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前后历时七年,打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总共花掉军费3200万两;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历时不到两年,却花掉了近6000万两军费。御史不禁要问,同样都是打新疆,为何左宗棠要花这么多的银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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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五月初三日,京师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保留陕甘总督原职,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
然而要将沦陷十多年的新疆收复,困难之大是无法想象的。除了左宗棠之外,最高统治集团内无人愿为、无人敢为、无人能为。
缘何?主要是由于新疆问题比太平天国以及捻军、回部起义更为复杂,除了要解决与英、俄两国的矛盾,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用兵新疆的后勤供给有难以想象的困难。
光绪元年时,清军只控制着新疆东北部偏狭的贫瘠地区。以当时的运输能力,在多是沙漠地区的新疆,翻越险峻的天山筹运军粮,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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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清军刚出关时,主要依靠河西走廊采购军粮,沿着凉州到甘州,再到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到安西、哈密,经巴里坤至古城一线运送,这条运输线全长4800多里。
尤其是安西到哈密途经戈壁,几乎都是无人区,中间只有安西城北四站的马莲井可以短暂休息,补充水源。由于运道漫长艰险,沿途人畜消耗之外,到达时粮食已所剩无几。
可能有读者会说,乾隆朝打新疆不也存在运输困难的问题吗?当然是不一样的,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客观条件与雍正、乾隆用兵西域时是无法相比的。
那时玉门关内外十分安定,军饷充足,行军多在人烟稠密之地,可随时就地采买粮草军需,也可以随时征雇骡、驴和骆驼。而同治末年的情况正好相反,陕甘连年战乱,生产破坏,人口锐减,饥民载道,一片萧条。所有军需物资都在在关内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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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要收复新疆,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所需的兵员、粮食、装备特别多,转运任务特别艰巨,困难之大令人望而生畏。
近6000万两军饷是怎么花掉的?左宗棠的六七万大军,每年的军需费用至少需要一千多万两,这个数字是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或六分之一。在中央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划这笔军饷确实比较棘手。
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左宗棠依靠各种途径总共集饷42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慈禧承诺给他的500万两的启动资金。
用兵新疆的军费何以如此浩繁?御史总结起来,除了日常的军需供应,还有以下几个大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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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遣散费用高昂。左宗棠所统率的大军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以楚军为主力,协以各省精锐的绿营兵。此前部署在前线的兵力大多被裁换。
因整顿军队,留强汰弱,被裁遣的官兵由于多年欠饷,左宗棠不仅要发放全部欠饷,还要筹措他们回籍的路费。这笔开支十分巨大,仅同治十三年三月至十一月,左宗棠遣散官兵2万余人,耗费达80多万两,由此可见整编费用之巨大。
其二是后勤补给占了很高的比例。前面也说了用兵新疆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御史给诸位算笔账。
从凉州运到安西,每一石粮食需银11.7两;从肃州运到哈密,每石需银15两;由凉州运至古城,每石的耗费更是高达20多两,这个价格差不多是粮食原价的20倍了。仅此一项,每年就得支出200多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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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恢复生产的额外开支。由于长期战乱,甘肃人民流离失所,急需安抚恢复生产。为此,左宗棠令甘肃地方官散发大量种子、种羊,发放赈济款项,设立粥厂,以巩固新疆的后方,这也是一笔不可少的巨大开支。
以上几个方面的额外支出加上军队必须的开支,那么一年下来至少也在2000万两以上了。
为了筹饷左宗棠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光绪二年春,左宗棠借外债1000万两,以将军饷问题彻底解决,最后在清廷的协同下,又于光绪三年借两笔外债350万两。这两笔贷款的利息极高,总数竟然超过了借款的半数。为此,朝野内外纷纷对左宗棠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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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贷国债说》的文章,更是把左宗棠推在了舆论的最前线。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左爵帅于万分竭蹶之中,作通盘筹算之想,特委胡雪岩观察在沪告贷于西商,前后三次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分期摊还,按年给与得利,并以江海、粤海、闵江等在为质,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举,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
“夫泰西诸国之贷债也,其息大率每年百两之五、六两耳,今中国乃竟倍其数而付之,且必责关票以为凭,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重利让之他邦,贫名播于邻国,然当局犹以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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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诸大臣也反对这种高利贷的做法,就连与左宗棠光关系不错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也直接上奏朝廷,对这种举借外债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与左宗棠素有私怨的李鸿章就更不必说了,他背后煽风点火,吹捧沈葆桢的奏疏言辞恳切,又看到了古时忠贞大臣的风采,对沈之进言十分敬服。
左宗棠获悉后也是无可奈何,如此重息的外债他也不想借,可用兵新疆朝廷又拿出钱。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全力支持左宗棠,李鸿章眼看大量银钱流入新疆,心里头就跟针刺一般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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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息借外债客观地说,确实是让朝廷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盘剥。可是没有这笔钱,西征大军就无法出关,白头临边的左宗棠就无法戡定新疆。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特定条件下,其实经济上的贫穷和政治上的压迫欺凌,才是我们民族肩头上的重负。