说和译作，还结识了如柔石等众多的左翼文学青年和知名作家，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作家，并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他也被誉为“新诗先行者”。
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郁达夫等人一起，为抗日竭尽全力地鼓与呼，期以唤醒民众一致抗日，是中国文艺界最坚定的抗日战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因抗战中的诗歌成就，而被誉为“抗战诗星”。
皖南事变后，按杨骚的意愿是准备去延安的，可是，当他在被周恩来接见后，接受了去南洋工作的安排，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帮助爱国华侨首领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总会的机关刊物《闽潮》，发表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文章，使这份刊物成为对华侨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同郁达夫、胡愈之等人一起又发起组织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大力宣传世界范围内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他一直坚持到新加坡沦陷前夕，才撤至印尼苏门答腊的深山密林里，过着隐名埋姓的艰苦生活。
1944年，他同当地的侨生陈仁娘结婚，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后来育有三子，也算是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新加坡，一边教书，一边帮助陈嘉庚进行《南侨日报》的复刊，并开始编纂《大地与南侨》一书，后来又担任《生活报》的副社长，继续创作和发表他的诗作，其中也发表有大量的杂谈及评论文章，为南洋文艺的振兴而勤奋工作。
但是，长期的劳累加上以前在丛林中艰苦的生活，对杨骚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再坚持，直至回国后方才有所好转。
在新中国，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因而担任了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人民代表，但是，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和长久的疾病，于1957年在广州去世，享年57岁。
观杨骚的一生，实在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作为一位“热爱祖国的多情的歌手”，以他“一生为革命文化事业奔走南北，着译丰富”的成就，在民国的文学阵营中，肯定是应该排在第一阶层中而被大加赞扬的。
但是，现在他却默默无闻，似乎是个附着在白薇名声之下的存在，其实在民国，又有几位文学大家没有伤害过女性，如鲁迅之于朱安，郭沫若之于佐藤富子，不管形式和历史原因为何，都是给女性太多的伤害，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太多，太多。
所以，如其子杨西北所言，“父亲有点被歪曲了”，杨骚在后世，背着“浪子”或“渣男”一般的标签，在“不仁不义”的重压下，被后人有选择性地遗忘了，他同郁达夫一样，除了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几乎不为人知了。
人们将其与冰心和林徽因一起，誉为“构成福建新诗源头”，然而，平心而论，他的名声与这二位相比，相差得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说个天壤之别亦不为过，每每想到这些，便不禁会仰天长叹，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